把中医药更好融入医改大局
陈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全国中医药系统积极参与医改实践，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与西医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初步形成了中医药医疗、保健、教育、科研、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格局，为医改三年重点任务的完成和增进人民健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三年医改取得重大进展，未来四年的医改工作启动在即。“十二五”医改的总体思路是要立足于制度建设、制度完善、制度创新，解决好改革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解决好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全国中医药系统要准确把握卫生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发挥中医药特色和优势，为“十二五”医改目标的实现贡献力量。
一、在深化医改中进一步发挥好中医药作用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十二五”医改规划、谋篇布局医改工作时，要认真总结发挥中医药作用好的经验和做法，并吸收到未来医改政策中；在确定医改工作任务时，要时刻想到利用好中医药资源，不能让中医药边缘化。
中医药在重大疾病保障方面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这是中医又一个机遇。要在临床路径的制定、中西医联合用药方案的确定、新农合的报销政策等方面，创新诊疗模式和管理模式。中医药要在大病保障当中发挥重大作用，充分发挥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在20个大病方面的作用。既在常见病、公共卫生服务当中显示中医药的作用，同时又在重大疾病方面提升中医药的服务水平，创新中医药的服务方式，显示中医药不可替代的优势。希望中医药管理部门抓住机遇，根据“十二五”医改规划要求，抓紧统筹谋划，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把中医药更好地融合到医改大局当中，力争在全民基本医保、基本药物制度和公立医院改革三个方面，实现重点突破。
二、落实好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今年“十二五”规划提出的重点任务将全面展开，要将规划中有关中医药的内容形成可实施、可操作、可评估的具体项目。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形成合力，与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努力把相关规划中的中医药内容形成重大项目，力争更多的经费支持。实施“十二五”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和专项卫生规划时，要高度重视中医药项目的安排，给予适当的倾斜，逐步扭转中、西医一条腿短、一条腿长的局面，切实体现扶持和促进的政策要求。同时，要加快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医药特点、反映中医药发展规律的制度体系，避免简单套用西医药的管理方法、手段和标准去管理、去衡量。
三、发掘传统医学文化内涵，弘扬新时期中医药文化
传统医学“大医精诚”是中华文明深邃的哲学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卓越的文明智慧在中医药中的集中体现，成为我国卫生文化核心价值的重要渊源，也是中医药人始终坚守的职业精神。中医药文化是建设我国健康文化的深厚基础，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医疗卫生职业精神的重要内涵。在做好中医药工作的同时，挖掘中医药文化价值，凝练中医药文化的内涵实质，使当代中医药文化能够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充分反映中医药文化基本元素，并体现出时代精神，使之成为广大中医药工作者为群众服务的强大精神力量。
四、以提高服务能力为核心，加快推进中医药学术进步
