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创造良好舆论环境
——在中国中医药报创刊20周年庆典大会上的讲话
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国强
中国中医药报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的行业报，伴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一路走来。这份报纸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忠实记录行业发展历史，全面展示行业发展现状，充分反映行业发展诉求，大力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伴随中医药事业的不断发展，中国中医药报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充满生机的美好前景，并在发展中不断成长壮大。
20年来，中国中医药报是中医药发展历史的记录者。从报社初创时期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不久到2003年国务院颁布《中医药条例》，从抗洪救灾、抗击非典到汶川地震医疗救治、北京奥运和神七飞天的中医药服务，哪里有中医药重大事件，哪里就有中医药报记者的身影。中国中医药报记载着20年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历程，也承担着作为行业新闻报纸的重要使命。
20年来，中国中医药报是中医药改革发展的推动者。作为中医药行业新闻宣传的主阵地，中国中医药报紧紧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和卫生、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积极宣传中医药方针政策，及时传递行业各类信息，充分凝聚行业共识，有效引导行业内外舆论，为推动全行业和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20年来，中国中医药报是传统文化和中医药科普知识的传播者。中国中医药报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指导，坚持传播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价值，让社会了解中医药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内涵，帮助读者获取正确的中医药知识，增强健康意识。近年来，不仅团结行业内外有识之士有力反击了少数人所谓“取消中医”的论调，还与各地卫生中医药管理部门共同承办了“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欢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当前，中医药事业迎来了难得的战略发展机遇期。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扶持中医药事业发展。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方针和要求，为中医药发展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积极发展中医药和民族医药服务。在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机制下，各相关部门加强了对中医药事业发展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中医药特点、有利于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的政策措施。各地将中医药纳入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议事日程，进一步加强了领导，加大了投入，加快推动发展的步伐，成为各地扩内需、保增长、重民生的重要举措。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明显加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纷纷要求加强与我国在中医药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改变，现代医学理念和医学模式的转变，中医药的理论思维和辨证论治方法的生命力和特色优势进一步凸显出来。作为我国原创的医药科学，是我国具有自主创新潜力的领域，对建设创新型医学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其对疾病的认知方法和防治理念顺应当今健康观念的深刻变化和医学模式的深刻变革，顺应二十一世纪医学发展的新趋势和世界医药市场的新需求，展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其蕴含的丰富的人文科学和哲学思想，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可以说，我国的中医药事业发展呈现出良好态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在新技术革命时代和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医药学同我国其他民族文化和民族产业一样，面临着如何明确方向、统一认识、加快科学发展等关键课题。社会上仍然存在对中医药信心不足的问题，影响和制约中医药事业发展的体制、机制、政策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医药自身发展继承不足、创新不够的问题令人担忧。要进一步促进形成良好的发展氛围，推动中医药继承与创新，推进中西医学相互汇聚、共同提高，在这方面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竞争日趋激烈，行业报生存和发展的压力越来越大。中国中医药报的全体同志一定要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站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全局，充分认识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始终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创新办报思路，提高办报质量，深入挖掘行业信息资源，充分发挥行业人文优势，主动参与市场竞争，在办好行业报的同时，积极探索多媒体运作，拉长新闻信息服务产业链，着力提高报纸的核心竞争力,把提高对中医药行业内外的舆论引导能力放在突出位置，认真做好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引导中医药行业和社会各界把思想统一到党和国家有关中医药发展的方针政策和指示精神上来，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对此，我提五点要求。
第一，要增强政治意识和全局意识。办报纸首先要讲政治，要始终做到与党中央保持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在政治上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正确方向，自觉主动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同时，又要讲全局。心有全局，才能更准确的把握局部，才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心中有数，抓其要害，辨证论治。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只有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才有生命力。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也只有紧紧围绕中医药事业发展全局，才能找准位置。特别是当前社会深刻变革，发展日新月异，新事物、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这就要求中医药工作者必须要有全局意识，始终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和卫生、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全局去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要增强责任意识和质量意识。这个责任，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这对于做好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医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主要靠我们自己探索发展。尤其在当前中医药事业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更需要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者牢固树立责任意识，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放在新闻宣传工作的首位，凝聚行业内外共识。在重大问题、敏感问题、热点问题上既要敢于介入，又要把好分寸，把各种舆论引导到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道路上来。
