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中医提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高度
韩洪洪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新中国成立后，振兴和发展中医药事业是我国卫生事业中一项极其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为此，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进行了不懈探索。2013 年12 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6卷本《毛泽东年谱(1949--1976)》，首次披露了多条毛泽东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韩洪洪结合这些最新材料，为我们解读毛泽东在振兴和发展新中国中医药事业中所做的贡献。
客观审视中医药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与西医相比，中医药学的人文属性很突出，它的发展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其有效性为两千多年的中医学实践所证明。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重要的思想土壤，他历来十分重视包括中医药学在内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传承。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的卫生医疗工作状况不容乐观。为了尽快改变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峻局面，动员广大中医有效投入到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中来，毛泽东立足中国国情，从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对中医药学的历史地位和现实价值进行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视和评价。
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人员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的角度着重指出，只有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中医，搞好中医工作，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他还进一步强调：“卫生工作方针问题⋯⋯要以预防为主，发挥中西医药人员的作用，这个方针是对的。”1950 年8 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
1954年4月21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医工作的指示（草案），并对以下内容进行了修改：在指示草案的“对待中医的问题，实际上是关系四万万七千万农民的疾病医疗问题”一句中的“四万万七千万农民”之后，加上“及一部分城市居民”；在“我们应该有批判地接受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去其糟粕，存其精华，把它的合理部分增加到医学中去，更好地为治疗疾病，增进人民健康服务”一句中的“医学”之后，加上“科学”二字，在“治疗疾病”之前加上“预
防疾病”，在“依靠中西医合作，根据中医实际应用的经验，进行一种谨慎的长期的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加上“和说服教育工作”；在“将中医团结起来，安定下来，把他们现有经验保存下来⋯ .”这段话中的“现有经验”改为“现有的合理经验”。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这个指示草案的修改是非常仔细的，所做修改更加准确地说明了中医药在新中国卫生医疗工作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发展方向。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
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给予中医药充分肯定，他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除中医外，毛泽东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很重视。1954年，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到针灸专家朱琏住处看望并传达指示：针灸是中医里面的精华之精华，要好好地推广、研究，它将来的前途很广。
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上轻视、歧视和排斥中医药的现象有所抬头，“中医不科学”“西医学中医是开倒车、向后看”“中医中药没有科学根据”等思想还有一定的社会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医药政策的制定，致使大多数中医不符合入职条件，从而引起广大中医和人民群众的不满。毛泽东对于这种片面甚至错误对待中医药发展的思想和做法产生了警惕，着手全面纠正影响中西医团结的错误倾向。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等汇报工作时，就如何正确认识和科学发展中医药事业，如何实现中西医团结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中医是在农业与手工业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这是一大笔遗产，必须批判地接受，把其积极的一面吸收过来加以发挥，使它科学化；另一面，对不合理的要研究，分析批判。中医的金、木、水、火、土是不合理的，西医说大脑、小脑、细胞、细菌是科学的。什么是科学？有系统的、正确的知识，这才是科学。西医也有
不合理的部分，不合理的要批判。中西医要团结，互相看不起是不好的，一定要打破宗派主义。中医学习一点西医是好的。”
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认为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很恶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他指出：“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这次谈话过后不久，7月9日，毛泽东即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主要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
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的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与此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查。
10月26日，中央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向中央提交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对“限制和排挤中医”的问题提出了相关改进措施，如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参加大医院工作、扩大和改进中医的业务、改善中医进修工作、加强对中药产销的管理、整理出版中医书籍等。
1955年11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报告，并要求各地遵照报告精神，制定改进中医工作的具体方案，务必采取积极措施，在一定时间内切实做出成绩，彻底扭转在卫生部门中歧视和排斥中医的现象。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指引下，中医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955年4月15日下午，毛泽东派汪东兴向针灸专家朱琏传达的指示中又专门谈到他对一段时间以来贯彻对待中医正确政策的认识和思考：“有些同志坚持努力，是有成绩的，也证实了中医政策的提出是正确的。中国医学的经验是很丰富的，它有几千年的历史了，要有同志去整理它。
这项工作是难做的，首先是卫生部行政领导上不支持，去年七月以后可能好一些，但还没有具体行动。我是支持的，我可以当卫生部长，也可以把这项工作做起来。不要以为我不懂医就不能做，这不是懂不懂医的问题，而是思想问题。”
提出“中西医结合”的基本原则“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
自西医进入中国之后，中医一直被一个关乎其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所困扰：中医药学究竟应该如何发展才能在现代社会中被认可、接纳并取得发展？是按中医内在的学科特点来发展，还是借鉴外部的方法与手段来改造？毛泽东从卫生医疗制度建设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取消中西医界限、实现中西医结合进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科学发展之路的思想。