要坚持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立足中医药防病治病实践基础，通过解决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强化中医药在维护健康、治疗疾病中的作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理论。要鼓励多学科、多部门的联合攻关，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并充分运用中医药传统研究方法，力争在中医药学科学内涵的诠释、中医药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特别是中医药标准规范的建立等方面有所突破。要整合资源，打造体系，开放平台，把国内的各种优势资源集中起来，建立紧密协作的大兵团作战模式，发挥多中心临床研究的优势，打造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充分建设和利用好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这个平台，向海内外中医药科技工作者开放，促进多学科融合，向具有优势的病种凝聚。
要重视理论和实践的“互动”特别是“转化”，将已有的研究成果及时有效地转化成指导实践的理论方法、用于临床的技术手段。要加强对重大科技项目的管理和指导，推进医、产、学、研的有机结合，促进集成升华，推动跨越发展。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
还中医本来面目
朱锦善深圳市儿童医院
近百年来，中医命运“坎坷”！现代中医之路，究竟应该怎样走？是今天中医人必须思考并付之实践的问题。重庆市中医药学会名誉会长
建立自信、正确评价自我
学中医难，行中医更难。走好中医路，走正中医路，走向中医的成才与成功之路，老一辈有老一辈的困难和艰辛，新一代有新一代的迷惑与努力。
首先，对中医要有崇高的信仰和坚定的信心。中医乃我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对人类繁衍昌盛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连近年来肆虐猖獗的“非典”、“甲流”等烈性传染病，中医中药的疗效也有目共睹。但为何我们有些“现代中医”却对自己失去了信心，这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而不是中医出了问题。
北京中医药大学校长高思华的一席话值得我们思考，他说：“有人用西医杀病毒治感冒的标准来衡量中医，认为中药处方一是没有杀病毒的药，二是一人一方，于是就说中医治病靶向不清楚，没有标准，无法重复，认为中医不科学，这是完全错误的。中医之所以能够根据其不同的表现对同患流感的患者开出不同的药方，是有中医的标准的。评价其是否科学，不能够根据其与西医的观念和方法是否吻合，而应依据是否可以治好病。就好比说十八般兵器，用刀要砍，用枪要刺，若用刀的招式来评价枪，或用枪的招式来评价刀，都是不合理的。”
然而，当今无论是临证思维，还是科研设计；无论是教学模式，还是行政管理，很多都是跟着西医的路子走，套用西医思维模式。用这种思维模式管理中医、发展中医，必然导致中医后继乏术，导致中医人失去信心，丧失信仰。
还中医理论本来面目
首先要还中医药理论本来面目。现行的中医药理论有没有被曲解，这是应该提出来深入探讨的问题。目前的中医院校教材是否全面准确地体现了中医药理论体系与临床体系，值得讨论。因为近二三十年来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人才，读中医原著的少了，对中医的认识仅仅是停留在教材上的那点东西。即使是读完博士，中医基础理论又有多深厚？读过几本中医原著？
笔者的恩师，中国中医科学院
回归中医，还中医药理论本来面目，就要提倡读原著、读经典。真正的中医名家，都是饱读原著，精通经典的。从原著、经典中真正领会中医药理论内涵，并运用到临床实践当中，而且是反复实践，不断提高。“现代中医人”如果只是抱着现行的几本“教材”，或由其衍生出来的所谓“大部头著作”，是很难真正做一个“明医”的。
其次，就是“辨证论治”与“辨证分型”的问题。“辨证论治”是中医最根本的特色与精华，天人相应，因人因地因时制宜，一人一方随症加减是辨证论治的根本体现。而“辨证分型”，将一个病分列若干个“证型”进行“规范化”治疗，实际上是把“辨证论治”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肤浅化，变成十人一方、百人一方、千人一方、万人一方，扭曲并改变了中医辨证论治的思维模式，更不要说这种“分型”是否符合该疾病的实际情况了。
因为从临床角度来说，大家对各种疾病“证型”的看法大不一致。我们常说中医教材脱离实际，不像西医教科书直接与临床接轨应用，就是因为中医教材没有按照中医临床思维去编写，这是导致中医后继乏术的症结所在。“分型”模式是西医的思维模式，“辨证”模式才是中医的思维模式。用西医思维模式解读中医，认识中医，甚至去发展中医，其结果会是怎样呢？
20世纪80年代是中医的一个振兴年代，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给中医带来一个机遇，记得当时“名老中医专家医案经验的电子计算机系统的研究”，很风行了一时。当时为我国著名中医肝病专家
这个事实说明什么？跟上时代新技术研究中医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方法错了，路线错了，就会偏离方向，就会违反中医发展的自身规律，这种“与时俱进”没有实际意义。回归中医，就是要回到中医基础理论的原点，回到中医临证思维的原点，就是恢复中医的本来面目，从中医自身的规律出发去发展。