质量是报纸发展的生命。质量意识对于新闻宣传部门来讲至关重要，中国中医药报社树立质量意识，就要既做到正确、准确、及时地报道新闻信息，又要以清新悦目、创新活泼、体现时代、顺应潮流的版面设计来赢得更多的读者。
第三，要增强民生意识和服务意识。一项事业能否生存和发展，最根本的是看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医药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充分证明了其科学文化价值。人民群众的需求，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源泉和动力。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者要时刻把眼睛投向群众的需求，投向基层的服务，听一听人民群众对中医药服务的呼声，查一查中医药基层工作中的问题。
新闻媒体及其工作者树立服务意识，要坚持把贯彻党和国家的中医药方针政策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正确引导舆论与通达行业内外民意统一起来。要真正做到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心中装着广大读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群众和读者的欢迎和信任。
第四，要增强创新意识和开拓意识。新闻宣传工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按照新闻规律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使新闻宣传取得实效。否则，观念陈旧、内容乏味、形式呆板、手段单一，就无法树立媒体的权威性、公信力、影响力，就会失去读者，舆论引导、信息传递等媒体功能，就会成了空中楼阁。中医药新闻宣传要坚持创新，要深入研究媒体各类受众群体的特点，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
开拓意识就是要永不满足已有的成绩，永不停止前进的步伐。要加强新兴媒体建设，特别是针对当前网络舆论兴起的趋势，要集中力量打造中医药事业的网络主阵地，占据中医药网络舆论制高点。要采取多种形式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中医药科普知识需求，做好中医药科普宣传，充分利用已有的专家资源优势，打造权威的科普平台，使中医药知识进农村、进社区、进家庭，让人民群众受益。
第五，要增强忧患意识和学习意识。随着党的新闻宣传工作不断创新与发展，以及新闻媒体表现形式、方法、手段的多样与变化；随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和中医药知识的普及，中医药越来越受到人民群众的关注和欢迎；随着关注和重视中医药文化宣传的媒体越来越多，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不断加速。这样的形势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中国中医药报社及其工作者要增强忧患意识，在忧患中增强改革创新的决心和勇气，在忧患中提升新闻报道、舆论引导的能力，在忧患中提高参与媒体竞争、赢得读者的水平。
增强忧患意识，提高自身竞争力，就要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要勇于向先进媒体学习，要勇于走出去，加强与兄弟媒体单位的交流，在学习中鞭策自己、提升自己。要勇于学习新观念、新知识、新技术、新方法，跟上时代发展步伐的新期待，跟上中医药事业发展对中医药新闻宣传的新要求。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始终高度重视和加强中医药新闻宣传工作，大力支持中国中医药报的发展，努力为报社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关心支持报社的发展。我衷心希望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企事业单位以及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共同关心支持报社的发展，充分利用中国中医药报社这一平台，了解行业信息，交流工作经验。尤其是各地中医药管理部门的领导，要学会运用媒体来发展事业，交流工作，丰富学术，接受监督；要提高宣传意识，积极支持驻地记者和通讯员队伍建设，及时宣传报道本地、本部门的中医药工作进展和先进经验，提供反映基层实践的生动、鲜活的新闻素材，为丰富中医药报的内容，提高中医药报的质量，扩大中医药报的影响而共同努力。我也衷心希望新闻界的朋友们和社会各界继续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共同为使中医药更好地造福人民群众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中医药事业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有无限美好的发展前景。让我们共同努力，在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为把中国中医药报办得更好，为推动中医药事业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009年1月11日）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2月5日第2版
中医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张其成刘理想
2009年4月22日，国务院印发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将中医药文化建设纳入国家文化发展规划。”党的十七大报告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本文结合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等有关问题，对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加以探讨。
凝聚中华传统文化精粹
从传统文化方面来说，中医药学可谓是凝聚中国传统文化之精华。以“气一元论”为主体的哲学思想及其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中医药学的核心和灵魂。传统文化哲学与生命哲学的契合，正是中医药学这一传统的生命科学历久而弥新、亘古而长青的重要基石之一。
中医药学融道、儒、佛等中国传统文化。中医药学医药实践认识与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着息息相关、丝丝入扣的亲缘关系，正是这种亲缘关系，使得中医药学能够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一丰腴的土壤中，源源不断地吸收养料，积淀起深厚的内涵，从而保持经久不衰的魅力，并结合生物、社会、心理、自然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诊疗而获得良好临床疗效。
比如，从阴阳的角度来说，传统文化中儒家突出乾阳刚健、自强不息的精神，偏重于“阳”；道家强调阴柔的归藏、包容功能，以贵柔尊、自然无为、致虚守静为“道”，偏于“阴”，那么中医学则是强调“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是注重“阴阳和合”，阴阳并重，兼蓄儒道两家之精髓。如果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医文化就是——和！《黄帝内经》开篇说道：“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这不仅是中医药整个文化在诊治疾病方面的总原则，而且是中医药学在养生方面的总原则。
中医药学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当时的哲学、文学、数学、历史、地理、天文、军事学等多种自然和人文学科的知识，同时又融进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成为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古代天文历法、算术、水利技术等，现在已基本不用，大都消失在人们日常生活的视野之外，而中医则不然，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应用科技层面上唯一保存至今并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活化石”，在今天对人们的卫生保健依然发挥着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理论原理和方法在当今社会文化生活中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价值。
促进中华文化向海外传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文化建设提高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高度，首次提出了“文化生产力”的概念；十七大报告则明确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并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全面部署，提出了我国文化建设四项任务，而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即是其中之一。