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召开。毛泽东提出“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中西医结合”是新中国卫生工作的三个基本原则。1954 年10 月20 日，根据毛泽东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发展中医就是“如何通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和实践，逐渐使它和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的问题，就是要根据现代科学的理论，用科学方法来整理中医学的学理和总结它的临床经验，吸取它的精华，去掉它的糟粕，使它逐渐和现代医学科学合流，成为现代医学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55年4月15日晚上，毛泽东在杭州刘庄同针灸专家朱琏谈话。毛泽东结合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与针灸的科学性谈了如何通过中西医结合丰富与充实现代医学的问题。他说：“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学说的理论，对针灸治病的神秘提供了解释的钥匙，反过来针灸又能够给它提供丰富的实际材料，如进一步研究，一定可以发挥更大的效果，丰富与充实现代的医学。研究针灸对医学理论的改革将发生极大的作用。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中医的经验要有西医参加整理，单靠中医本身是很难整理的。”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接见了参加第一届全国音乐周的代表，并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这次谈话，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谈中西方文化、谈“中国化”最集中的一次。毛泽东深刻地论述了“中国化”何以必要的道理，特别是论述了外来文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毛泽东为了印证这一原则，多处以中西医为例进行阐述，其中就蕴含着丰富而全面的“中西医结合”思想。他指出：“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物学等等，再来研究中医、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基本原理，西洋的也要学。解剖刀一定要用中国式的，讲不通。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至此，毛泽东已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思考：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一思想，也得到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
开展中西医互学运动“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
在“团结中西医”“中西医结合”指导方针的引导下，卫生医疗界兴起了中西医互学运动。
关于中西医互相学习的问题，毛泽东不仅从宏观上积极倡导，而且提出了许多具体措施。毛泽东认为，中西医互相学习的中心环节首先应该是西医学习中医。西医学习中医是光荣的，因为经过学习与提高，就可以把中西医界限取消，成为中国统一的医学，以贡献于世界。
那么，西医如何学习中医呢？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第一，思想作风上要转变。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第二，要建立研究机构。不尊重，不学习，就谈不上研究。不研究，就不能提高。
总是有精华和糟粕的嘛。这项工作，卫生部没有人干，我来干。”毛泽东还提出：“要抽调100名至200 名医科大学或医学院的毕业生交给有名的中医，去学他们的临床经验，而学习就应当抱着虚心的态度。”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还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
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 多人。
1958年11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卫生部党组9月25日关于组织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肯定了这一做法，说举办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11月18日，党中央转发了卫生部党组的总结报告。1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央转发这个总结报告的指示和总结报告。据统计，1960 年，全国范围内西医在职学习中医的约有3.6万多人，一些高中级医药院校出现了一批认真学习中医的积极分子，并已有一些一流的西医专家开始钻进中医药学的伟大宝库，着手进行了一些理论探索，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对于今天发展中医药事业的启示
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互相促进，互为补充；走健康、持续、可发展的道路。
毛泽东的上述探索，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好中医药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第一，发展中医药事业要立足国情，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坚持科学、客观的态度，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毛泽东反复强调，发展中医药应该立足中国国情批判地继承，去其糟粕，存其精华，努力发掘，加以提高。2014 年9 月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也着重指出：“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所以，当前发展中医药事业，我们一定要立足国情，从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正确处理好中医药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努力实现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第二，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辩证地处理好与西医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原则，互相促进，互为补充。50 多年之前，毛泽东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思想，符合我国国情和医学科学发展规律。经过50 多年的发展，我国中西医结合工作取得长足发展，对于世界范围内“结合医学”(也称“整合医学”)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2013 年8 月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也提出发展中医药事业，要“促进中西医结合”。这一点意义深远，只有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医药事业才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有力保障，为人类社会健康保健事业做出中华民族应有的贡献。
第三，发展中医药事业要走健康、持续、可发展的道路。回溯历史，我们不难看出，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为了振兴中医药事业，付出了大量心血。当前，我国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中医药发展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积极发展中医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中药产业发展水平，加快民族医药发展，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完善中医药事业发展保障措施，从而走
出一条健康、持续、可发展的中国新医学发展之路。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4-11-19（3）
建议将中医药发展列为国家战略