建立符合中医自身的标准
此外还有中医标准的问题。多少年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医没有标准，无法重复。于是乎，就人为地设标准，搞科研，去验证。事实上，这种认识与思路也是按西医模式去做，结果是交了学费，走了弯路，现在又回到了基本的认识：中医的个体化治疗特色才真正体现中医辨证论治规律。然而大道理大家都明白了，但临床“规范”仍然还是没变，科研仍然必须按“标准”去做，否则课题不批准，临床医疗管理不合格，知与行难合一。
我们常说中医辨证必须体贴入微，治疗用药必须丝丝入扣，这样才能提高临床疗效。而程式化、肤浅化的“分型”显然跟不上临床上的变化。若把它作为“标准”，甚至推向“世界”，岂不是害了中医，由“后继乏术”真的成为“中医乏术”了。
什么是中医的标准？我们说中医的脏腑经络、气血津液、营卫气血、四诊八纲、三焦六经等等都是标准，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对于现代疾病如何建立中医诊疗标准？这需要大家集思广益，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反复实践。不可用行政命令，召集几个人设定几个证型，打个勾就能完成的。一个学科的标准不能急于求成，否则就欲速则不达！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
论中医理论体系的学派流派
孟庆云中国中医科学院
学派流派是一种重要的科学文化现象。在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学派流派既是初始源流之一，也是构建体系的基干，并一直对理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进作用。学派流派，使中医药理论体系呈现出百川多流、群峰岭脉的壮丽奇观。
学派流派是中医理论体系构架的基干
学派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的不同形成的派别。流派和学派相类，学术界一般按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划分，常把为期短时段的或学派中的分支称为流派。在中国科学界、文化界，学术主旨明确者多称学派；有独特技艺以风格见长者惯称流派。学派流派的存在，是科学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古今中外理无二致。在西方，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智者学派，从布拉格学派到哥本哈根学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耶鲁学派，都是学术发展的状态、水平和规模的标志。在中国古代，学派之分最初是因学术主旨不同而形成的。《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吕氏春秋·不二》《淮南子·要略》《史记·论六家要指》和《汉书·艺文志》等都曾以主旨论及学派，大致认为学派始于春秋，盛于战国，儒家、道家、墨家、阴阳家、法家、兵家、名家等诸家各有不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经验系统，不同的学术资源，不同的治学理念，以自家的学术所长，各有用场。
中医药的学派，最初也是因于学术主旨不同而划分的，至唐代以前这种学派在演进中成为学科。宋代以降，在分科之后，又因于学说、观点的不同而茁成为学派。总的来说，中医药形成的时间也和当时的科学文化同步，即中医药学派确立始于春秋，定型于战国，这也是中医药理论奠基的标志。
以学说和观点形成学派不久，在宋金之际因其传播和地域文化等因素，便有地域性学派的崛起，如新安医派、江浙或三吴医派、岭南医派、海派等。同时，在学派中，又因其专长风格的不同，又有诸多的流派，各彰其道。如上所说，学派从发生到发展，先后有因学术主旨不同之学派，这是最原始的学派，它演发为学科。之后在学科中又因学说和学术观点的不同而有学科领域的学派。之后又发展为地域性的学派，地域性学派又以地域文化、家世承传、处方用药习惯、医药资源之异而明道识见异，地域性学派又能超越学科界域，是多学科综合学派，并以地域文化的特征，承传于更长的历史的地域的时间空间。
中医药学派流派的演化也能展示其学术的运动现象。学派流派演化的总趋向是生→盛→异→化。学术主旨的学派演化为经典理论和学科，例如医经学派、本草学派乃至伤寒学派。某一学派称盛于一时后，在发展中引申发扬分异为支流和流派，显例如伤寒学派、温病学派都是派中有派。由客观认识的统一而被公认为中医的基本理论，也有因弘扬不够，或学派流派自身生命力不强而未能传承或为其他理论所吸收，或因传承难度大又未得传人而致失传，典型例子如华佗的外科手术学派，已经有宗师、弟子、学术著作，以学派之势称盛于一时，但以后还是失传了。