作为中华文明瑰宝的中医药学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当今仍在发挥重要作用的传统科学技术，具有巨大的医疗保健实用价值，集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科学技术硬实力于一身，是体现综合国力、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深入，中医药逐步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和认可，越来越多的各国民众选择中医药作为医疗保健手段。中医药的医疗保健方法与手段，已成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
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70多个国家（地区）签订了含有中医药合作内容的政府协议90余个，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40多个；与世界卫生组织及42个国家和地区开展的中医药合作项目约有280项；国际组织间的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更加紧密，民间中医药交流与合作更加活跃；对外中医医疗服务稳步推进，医疗合作规模扩大，来华接受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的人数逐年增加；中医药对外教育方兴未艾，据2006年统计，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在校留学生3 913人，毕业生1 093个，在我国学习中医的外国留学生数量一直位居自然科学的首位。据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世界各类中医医疗机构达8万多家，针灸师超过20万人，全世界每年约有30％的当地人、超过70％的华人接受中医医疗保健服务。
在亚太地区特别是东南亚地区，由于历史和文化的渊源，对中医药的认知度相对更高，中医药已成为亚洲各国家民众生活的重要部分；中医药是继中餐后又一传遍西方的中国文化精粹，中医药以其特有的医疗保健作用成为中国真正对西方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有影响的一个重要领域。
我们要充分利用当前中医药在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把中医药作为传播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建设中医药文化，充分发挥中医药文化在繁荣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方面的重要作用。
传承中医原创思维方法
一般而言，强调“中医药文化”的文化属性是从中医生存的文化背景而言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中医的思维特质、中医理论表述的方式、中医实践的方法论以及中医与其他传统文化的相互关系等等。
长期以来，中医药文化建设并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即使在中医行业自身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甚至一些人对“中医药是一种文化”的说法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中医药学只是一门技术，认为发展中医的关键在于提高中医的临床疗效。
毋庸置疑，临床疗效是任何一门医学存在的核心价值，中医自不例外，中医的自然科学属性不能抹煞。但是，如何提高与保持中医的临床疗效呢？
目前中医临床疗效下降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中医医疗市场日渐萎缩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中医临床疗效下降的原因何在？无非是很多中医临床医生不能真正用中医看病。为什么不能用中医看病？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丧失了中医治病的原创思维方式。而中医的原创思维方式则是在研读中医经典著作，及在中医理论指导下临床实践的基础上培养起来的。
一个没有数理化基础的人想学好西医学，成为一名合格的西医医生，在今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同样的道理，一个没有古代文化知识，没有受到中国文化思维训练的人，如果只学习几本现代人编写的中医教材，而不注重阅读中医经典及加强传统文化熏陶，即便毕业享有某种文凭，但在临床上用起中医却往往力不从心。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思维方式会有很大不同。在中华文化背景下，人们理解中医的理论概念相对容易，对“上火”、“寒包火”、“阳虚”之类的词语耳熟能详，这是因为人们往往对与自己思维方式相一致的东西感觉某种天然的亲切，从而对之接纳吸收、融会贯通能力相对就强。
但是，中国固有文化土壤在今天得到很大的置换，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难以为继。在这种“西风压倒东风”的情况下，不但中医与其他传统文化被割裂，就是中医传统自身的继承也出现了很大的偏差。
在今天的环境中，今人学习中医要比前人难上许多。如今中小学课程配置都是西式的，几乎没有传统文化的一席之地，甚至连语文课本都按照还原的机械的方式进行设计，细胞、分子、原子等微观概念早已在年轻的学子们头脑中生根发芽。而进入中医院校，突兀地接受阴阳、五行、气等传统整体性概念，让人思维一时难以转换过来，不经过一番传统思维方式的训练与传统文化的重新熏陶，想进入中医的思维状态，无疑是痴人说梦；然而事实不仅如此，中医学习者还要继续接受大量西医思维训练，有时候这方面的课程比重反而要大于中医，甚至不少学生用外语、计算机等来挤占中医的学习时间。与中医密切相关的有关传统文化的课程学习及培训，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即使有，也是区区一二门课程，且是选修，这样的情况下，培养学习中医的兴趣与思维方式的难度可想而知，虽然中医教育规模不断扩大，人数不断增多，然而在临床实践中真正能够按照中医思路治病的大夫，据有关部门分析，在中国只有二三万人。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提高对中医药文化的认识与加大中医药文化教育力度，对于中医学习者培养钻研中医学的兴趣及强化中医诊疗思维方式来说，显得尤为重要与不可或缺。
营造中医药发展社会氛围
中医学是中国的特色医学，无论从服务群体、药用资源，还是从文化心理接受方面，都是我们发展自己卫生事业的特有优势，是建设和谐社会，使人人享有健康的重要保障与途径之一，也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后发展国家保障国民健康所具备的先天优势，在现代卫生资源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而又能保证人人享有健康的可能条件之一，对于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具有切实可行的现实意义。
但是，自近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转型，中医逐渐缩小了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本来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浅显易懂、明白通畅的中医理论逐渐变得玄妙神秘、晦涩难懂起来。时至今日，人们普遍对中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不知晓，对中医理论的思想表述方式不了解。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与理念已与百年前大大不同，中医对他们来说几乎成了另类异质医学，增加了几分神秘，反而来自异域的西医学让他们感觉亲切。在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进程中，而我们本土的文化和医疗技术则某种程度上被淡忘了、被疏忽了。有了骨病，很多人去挂西医，除非是风湿类，才会想到中医。为什么？不是中医过时了，而是由于不了解或误解，从而导致消费观念没有确立，甚至某种程度上出现抱着金碗讨饭吃的尴尬局面。比如，法国的无国界医生来中国帮助中国培养乡村医生，培训的内容竟然是针灸。
另一方面，中医的诠释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及思想为背景的，在传统文化被淡忘的时代背景下，对中医解释的失语和误读也是在所难免。有些学者在现代科学领域可能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和成就，但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方面则可能显得有点幼稚。还有一些所谓的炒作名人，对中医一知半解，却要大放厥词，叫嚣“取消中医药”。中医真的不科学吗？非也。中医中有不科学的地方，但是更多的则是在当代条件下或限于个人认识水平不能解释的科学。