王国强 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近年来，特别是深化医改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下，在相关部门关心和支持下，中医药事业发展环境越来越好，呈现了持续健康的良好发展态势。确定了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总体思路，提出了“整体思维、系统运行、三观互动、六位一体、统筹协调、科学发展”的运行机制。大力发展中医医疗预防保健服务，服务的可及性明显提高，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宽。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不但
在常见病、多发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和重大传染病防治中发挥了独特作用。加强中医药人才队伍建设，基本建立起多形式、多层次、多途径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医药人才素质明显提高。加快推进中医药继承和创新，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思想与经验继承工作得到了加强，初步建立了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基本形成多学科、多层次的科研格局。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活动，推动中医药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中医药更加
贴近百姓。积极推进中药现代化，中医药产业不断壮大，中药产业占医药产业规模的三成多，中医药健康服务成为正在兴起的新型业态。积极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提升了我国的国际影响力。总体看，初步形成了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全面协调发展的新格局。中医药改革发展丰富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放大了医改的惠民效果，缓解了群众看病就医的困难，彰显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软实力，提升了中医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
作用。
当前，中医药发展处于难得的新的战略机遇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中国梦的提出，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新机遇。一是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资源，可以为深化医改、维护健康、改善民生发挥更大作用。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比较低廉，十分符合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要求，有助于建立政府承受得了、群众负担得起、财政可持续保障、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特色医疗保障制度和医疗卫生发展模
式。二是中医药作为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可以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更大作用。中医药健康产业，贯穿整个产业链，是发展潜力巨大的重要战略性新兴产业。三是中医药作为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可以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发挥更大作用。中医药是我国为数不多具有原创优势的领域，可以也应当成为我国科技创新的突破口和增长点。四是中医药作为优秀的文化资源，可以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更大作用。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五是中医药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可以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挥更大作用。中医药产业是典型的绿色产业、生态产业，有助于推进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此外，积极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推动中医药海外发展，有助于我国公共外交、经济外交，促进我国开放型经济发展。但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医药发展还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中医药特色与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符合中医药特点规律和发展要求的政策机制、制度体系还不健全，还需从国家战略的高度进行顶层设计，统筹规划。
为加快推进中医药发展，使中医药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布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建议：
（一）将中医药发展列为国家战略，编制实施国家中医药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希望在国务院的支持和指导下，按照《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编制实施国家中医药中长期发展专项规划。
（二）完善中药发展跨部门协调机制。建议由国务院领导牵头，涉及中药的国务院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为成员，办公室挂靠的部门承担协调联络工作，以研究解决中医药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完善政策机制，推动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
（三）加快推进中医药法立法进程。中医药法草案已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希望抓紧对法律草案进行修改完善，尽快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4-3-5（1）
中医药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
陈凯先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医药学的蓬勃发展和它与现代医学的汇聚和互补已经成为迅速发展的时代潮流，这一潮流不仅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而且也已成为临床实践中提高医疗保健水平、降低医疗费用和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
当代科学技术正出现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显著趋势。通过多学科交叉，应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认识生命奥秘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从而为认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人施治、复方用药等优势和特色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随着中医药国际化不断深入，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对生命和疾病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等关键问题认识的突破，将对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新学科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当代的两种医学体系
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一种是发源于西方、近200 年得到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体系，另一种是发源于东方、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体系。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强调整体观念，注重系统调节。中医整体论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其朴素的系统论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医的思维方式较多地应用模拟推理、经验总结，中药方剂通过多种有效组分对机体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调节，达到祛病养生的目的。中医强调整体和多因素的相互联系，重“辨证”，用哲学思维阐释发病机理，着眼于调治“患病的人”，重视整体效果。