学派流派的纵横构建了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医药的不同学术主旨，是学科的滥觞。唐代孔颖达疏《礼记·曲礼》的“三世医”，即《黄帝针经》、《神农本草》、《素女脉诀》。这被谢利恒、任应秋等称为“此盖中国医学最古之派别也。”这也揭示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此后，学派流派成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主干之一，医学分科、医事组织、传承授学乃至著作刊行、学术争鸣，皆难以超然于学派流派。可见，学派流派与中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乘时与俱兴，是其基干，也是为标志。
中医药学派流派的价值与特点
中医药学派与流派，是学术和学科的生长空间，在一定历史时期，重要学派是一面旗帜，在学术上有着非凡的价值：
一、学术的传承作用。宗师们的创新、学术思想、技艺特长等，由其弟子们逐代继承薪传。除对初祖的开山著作继承外，弟子们还整理或注释乃师著作，形成了学派流派的著作体系，使学派之学术接踵前世，递起演明，长荣不衰。
二、学术的放大作用和加倍效应。学派和流派是一个学术放大体系，以其集团的研究能力持续探索某一医学现象或治疗方法，是个人研究能力的“高倍放大”。不仅如此，又由于世代的传承，能使学派的一些重要理念和论述得以彰显。与之比较，不在学派的某种见解或奇险绝招，往往流于单传，即便载入著作，也往往成为“奇异点”而被轻视，久之失传。
三、弘扬学术特长。学派流派能够立世于医林，在于有独到的观点和特技，如伤科技法、针刺手技、打丹火候等，这类绝技是学派流派的生命线，不只是在门派中传承，而且在世代传承中深入研究机理并进行技术改进，在弘扬中创新。
四、引领学术发展取向。学派流派各有其创新进取的动力机制。重大学派的学术思想能够形成学术潮流，并作为旗帜，建立新的规范，引导范式转换。医学史上学术的三次突破转型，都是缘于学派的作用实现的。第一次是张仲景，他确立辨证论治体系改变了以前医经与经方分立的局面，并以理、法、方、药贯通于六经辨证，为后世垂方法、立津梁。第二次是金元四家，特别是其魁首刘完素。他不只是首倡“伤寒是热病”改变了传统的热病惟寒致病的观念。更重要的是，他深研病机，提出了“理论—病机”的辨证论治模式，突破了《伤寒论》的“证候—方药”对应模式，由是可以据病机而选用方药，可以“见痰不治痰，见血不治血”等，只要合宜病机，可以一方多用。第三次是清末民初的海派医学。海派以地域性综合学派称著。以荟萃百家，务求创新，依傍文化，汇通中西，变而适用见长，其成长为领衔的学派，是文化社会需求的选择。不仅领导时代潮流，而且在兴办学校、创立期刊、著书立说等方面开现代中医药医事教育的先河。还在与取消派别斗争，为中医药的继存振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西医学相比较，西医学主要靠新发现新技术引领，中医学主要靠学派流派的动力机制引领。
五、学派流派是交流争鸣的平台。各学派流派皆有自己的学说与观点，在立论推行交流中，每因各派见解迥异而引起学术争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观元好问《伤寒会要·序》知河间之学与易水之学争；观戴良作《朱震亨传》，知丹溪之学与《宣和局方》之学争也。”争鸣不断产生新思想，也是理论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很多时候理论发展强化程度，取决于争鸣论战尖锐程度。除河间易水之争、丹溪之学与局方之争外，医学史上还有更尖锐的争论。例如：赞同与反对五运六气之争，伤寒与温病之争，温补与滋阴之争等，当然也有流派间的“正宗”之争。因各派的学说与观点，都有其实践依据，又每每在争论中互补，因而争论的结果，往往不是孰是孰非、谁对谁错，而是使理论愈辨愈深，愈争愈明，达到双赢。这也与西医学常以后起学说淘汰其前的学说大异。
中医药学派流派与其他的科学文化派别比较起来，主要有如下五个特点：一是诸派同源。二是派中有派。三是门户尊严及派别之间有排他性。四是有些派别之兴往往有哲学背景。五是派别思潮的改变，主要是治疗观点的改变。
从最古的以学术主旨立派的针、药、脉三大派别以降，到宋以后以学说、观点立论的学派流派，以及稍后的地域性学派，都是在中华文化的土壤下抚育成长，其初始理论渊源是一致的，可谓诸派同源。在学派流派中，不仅地域性学派派中有派，各大学派未尝不如此。例如伤寒学派，宋代既有朱肱、庞安时的整理派；韩祗和、许叔微、郭雍等人的发挥派；金代成无己的注释派；明清有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派或三纲派；张遂辰、张志聪等人的旧论派；俞根初的通俗派和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等。流派之多，致使有人称道：“一人一个仲景，一家一本《伤寒》。”在《伤寒论》的学术已被公尊为基本理论的经典时，坚持伤寒学派的学人们仍高扬学派的旗帜。又如温病学派，除有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士雄温病四大家的温热派、湿热派之外，尚有戴天章、余师愚的温疫派及杨栗山的伤寒温疫派。此外，还有逾越于温病学科的支派，例如清代高锦庭著《疡医心得集》，其学术堪为外科温病学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已故妇科专家钱伯暄，属于妇科温病学派。