目前中医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究其根本是对文化认知的问题。有关中医存废的争论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尽管发出一些不负责与缺乏学理言论的是极少数人，但是其对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由于缺乏传统文化背景知识及与中医理论的隔阂，很多人很难做出正确判断，很容易被误导，从而对中医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使得他们在求医问药等医疗选择方面做出不当的判断。
为此，加强中医药建设，扩大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对社会大众进行有关中医药文化宣传及科普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开展中医药科学文化普及教育，加强宣传教育基地建设。加强中医药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打造中医药文化品牌。加强舆论引导，营造全社会尊重、保护中医药传统知识和关心、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
近几年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大中医药文化建设的力度，如有关领导表示要有计划推动各地建设中医药博物馆，还要建国家级中医药博物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专门成立了中医院环境文化建设标准课题协作组；200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有关部委决定共同主办了“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宣传活动；一些电视媒体也加大了对中医药文化的传播力度。
今天，党和政府非常重视中医药文化方面的建设工作，《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专门列出“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部分。中医药文化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众多问题需要解决的挑战，这既是时代发展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所赋予的重大任务。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5月27日第3版
中医防治恶性肿瘤回顾
林洪生
恶性肿瘤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多发病、常见病。中医药治疗肿瘤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如今已逐渐探索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医学学科，并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辨证论治规范。实践证明，中医药治疗肿瘤是有效的，中西医互相结合、取长补短，进一步提高了肿瘤防治的临床疗效。
中医药防治肿瘤的历史
中医肿瘤防治方法起源于先秦时代，其实早在殷商时代的殷墟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瘤”的病名记载。而在先秦时代的《周礼》中就提到有“疡医”并详细记载了肿疡的治疗方法。不过这时对肿瘤的认识较为肤浅，为萌芽阶段。
至战国—秦汉时期，就初步形成了中医肿瘤的防治体系。《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医学经典著作的相继问世，使人们对肿瘤的认识由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肿瘤防治方面，提倡用整体观念来认识，用辨证论治来治疗，如《金匮要略•五脏风寒积聚病脉证并治》记载：“积者，脏病也，终不移；聚者，腑病也，发作有时，辗转痛移，为可治……”提示了积与聚同为包块，病机不同，预后不同，治法不同。同时《伤寒杂病论》还为后世留下了桃仁承气汤、下瘀血汤、桂枝茯苓丸等著名方剂，至今仍广泛用于肝癌、胰腺癌、胃癌、子宫颈癌等恶性肿瘤的治疗。
晋唐—明清时期是中医肿瘤防治体系进一步发展的阶段。宋代《卫济宝书》首先出现“癌”字的记载。这一时期的论著中，可以见到各种肿瘤的具体临床表现，如《仁斋直指方》对癌的症状进行了仔细的描述：“癌者，上下高深，岩穴之状，颗颗类垂，毒根深藏”；而且还有了对于恶性肿瘤的辨证论治，如对于噎膈（食管癌），朱丹溪认为应该“滋养津血，降火散结”，张景岳主张“当以脾胃为主”，“宜从温养，宜从滋润”，而清代名医王清任认为应从瘀论治等等。这一时期，也为后世治疗肿瘤创建了许多广为应用的方剂，如小金丸、蟾酥丸、活络效灵丹、犀黄丸等。
如今，中医治疗肿瘤具有改善症状，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提高机体免疫力，治疗癌前病变，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骨髓造血功能，抑癌抗癌等作用。同时人们也研制出了一批新药；形成了关于各种肿瘤的临床治疗方案，并为广大患者所接受。
中医药防治肿瘤取得的成绩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医治疗体系的参与使肿瘤治疗的效果有了明显的提高，中医药也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强的影响。纵观半世纪的工作，主要在以下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中草药研究方面。中医药防治肿瘤研究的现代化，最早是从抗癌中草药的筛选工作开始的，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已对3 000余种中药和近300个复方进行抑瘤筛选，实验证实有效的中药有近200余种，其中半数已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实验临床验证，研制开发了长春新碱、喜树碱等近40个抗癌新品种，也为更合理的临床应用提供了依据。依据现代药理学分类方法，按治疗作用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抗癌中草药（细胞毒作用类药物），对癌细胞有直接杀灭作用并经过了大宗临床验证的抗癌中药有青黛（靛玉红）、喜树（喜树碱）、砒霜（三氧化二砷）、三尖杉等，并已制成了不同的制剂；二是具有免疫增强作用，生物反应调节剂样作用药物，通过调节机体的阴阳气血平衡，改善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而达到抑制肿瘤的目的。如有抑瘤作用的猪苓、茯苓、香菇等的多糖类成分；黄芪、白术、人参、补骨脂、淫羊藿等药物及其复方具有生物反应调节剂样作用，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发挥着抑制肿瘤的作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的两位学者张亭东教授和陈竺院士，锲而不舍地坚持中西医理论结合，临床与实验研究结合，运用砒霜治疗邪毒深重的急性早幼粒白血病，取得公认的领先疗效，并在分子生物学水平上阐明“以毒攻毒”法对肿瘤细胞有诱导分化和促使细胞凋亡的作用。
中医肿瘤学基础理论方面。在肿瘤发病方面诸家论述多与“虚”、“毒”有关，其次为“瘀”和“痰”。郁仁存提出了外因是条件、决定性因素是内因的“内虚学说”，认为在外界环境条件大致相同，接触的致癌物质也大致相同的人群中，有人患癌症，有人不患癌症，说明决定因素还是在于机体的内在环境和因素。而“络病学说”则认为“肿瘤乃痰浊、瘀血等有形之阴邪凝聚于络脉而成”，其次还有广泛被中医肿瘤界所接受的“毒”、“瘀”、“痰”为肿瘤的主要致病因素的各种理论和学说。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肿瘤的创新病因学说的提出，更是体现了在现代西医治疗手段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医药理论的与时俱进。其主要内容有：射线为“火毒”性质，以“火邪”特有的毒热伤津为主，并合并气虚、血瘀证候；化疗药物表现出寒热夹杂的“药毒”特性，接受化疗的患者常表现出以气血亏虚为主，合并脾胃失调、血瘀的证候等等。
肿瘤转移方面。张健提出的“传舍理论”认为，癌瘤的传舍（转移）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其中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指癌毒脱离原发部位，发生播散，即“传”；二是扩散的癌毒停留于相应的部位，形成转移瘤，即“舍”；三是转移瘤也可继续发生“传舍”，即所谓“邪气淫溢，不可胜论”，这与现代医学肿瘤转移的机制逐渐吻合。其次是“痰毒流注”学说，认为肿瘤转移是痰毒之邪流注经络所致。还有“风病学说”、“痰瘀互结，毒瘀互结”、“癌症治湿”等理论，这些极大地充实与丰富了中医肿瘤理论体系。
肿瘤的治疗方面。恶性肿瘤中医药防治体系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临床治疗效果方面。半个世纪以来，通过不断的实践与研究，中医肿瘤工作者们继承经验，与时俱进，总结出了中医药治疗肿瘤必须坚持的几个原则性理论，如“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提出中医的治疗原则“早期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中期扶正祛邪并重；晚期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的总的原则。为了更好地体现中医药的辅助作用，提出“阶段治疗”，即“手术后早期重建修复；手术恢复后清除残余病灶；长期巩固疗效，防止复发转移”。很好地指导了临床实践工作。