现代医学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分析和还原，但整体综合显得不足。西医认为，人体由组织器官等组合而成，偏向于采用还原论和“物理-化学”反应的纯生物医学模式，多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的作用，因而采用的药物往往偏重高度的选择性，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西医比较倾向于形态、局部医学，注重直接的因果关系，重“看病”、治“人的病”，重视直接效果。
由此可见，两种医学体系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医疗模式，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显著特点。
当代医学面临的挑战
当代社会，医学面临着两方面的严峻挑战。第一方面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人类疾病谱发生的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健康威胁已转变为非传染性的慢性病(NCD)，如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肿瘤等，这些疾病都是病原体不明确、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以线性思维和还原分析为特点的西方医学因此遇到严峻挑战，在阐明复杂生命系统的整体行为特征和系统活动规律方面遇到严重困难。在寻找治疗多因素导致的严重复杂慢病(如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和病毒感染性疾病(如艾滋病、肝炎等)的有效药物方面，至今进展迟缓，迫切需要发展新的思路和方法。
第二方面的挑战是医学模式面临的困境。一是以征服心脑血管、癌症等非传染性慢病为目标的第二次卫生革命受阻，促使人们对现代医学模式——生物(治疗)医学模式进行深刻反思。美国对1 岁以上人群死亡率居前10 位疾病的致病因素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对于非传染性慢病的发生而言，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作用远大于生物学因素。显然，这类疾病的有效控制，要求医学模式必须有根本变革，要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二是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GOM)、医学的核心价值进行深刻反思。1992 年，WHO 组织了GOM 国际研究小组，四年后该小组总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
以人均卫生投入最高的美国为例：1950～1976 年人均医疗费用上涨了302.6%(以不变价美元计)，而平均寿命无明显提高。1980～2005 年，其医疗费用从GDP1.2%升至17%。按这一趋势，如果不采取有力的应对措施，到2028 年美国医保体系将无钱可用。“导致这场迫在眉睫危机的根源是医学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出了问题”。“错误的医学目的，必然导致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误用”。要解决这场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对医学的目的作根本性的调整，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只有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因而可持续的医学”，“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医学”。
中医药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
当代人类健康和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的这些严峻挑战，引发了人们对于中医药在当代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和深入审视。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积累。其优势在于具有整体论的生命科学理论、辨证论治的治疗方法和以“治未病”为指导的综合调理养生保健理论。中医药学的这些特点，使得它在当代生命科学前沿探索、应对当代面临的以非传染性慢性病等复杂疾病为主的健康挑战、实现医学模式的调整和转变等方面，将可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勃勃生机。
当代生命科学的探索和发展在很多方面与中医药学有密切关系，人们可以从中医药中得到非常深刻的启示。例如，以中药黄连活性成分——小檗碱为探针，揭示了人体内一条新的血脂调控通路;温肾阳中药显示出促进干细胞增殖的作用，这些例子表明中医药可以在化学生物学、干细胞研究等生命科学前沿研究领域做出重要贡献。中医学的很多思想、理论和实践，实际上走在了当代科学的前面，历久而弥新。
为了应对疾病谱转变而带来的健康挑战，现代医学的思路必须调整，必须有系统性的思考。因此，中医整体的、多靶点的、多层次的作用和调节，就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白血病和实体肿瘤、慢性肝肾疾病等重大复杂疾病方面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和进展，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
不仅如此，传统中医药学对于医学的目的和模式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和先进的思想。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理念——“上工治未病”和21 世纪医学目的调整的方向完全一致，集中体现了医学目的调整和医学模式转变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是身心统一的生命整体观，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统一的天人合一论，体现了“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过了数千年亿万人实践的检验。显而易见，“治未病”的医学正是“关于健康的科学”。
上面论述表明，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医药学在应对当代面临的严重健康挑战中可以发挥独特的优势和特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中医药学的蓬勃发展和它与现代医学的汇聚和互补已经成为迅速发展的时代潮流。这一潮流不仅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而且也已成为临床实践中提高医疗保健水平、降低医疗费用和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东西方医学的汇聚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当代科学技术正出现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显著趋势。通过多学科交叉，应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认识生命奥秘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从而为认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人施治、复方用药等优势和特色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中医药的国际化是东西方医学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中医药的国际化不断深入，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对生命和疾病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等关键问题认识的突破，将对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新学科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
当代科学正展现整体与局部并重、综合与分析并重、经验与实验并重的发展趋势；当代的医学也正在由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时代逐步过渡，中医药必将为人类健康作出新的重大贡献，迎来一个大放异彩的新时期。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4-8-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