学派流派在传承中重视门户尊严与排他性。这种学术意识主要是为防止失传和保证疗效。传承中不可避免有系统误差，但如果搀入有悖学说和观点的论述、花梢的技法、变换操作程序、不适宜的替代药物等，常导致理论的失真，技艺的变形，特别是技术性流派对此尤为重视，便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学术的“自纯净法则”，抵制异说和劣技在本学派和流派中发展。排他才彰显个性，富于竞争，这并非是保守，而是为了学派健康承传。这一点，在艺术流派中更为突出。这也使“正宗”为人们所重视。
中医药很多学派常有哲学背景。《内经》为代表的医经学派以阴阳五行为总框架自不必说。金元四家的理论和宋代理学有直接关系，持命门学说的温补学派其理论与太极图有关。南宋文献就曾有火神派的记载，其扶阳理论是遵循《易·乾》等重视阳为依据。这些学派援用哲学构建体系，主要是因于其构建方式是经验总结式，即学派创建者总结大量临床经验，在升华为理论时，便援用某种相类相近的哲学理论为依凭，这也是中医药理论富于哲学性的原因之一。
中医药学派理论的突破主要在于治疗观点的改变。如《伤寒论》在病因学上循《素问·热论》的“伤于寒”，首用辛温解表。而河间学派的刘完素则贯称“伤寒是热病”，开始即以寒凉药物为治。温病学派则认为温热病是温邪致病，叶天士首用辛凉。其他如丹溪学派重用滋阴，温补学派重补脾肾，扶阳学派（火神派）重用温阳药物等，都以治疗观点的明确突出而成为其学派的核心思想。
培植中医药的研究学派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范式转换
研究学派是现代科学家群体组织的一种重要类型，是不同理论、学说、研究传统相互竞争的一种社会表达方式。自19世纪在欧洲兴起以来，已逐步在现代科学中产生了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与通常所说的学术思想学派、文化学派不同，研究学派的基本行动单元是研究小组。美国科学史家盖森（G.L.Geison）的定义：所谓研究学派，是指由成熟的科学家组成的小组，他们与同一机构内的优秀学生并肩从事一项相当紧凑的研究计划，参与着社会和智力方面直接而不间断的相互影响。例如围绕李比希（J.Liebig）形成的吉森化学学派；医学界微尔啸（Virchow.R）在柏林大学病理研究所肇创细胞病理学派；以卢瑟福（E.Rutherford）为核心的卡文迪物理学派；高举波尔（N.Bohr）思想旗帜的哥本哈根学派。这些以不同的理论和方法范式为基础形成的科学家精英群体，不仅成为现代科学进步和理论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创造源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也以卓有成效的活动方式改写了科学现代史。
研究学派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科学研究的职业化和社会化，二是近现代科学范式的转换和交替。库恩（T.S.Kuhn）认为，科学的进步并不是一种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而是新旧范式交替的过程，即渐进的积累与飞跃的变革交织而进的过程。而范式的转换与变革，往往并不能由一个或几个杰出的科学家去实现，而必须依靠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努力。研究学派的群体合作与集团效应正堪当此任。
研究学派的结构和功能使其具有高度的创造性和有效性，其突出的成就有三：
一是建立新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是指科学家群体内部的一种观念体系、研究方法和活动规则的总和。研究学派是以学术权威为核心，以共同的研究范式为基础的科学共同体，它通常在新理论、新方法、新学科的生长点上，这种新的范式以其独立性、开拓性和奠基性对学术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二是科研效率倍增，成果涌现迭出。研究学派将个人创新活动转化为群体创新活动，发挥了群体优势，不断地、连续地获得重量级的研究成果。
三是蕴育或衍生出人才链及创新链条。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成为科学家的摇篮、成果的基地。例如卡文迪实验室的卢瑟福学派先后有14人获得诺贝尔奖，玻尔及其哥本哈根学派有7人获诺贝尔奖，罗马研究小组的费米学派有6人获诺贝尔奖，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德尔布吕克（M.Delbluk）的“噬菌体小组”培养了近3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其学术影响持久不衰。