中医肿瘤学临床研究成果
半世纪来，我国中医肿瘤防治的基本思路一是注重借鉴现代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方法开展对肿瘤的研究；二是注重西医辨病、中医辨证，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三是注重有效方药的研究。在此思路下，临床研究工作的主要成就有：
强调病名、诊断、分期、疗效评价等与现代医学的一致性。在数千年的中医发展中，对于疾病的命名并不具有统一的命名原则及标准，疾病多以临床表现的症状来命名，因为同一种疾病可以有多种不同的临床表现，所以，现代医学的一种疾病有可能散见于多种中医的疾病中，而中医的一种疾病又有可能代表数种现代医学概念上的疾病。比如中医的“噎膈”、“关格”、“反胃”都可以认为是现代医学的食管癌；中医的“癥瘕”可以包括卵巢癌、子宫癌以其他的腹盆腔可以触及的恶性肿瘤。
治则治法的研究。50余年中医药防治肿瘤的研究，在治则、治法方面投入的最多。也正是由于中医药在防治恶性肿瘤治疗效果方面的突出表现，才促成了中医药防治恶性肿瘤的临床及科研工作的不断发展。根据中医肿瘤病机有正虚、热毒、气滞、血瘀、痰凝、湿聚等的不同，经过五十余年的实践，中医肿瘤学科研工作者们总结并提出了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化痰利湿、软坚散结和扶正固本等治疗肿瘤的大法，同时在辨证论治基础上结合辨病治疗，强调临床运用时灵活运用上述治疗法则，以取得个性化的良好的治疗效果为最终目标。正是由于这些治则治法的在临症时的恰当应用、临床疗效的突出显著，使得中医治疗肿瘤在国内已成为与手术、放疗、化疗并存的第四种癌症综合治疗手段，并越来越受国际同行及患者的关注。以扶正固本法为例，临床和实验研究已经证实，补虚扶正类中药能预防肿瘤的发生和发展，具有改善症状、提高疗效、延长生存期，减轻放化疗毒副反应，提高手术效果、治疗癌前病变、提高机体免疫力、促进骨髓造血功能、抑癌抗癌作用等作用。所以根据扶正祛邪的原则，针对病人不同阶段的邪正虚实情况，选用中西医结合的综合治疗，取长补短，相辅相成，可以取得优于单纯中医或单纯西医治疗的效果。
强调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现代中医在治疗肿瘤时，不仅严格遵守中医理论的辨证论治原则，还针对辨病提出了“在不同状况下，可以根据疾病的不同状况而选用的辨病药物”。如治疗癌前病变时，即在肿瘤发生的“启动阶段”和“促进阶段”一般选用冬凌草、山豆根、刺五加等有防癌作用的药物；术后则选用能提高手术治疗效果，降低术后并发症的扶正培本类药物；放疗时则用对放疗有明显增敏和防护作用的汉防己、马蔺子及一些养阴生津药；化疗时则选择化疗的增效减毒药，如黄芪、人参、冬虫夏草及六味地黄汤等等。
例如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肿瘤科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提高肺癌中位生存期治疗方案的研究”通过多中心、大样本、随机、部分双盲的研究方法，结果明确扶正培本为主的中药有延长非小细胞肺癌Ⅲ—Ⅳ期患者生存期和提高生存质量的作用。为验证中医药治疗肿瘤的疗效提供了可靠的循证医学证据，其他的治疗大法也分别可以通过不同的作用机制而达到一定的抑制肿瘤发生发展的作用。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医学的发展，肿瘤的临床治疗越来越重视循证医学的证据。而中医五千多年的发展是经验的总结，遵循的是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重视的是方证相符、个体化治疗，缺乏客观的、大样本的、设计合理的、前瞻的临床研究证据。对于中医药防治肿瘤的规范化和进一步推广造成了一定的障碍。近年来，中医肿瘤的科研工作者们特别注重这一方面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前面提到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承担的“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提高肺癌中位生存期治疗方案的研究”就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尝试。还有广州中医药大学周岱翰教授主持的在6家医院进行Ⅲ、Ⅳ期非小细胞肺癌前瞻性、多中心、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共入组患者294例，其中中医组99例、中西医组103例、西医组92例，结果，中医组中位生存期为292天，中西医结合组为355天，西医治疗组为236天，提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最佳。
总之，由于中医肿瘤临床研究及实践的突出贡献，中医药防治肿瘤现在临床上有5个比较一致的观点：一是与手术治疗相结合，可提高患者一般状况，减轻手术创伤的不良反应和并发症，为手术后治疗提供更好条件，此时常用益气养血，调理脾胃或补先天益后天的扶正治疗为主；二是与肿瘤放射治疗、化学药物治疗相结合，可以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增强放化疗的治疗效果（减毒增效），中医药以辨证治疗放化疗对机体的损伤，如放疗引起的气阴两虚，多用益气养血，养阴清热为主，化疗时引起的造血功能抑制、免疫功能抑制及胃肠道反应、肝脾功能损害等，常以补气养血、滋补肝肾、调和脾胃等法为主，辨证加减用药，配合整个放化疗全程，可达到减毒增效目的；三是术后、放化疗后康复期长期坚持服用中药可以稳定病情，巩固疗效，减少复发和转移，提高远期治疗效果，此期间主要视邪正比重而掌握扶正祛邪中药的用药比例及选择适当中药治疗；四是对于无法手术及放化疗的患者，中医药治疗可以改善症状，减轻病痛、提高生存质量、延长患者生存期（带瘤生存时间）；五是中医药还可预防和治疗某些癌前病变，此时多以益气养阴、活血解毒为主。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4月24日第4版
应重视和加强对我国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的保护
吴厚新
一、 中国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国际化面临的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标准，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多个领域。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贸易技术壁垒协定（WTO/TBT）鼓励各成员国依据国际标准制定国家技术法规或标准，消除因标准的不一致而造成贸易中的技术壁垒。这一国际准则的确立，不仅使国际标准化活动出现了空前活跃的局面，而且使各国认识到采用国际标准是商品进入国际市场的基础，从而使各国的标准不断与国际标准协调一致，对世界贸易的快速增长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而与世界贸易过程中发挥标准的作用既有共同又有不同之处的是，伴随着中医药广泛地走向世界，中医药标准出现国际化趋势。中国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的系统性、科学性、主导性和本源性的属性与特点，决定了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独具中国特色和自主创新优势，在世界传统医学领域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因而，很多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都试图采用中国的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作为其在医疗、教育和管理等方面促进中医药使用和发展的准则和标准。因此，我们既要看到中医药标准走向国际，推动中医药发展的可喜势头，也要认识到中医药标准面临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缺乏对中医药标准国际化的战略对策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标准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属于知识产权范畴，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利用，这一问题在数字化、网络化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越发显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标准化和知识产权的基本原理是相反的。标准化追求的是使思想进入公众领域，而知识产权则是将其变为私有财产，这也是由知识产权与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关的私有属性所决定了的。如何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中医药标准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崭新课题。
另一方面是我国已有的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被国外窃取和滥用的问题。随着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开展，一些国家和组织采取种种手段将我国的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复制，甚或据为己有。主要是针对中医名词术语、针灸穴位标准和草药标准。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分别于2004年10月在北京、2005年6月在东京召开了两次冠之以“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名词术语制定非正式咨询会”，邀请了中国、日本、韩国、中国澳门、英国、德国的专家参加会议。2005年10月，在韩国DAEGU正式召开了“传统医学国际标准名词术语制定会议”。
在上述三次会议上，总共有23人次的会议发言，中方有8人次发言，内容涉及中医药名词翻译原理与方法、建立中医药名词术语检索系统的研究进展等，特别是我方提供了大量的中医药名词术语标准化以及中医名词术语英语翻译等重要的基础性资料。可以说我方参会专家贡献良多。
在随后出版的《WHO INTERNATIONAL STANDARD TERMINOLOGIES ON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THE WESTERN PACIFIC REGION》（《西太区传统医学名词术语国际标准》）所列出的19种文献资料中，有8种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的相关书籍。但值得一提的是：该标准在“介绍”中虽指出：中国已制定有中医名词术语的国家标准（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但该标准的参考文献中竟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标准文献不予列出。只能说明该标准的组织编制者有意回避采用我方已有相关国家标准这一事实。在此基础上，又以“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的名义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制定传统医学疾病分类标准的建议。先后于2006年6月在韩国首尔和2007年3月在日本东京酝酿制定传统医学疾病分类标准，并分别于2006年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分类部门突尼斯会议和2007年意大利的里雅思特会议上正式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相关建议。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以韩国有关专家为主，组织编制了“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的α版本，其主要内容源自中国的相关中医药国家标准，却被冠名为“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有意淡化中国在传统医学方面的地位与作用。这是由于韩方在标准制定方面投入了一定的经费支持，今年又在韩国首尔召开了名为“东亚传统医学国际疾病分类第三次非正式咨询会议”，也得到了韩国Kyung Hee东西医学研究院的经费支持。韩方通过开展传统医学标准化工作，成功地为韩国申请成立了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合作中心（WHOFIC）。
二、要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中医药标准保护和利用的战略研究
加强对我国中医药标准保护和利用的战略研究根本目的是维护我国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的系统性、科学性、本源性和主导性，从而推动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在全世界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与使用。中国作为传统医学的大国之一，在传统医学知识的传承和服务于人类健康上理应发挥出示范与带动作用。我国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是中医药国际标准的最重要的基础，传统医学的标准与技术规范是传统医学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笔者建议：
1遵循国际、国内标准保护政策，重视建立和完善相关法规，从根本上保护中国中医药标准和技术规范。作为相关国际组织的成员国，我国应建议并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对成员国传统医学标准与技术规范的保护和利用，尽快研究制定相关的传统医学标准版权保护政策和法规，从而加强对传统医学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合理利用。
2在与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方面，我国中医药与标准化主管部门有责任与义务积极协助相关国际组织开展工作，推动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国际化，以促进中医药在国外的传播。
3在与国外的标准化合作方面，我国中医药与标准化主管部门应积极探索中医药标准制定与利用的合作之路，帮助一些国家和地区根据其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符合所在国利益的中医药国家标准，满足民众对中医药医疗保健服务的需求。
4在加强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推广利用管理方面，国家中医药主管部门应会同中国国家标准主管部门制定相关的中医药标准管理办法，对中医药标准与技术规范的合理使用作出规定，以保护这一具有自主创新优势的中医药知识产权。对采用中国中医药国家标准及有关技术规范性出版物作为其本国国家标准的，应采取向我方交纳版税或附加费用等方式予以转让。同时，要求其根据其本国的法律许可采取适当的措施，确保中医药标准内容的完整性，以维护我国中医药标准的科学性、权威性。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1月1日第3版
国家卫生工作战略前移拓展中医治未病空间
孙涛
为适应新时期大卫生的根本要求，党和国家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医疗卫生工作的“战略前移”，此前移就是抓预防、治未病，真正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它包括了思想观念前移、经费投入前移、研究内容重点前移等内容。国家卫生工作战略前移，改变了传统以来“重治疗、轻预防”的思想观念。这一政策的实施也将给我国中医药事业带来深刻影响。
治未病是重预防的体现
国家医疗保健体系之中，预防所占的比例越大，措施越是具体，组织越是严密，越能够体现国家的医疗保健水平，越能保障普通老百姓的健康。实施卫生政策前移战略，强调防病重于治疗，必将促进预防医学的发展特别是中医药预防保健体系的构建。新医改充分重视发挥中医药的作用，在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方面，明确提出要积极推广中医药“治未病”，即中医药预防保健方面的方法和技术。新医改政策的实施无疑将会更充分地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中的优势和作用，从而进一步提高预防在医疗保健体系中的比例。
新医改提出“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强调了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在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中发挥的重要作用。4月22日，《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再次重申了发展中医药事业要坚持统筹兼顾，推进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同时还指出要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充分发挥中医预防保健特色优势，将中医药服务纳入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在疾病预防与控制中积极运用中医药方法和技术。推动中医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
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实施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前移，应努力构建我国独具特色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掌握运用“治未病”的知识和方法，以中医养生为手段，开展预防保健服务，帮助人们将“未病”和亚健康及时调理到健康状态，防止疾病发生，提高生存质量。