当代中医欲求振兴，必须有所重大创新和理论上的突破。固然继承传承在中医药是永恒的主旨，但发展到今天已累数千部著作，数百万方剂，再增加几百个方剂、研制一些传统药物，其增益不足以改观发展势头。当代中医药学人的使命，一是要揭示其理论、技术、特色的深层次的科学价值，二是要适应社会需求以其众多重大的创新服务于社会，这就要求当代中医药学以其创新和突破向现代化的范式转换。培植研究学派对发展中医药科学研究，对推动科学进步和理论演进，以科技进步的积累和飞跃，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范式转换。研究学派应承担这一伟大而光荣的历史使命，我们以此呼唤：要培植中医药的研究学派！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文化意义
王庆其上海中医药大学
自《内经》提出“上工治未病”之后，近年来以“治未病”为核心理念的中医特色健康保障服务模式正在逐步形成。“治未病”作为中医学的一个经典理念，在现代科技迅猛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能得到大力推广和应用，充分显示了中医学的巨大魅力。本文拟从中医“治未病”思想的文化意义加以探讨，以求正于同道。
“治未病”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忧患意识的集中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忧患意识的记载甚多。如《周易·系辞传》说：“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欧阳修《新五代史·伶官传序》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儒家代表孔子教诲人们“吾日三省吾身”，强调人应该时时反省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礼义仁爱。孟子也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等，都是忧患意识的具体体现。这里忧患意识已经成为“君子”自身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从社会发展的本质看，忧患意识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一切领域，包括对待自然、对待社会、对待人类自身，都可能产生忧患情绪。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人类对于自身的健康和疾病问题也充满着忧患意识。如《周易·象传》记载：“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这是最早关于预防思想的出处，而这一预防思想建立在“思患”基础之上。《老子·七十一章》也说：“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对于医生来说，“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也。”（《淮南子》）续上述思想之绪余，《黄帝内经》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治未病”思想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则安，居安思安则危；未病思防则健，未病不防则病。此也说明在中国古代治国、治人理无二致。
当前医学面临着诸多忧患问题，医疗的进步无法遏制新生疾病不断诞生的势头，医源性疾病逐渐增多；老龄化社会使老年性疾病发病率增加，医疗费用大幅增加，社会负担加重，由此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而要解决这场危机，必须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这就是在当前大力倡导中医“治未病”医学模式的现实意义。
“治未病”思想的实质是医学的最高境界
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实质是对生命的尊爱，当人体处于“未病”状态下就应该注意防止疾病的发生，而保养生命是医学的最高境界。《内经》称为“宝命全形”。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卷七十二》中说：“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起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大凡人的生命状态可以分为“未病”、“欲起之病”、“已病”三种，即健康人、欲病之人（亚健康人）、患病人；医学也可以分为三等，“上医”的职能是做好养生维护生命的健康；“中医”的职能是早期干预以防发病；“下医”的职能是治疗疾病。这里把“治未病”的医生作为上等的医生。诚如《证治心传》所说：“欲求最上之道，莫妙于治其未病。”“治未病”是“最上之道”，也就是医学的最高境界。《内经》162篇把主张“治未病”的养生放在首要位置，是寓有深意的。元代医家朱丹溪说：“今以顺四时调养神志而为治未病者，是何意耶？盖保身长全者，所以圣人之道。”明张介宾《类经附翼·医易义》说：“履霜坚冰至，贵在谨于微，此诚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也。”张氏认为“履霜坚冰至”强调“谨于微”，施之于医，则为“治未病”，并把这一思想放到“医学之纲领，生命之枢机”的高度。
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医学发展史一以贯之体现着：人类医学的本质特性，是人文关怀；其根本宗旨，是促进和维护人类的身心健康和生命活力。医生的道德修养集中体现在以人的价值为核心价值的职业精神，这种精神专注于生命的价值和对个体自由及尊严的尊重，并处处体现在医疗实践活动中人性化的处理的方式。中医“治未病”理念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
“治未病”思想显现了未来世界医学发展趋势
WHO在《迎接21世纪的挑战》中说：“21世纪的医学，不应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医学的目的和本质功能，要从专注于发现和确诊疾病到征服和消灭疾病的疾病医学，上升为以发现和发展人的自我痊愈能力和自我健康发展服务的健康医学。75位诺贝尔奖得主的《巴黎宣言》说：“好的医生应该是使人不生病，而不是把病治好的医生。”
中医“治未病”的核心就是一个“防”字，并特别强调要达到“防”的目的，关键是要保养身体、培育正气、提高机体的抗邪能力。包括“治未病”在内的中国传统医学的思想理念，更加强调身心统一的生命整体观，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论，中医传统医学的指导思想为建设新医学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治未病”和21世纪医学目的调整的方向是完全一致。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在首届“治未病”高峰论坛暨“治未病”健康工程启动仪式上指出：“治未病”引领人类健康发展方向。“治未病”是中医保健的特色和优势，中医学蕴藏着丰富的预防思想，总结了大量的养生保健和预防疾病的方法及手段，具有鲜明的特色和显著的优势，在今天看来也极具先进性，具有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品格。加强“治未病”研究，深刻理解和不断丰富发展其理论精髓及科学内涵，全面挖掘、系统总结长期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和历代医家积累的丰富“治未病”经验，通过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大力开展“治未病”服务，对解决人类的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保健问题，促进中医药事业的更大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弘扬“治未病”思想，发挥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在“治未病”方面有许多特色和优势，如在养生方面有一系列理念和措施，在康复医学方面内容十分丰富，如针灸、推拿、气功、中药调理等，有助于病后调理和康复。
“治未病”是一种中医学的健康观，是中医学奉献给人类的健康医学模式。“治未病”思想也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思想，是中医学的一大特色。以中医学“治未病”思想指导下构建的健康医疗模式，有助于提高国民身体素质和健康理念，有助于降低社会医疗负担，有助于发挥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推动中医学术的不断发展。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在首届“治未病”高峰论坛暨“治未病”健康工程启动仪式上做主题报告，要求切实做好“治未病”工作，努力构建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充分发挥中医“治未病”的特色和优势，实施“治未病”健康工程，积极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探索构建中医特色明显、技术适宜、形式多样、服务规范的保健服务体系。必须加强“治未病”文化传播与健康信息化建设。健康知识和行为方式是影响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信息是沟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要通过“治未病”文化传播和知识方法的普及，增强人们的健康意识和应用“治未病”知识方法自主改善生活方式和健康相关行为的自觉性；通过建立广覆盖的健康状态信息网络，为群众提供全面的、连续的中医特色预防保健服务。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