中医药预防保健技术是具有中医药特色优势的强身健体防病延年技术，中医学所特有的整体思维、平衡观念、辨证用药体系、体质理论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及亚健康状态调理方面具有其独特之处。充分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方面的特色与优势，积极探索构建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必将提高预防保健在医疗卫生中所占的比例，更能进一步促进中医药预防保健深入人心。
增加预防保健服务项目的资金投入，确保经费投入前移，用于加强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建设，防病于未发，有利于节约卫生资源。传统上，我们都是将大量的资源投在疾病上，仅仅关注“疾病”而忽视了“预防”，这是对卫生资源的巨大浪费。研究显示：只关注疾病人群，只在“诊断和治疗”上投资，忽视各种健康风险因素对现在健康人口的损害，疾病人群必将不断扩大，现有的医疗系统必将不堪重荷。今年2月27日公布的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显示： 2008年，我国居民慢性病患病率为20％，以此推算，全国有医生明确诊断的慢性病病例数达到26亿。不难得出：如果不从源头上花大力气减少慢性病危险因素，等发生了慢性病再去处理，由此带来的巨大的经济压力是不堪重负的。国家“九五”公关研究表明：把1元钱花在预防上，可以节省859元药费和100元的抢救费、误工损失、陪护费等。因此，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养生康复等方面的优势，防病于未发，避免其向疾病方向发展，有利于节约卫生资源，符合“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要求。
在国家宏观卫生政策实施“战略前移”的大环境下，逐步实现医疗卫生经费投入前移。节约中国医药卫生资源必须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抛弃以往只关注“病”的落后过时观念，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占全国总人口60％～70％的亚健康人身上，用亚健康领域的最新科学进展指导我们关注亚健康,实现防治疾病的“战略前移”，从源头上降低重大疾病的发生率，有效控制社会医疗费用的支出，必将极大地节约我国医药卫生资源，为破解城乡医改难题作出贡献。
在实施国家卫生政策战略前移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发挥中医药在预防保健服务中的特色与优势，努力探索构建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如卫生部副部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所言，中医药服务的对象是包括病人、亚健康人、健康人在内的所有人，服务方式是医疗、保健（养生、康复）、预防等，如果将病人、亚健康人、健康人归属于太极阴阳图中的阳极，而将医疗、保健（养生、康复）、预防归属于阴极，那么二者的关系可以概括为“此盛彼衰，此消彼长，动静相倚，阴阳交互”。我们必须积极探索并着力解决中医药工作在更新服务理念、创新服务模式、拓宽服务领域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按照“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促进健康和防治疾病相结合，研究预防和早期诊断的关键技术，努力提高重大疾病诊断和防治能力。
“治未病”是中国传统健康文化的内涵，它基于疾病的生成和发展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因此必须对渐变过程中系统功能状态进行辨识和调控，从而达到“治其未生，治其未成，治其未传，瘥后防复”。前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医疗改革要推进“三重”、“三移”时也提到：“我们要从过去注重生命的后期，前移到注重生命的前期，甚至提到出生之前；从过去注重疾病的后期要移到疾病的前期乃至提到生病之前。使我们的健康人不要变成亚健康人，使亚健康人不要变成病人，使小病不要变成大病。”对此，应积极开展以辨证论治为主体，以治未病为核心，主要针对亚健康人的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加强规范化建设，在服务理念、思路、方法、机制以及模式等方面不断探索与总结。
治未病需要大批中医预防人才
当前，我国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人才队伍不仅缺乏领军人才，而且数量偏少，水平参差不齐，人才培养的任务十分繁重。我们要逐步调整中医药高等教育结构和规模，重视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领域人才的培育，加快培养一批中医基本功扎实、临床经验丰富、掌握中医养生康复知识和技能的专业骨干。各高等中医药院校及其附属医院应当充分利用自身的人才资源优势，研究制定规范化培训计划，组织编写“治未病”及亚健康等相关预防保健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培训教材。精心选拔一批具有深厚中医理论造诣和丰富临床实践经验的医师。要加强对中医临床专业学生的预防保健专业知识的灌输。一方面，要对他们进行预防保健思想及内涵的教育，提高他们对预防保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另一方面，还要对他们进行中医药预防保健基本技术、基本技能的培训，加强他们在预防保健工作中实际操作能力，为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培养更多优秀的人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可以组织相关专家研究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职业技能型人才的知识结构与技能要求，制定教学大纲和相关专业设置基本要求，组织专家编写相关课程教材。另一方面，设置相应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按照职业技能鉴定制度建立的要求开设相应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确保中医药预防保健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工作规范化开展。
治未病拓宽中医学生就业渠道
我国高等中医药院校为各级中医医疗机构培养和造就了大批医护人员，他们在各级医院治病救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大学生就业，特别是中医药院校大学生就业问题矛盾重重：一方面，毕业生都朝大城市、大医院去努力，各级医疗机构卫生工作人员严重饱和，多人争抢一个职位的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许多新兴的预防保健服务机构、养生馆等急需高等专业技术人员，即使这些单位提供高薪及优厚的待遇仍然不能吸引广大毕业生来就业。这对主要矛盾的存在值得我们注意和反思：大学生就业思想必须逐步转变，预防保健领域同样能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广阔的舞台。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5月21日第3版
从中医角度看甲型H1N1流感的防治
吴弥漫
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中医药治疗SARS、禽流感的作用和机理，认为其在治疗包括甲型H1N1流感（以下简称“甲感”）在内的疫病方面，具有西医所未具备的优势，只要充分发挥这些优势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防治甲感，取得抗击这一世纪疫病的胜利。
运气学说：预防仍要持续
本次甲感蔓延迅速，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受到波及，不少专家预测今年秋季将出现病情更为严重的第2波流行。按照中医五运六气学说，亦可对本次疫病的流行趋势作如下推测：
2009年己丑为土运不及，但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气运相合而为平气之年（本年既是天符，又为岁会，为太乙天符年），全年气候相对比较平和，仅二之气（春分至小满，3月20日至5月21日）气候比较炎热，“其病温疠大行”，与目前甲感的出现正好相符。下半年气候虽然相对比较正常，但二之气和三之气（6～9月）均是太阴湿土和少阳相火共同主令，疫病趁湿热气候而继续流行仍有可能。另外，2010年庚寅为金运太过，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虽然金运为少阳相火所抑，亦为平气之年，但少阳相火司天，气化运行先天，初之气当于己丑年大寒日（2010年1月20日）前13日交气，其时“寒乃去，候大温”，“温病乃起，咳逆头痛”，如果甲感今秋没有第2次爆发流行，也不可掉以轻心，须防冬末及明年春初再次肆虐的可能性。
中医药治疗：虽不相识，但可异病同治
面对可能大规模流行的甲感，西医的优势在于对病原体及其流行和致病机理的深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针对性的公共卫生预防措施，这对防止疫病的蔓延流行具有极其重要的预防和遏止作用。而在治疗方面，一是研制疫苗以增强人体特异性免疫力；二是服用特效药物以抑制、杀灭病毒，由于病毒不断变异演化，研制出来的疫苗对已经变异的病毒很可能无效，这是疫苗预防的最大难题。
与西医着眼于外来致病因素的理念和思路不同，中医“以人为本”的疾病观和治疗思想把疾病看成是“人生的病”，受致病因素影响而致的生命活动失常，因此治疗亦针对于“生病的人”，从调整失常的生命活动入手，以激发自身抗病力和康复力，使之祛除致病因素，恢复正常生命活动，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在这种疾病观和治疗思想的指导下，中医形成了以“证”为论治对象的辨证论治法则。根据这一法则，“证”同则治疗方法相同。因此本次由H1N1病毒引起的流感，只要表现出一定的“证”，即使以前未曾见识过，亦可以通过“异病同治”法则，按照其证候表现，从“理法方药”角度辨析其病机，确定治疗法则并提出针对性的方药或其他治疗方法。这种基于“以人为本”观念而形成的、与西医不同的认识和防治疾病的思路和方法，正是中医在对付不断变异的病毒时所具有的治疗优势，能够“以不变应万变”而获得治疗主动权，克服和弥补西医之不足，解决其所无法解决的难题。
作为一门植根于实践的临床医学，中医在长期同疫病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成书于两千年前的《伤寒论》，可以说就是张仲景防治疫病经验的结晶，其所倡立的伤寒六经辨证，至今仍被奉为外感热病辨证论治的规范，对当前防治甲感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其后温病学说的建立，进一步完善了治疗包括瘟疫在内的外感热病辨证论治体系，在伤寒、温病学说指导下，长期以来中医在防治天花、麻疹、霍乱、疫痢、白喉、大头瘟、鼠疫、暑温（流行性乙型脑炎）、湿温（肠伤寒）等急性传染病，特别是在抗击SARS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既建立了用以指导辨证论治的六经辨证、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等理论，亦创制了许多具有抗病毒、治疗外感疫病的有效中药和方剂。更值得提出的是中医在长期抗击疫病的实践中，对因疫邪毒性暴烈，以致人体免疫功能过亢而引起的自身免疫伤害，亦有一定的应对办法。如王清任《医林改错》所载解毒活血汤，本为治疗霍乱急症，清末罗芝园等用以救治鼠疫，近人亦有用于治疗麻疹热毒炽盛重症，而均获效，其机理就在于通过活血解毒以调整免疫机能，避免其对机体自身的伤害。这与叶天士“入血……直须凉血散血”之论相同，对抢救疫疠重证也有意义。
在当前举国上下高度重视应对甲感的时候，我们既要充分运用西医预防、控制疫情的有效方法，也要认识中医治疗疫病的特色和优势，根据中西医学在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上的不同特色，以中医的作用和优势弥补西医之不足，发挥其在抗击甲感中的主动积极作用。
发病趋势：时疫或疫疠
虽然甲感刚进入国门，可供观察及总结的病例尚少，但可以参照国外信息，并根据以往的流行情况和防治经验，考虑对应的治疗方法。从当前流行情况结合过去疫病发病资料比照分析，本次甲感在未来的发病趋势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广泛流行但病情比较和缓而不甚暴烈，即中医称之为“时疫”者；一种是病毒发生变异后毒力强烈，发病急暴危重，即中医称为“疫疠”者，两者病情不同，治疗措施亦应因之而异。
若甲感以“时疫”的形式出现，由于病毒毒力不强，故侵入人体后，人体能够按照自身体质状况及外界环境作出通常的反应，表现出与季节性流感相似的病情，治疗当按中医“三因制宜”原则，根据病情结合时令气候施治，同时亦应考虑到疫毒虽然不甚暴烈，但与一般伤风（寒）感冒仍有不同。如冬春季节流行而有发热恶寒、头身酸疼者为表寒里热，需表里双解，用柴葛解肌汤（柴胡、葛根、羌活、黄芩、赤芍、桔梗、石膏、甘草）、九味羌活汤（羌活、防风、苍术、细辛、川芎、白芷、黄芩、生地、甘草）、羌活蒲蓝汤（羌活、蒲公英、板蓝根）等方加减较为适宜，若有咽痛咳嗽可加服六神丸。夏令流行而有上述症状，或兼有腹泻者当从暑温论治，宣化暑湿以祛疫毒，可用新加香薷饮（香薷、厚朴、扁豆花、金银花、连翘）、三仁汤（杏仁、蔻仁、薏苡仁、厚朴、法半夏、白通草、滑石、竹叶）等方加减。若秋令流行，恶寒发热而咽痛咳喘者，初起仍宜宣表解毒，可用升麻葛根汤（升麻、葛根、芍药、甘草），证属凉燥者合用杏苏散（杏仁、苏叶、茯苓、半夏、陈皮、甘草、枳壳、桔梗、前胡）加减，属燥热者合桑杏汤（桑叶、杏仁、沙参、象贝母、香豉、山栀皮、梨皮）加减。以上是根据流感病毒以“时疫”形式流行、以上呼吸道为感染路径的发病特点而提出的治疗思路。总之，其基本原则是在根据病情、证候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辨证论治的同时，祛除疫毒邪气。值得指出的是，中成药六神丸不仅是喉科良药，亦对病毒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对病毒引致上呼吸道发炎而出现咽喉疼痛者，有良好效果。
如果病毒经变异后毒力暴烈，则成“疫疠”而传播迅速，病情急重。一些人可因免疫功能受病毒的强烈影响而应答过亢，造成对机体的伤害，伤于肺则引起肺部水肿充血，甚至发生间质性肺病或纤维变性而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若伤于心血管系统，则可出现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伤于神经系统则可出现非特异性脑炎等病变，病情往往相当危重，SARS、禽流感即因常出现这种病变而难以救治。西医目前主要用皮质激素抑制其过亢的免疫功能，但副作用颇大。中医认为本证邪毒炽盛、遏阻气血，当以祛邪解毒、行气散瘀为要，初起邪热充斥内外、阻滞气机，可用《寒温条辨》升降散（僵蚕、蝉蜕、姜黄、大黄，蜜酒送服）；若邪毒虽盛但气血尚未郁阻者，亦可考虑九味羌活汤、羌活蒲蓝汤等解表清里重剂；若邪热已入血分，毒瘀互结，则须以解毒活血为治，可用《医林改错》解毒活血汤（连翘、葛根、柴胡、当归、生地、赤芍、桃仁、红花、枳壳、甘草）加减化裁，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急救成药如安宫牛黄丸、至宝丹、紫雪丹、紫金锭，以及具有较强凉血散瘀解毒功效的六神丸、西黄丸、片仔癀、新癀片等，亦可随证选用。
发挥中医药优势的关键：及早介入
按照我国的国情，在未来抗击甲感的过程中，治疗时单纯依靠西药达菲并不是切实可行的方法，只有充分重视和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中西医结合，才能取得抗击甲感的胜利。
2003年抗击SARS的战役，为我们留下了应对疫病流行的宝贵经验，中医药的治疗效果和优势也得到医界和社会的普遍肯定。但回顾中医抗击SARS的过程，最大的教训就是中医药未能及早介入，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到了病情严重恶化，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时，甚至到了西医激素疗法无法奏效时才考虑中医治疗，这已经失去了其发挥最佳疗效和最大作用的时机。假如SARS爆发之初中医能参与防治，假如每一个病例初起病即能采用或结合中医药治疗，而不是等到病情危重恶化时才采用，当年的SARS防治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当时社会上对中医药的治疗优势和作用认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仓促之下，中医界未能及时形成明确的应对措施和规范的治疗方案。
凡事豫则立，面对甲感，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和重视其暴发流行的可能性和危重程度，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一方面要大力宣传中医药防治甲感的作用和优势，引起医界及社会的正确认识和重视。另一方面，中医界要集中力量关注本次流感，从中医角度深入研究其病机特点和防治措施，形成应对思路，制订妥善规范的治疗方案。同时亦要加强基层中医药人员的培训，使其掌握运用中医理法治疗本病的技能和方法。这样，一旦疫情广泛流行蔓延，我们即可及时应对，积极、主动投入，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和作用，以有效抗击疫情，为保障人类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6月3日第4版
中医对应系统和生命科学范式
周建平
半个世纪前，德国学者满晰博获得德国科学研究促进基金会的资助，开始了一项对于中国科学和中医学的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和术语学的研究项目。他深入研究了包括《黄帝内经》在内的多部中医古籍，对中医术语和概念之间存在的感应关系，建立了一整套西方的术语体系用以规范地解释中医的理论体系。
满晰博认为：真科学的表述必须建立在正面观察、正面经验的基础上。欲使科学表述具有单义性、精确性，就必须遵循“约定标准”。“约定标准”是指所有科学工作者默认的或者明确的约定（协议或公约）。定量表述必须以计量单位的约定标准为基础，而定性表述也要依赖于“评价元值”的约定标准。
我们都很熟悉的公制就是一种计量单位的约定标准，它以米、千克、秒为基础，是定量科学的计量体系。现在公制已演化成为国际单位制。而在中医和中国科学里，有一个存在了数千年的评价元值的约定标准，满晰博将其命名为“对应系统”，它以阴阳、五行为基础，是一种定性科学的评价体系。这里元值在对应系统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单位在计量体系中的作用一样。我们比较一下这两种体系的主要构成及其作用。
量和性质
量：是事物可以被定量计量的属性。
性质：是事物可以被定性评价的属性。
单位和元值
单位：是用以度量（或比较）同种量大小的一个特定量（或比较量），每个特定量具有名称、单位和符号。计量单位主要包括基本单位和导出单位。
元值：是用以评价（或比较）同类性质（方向、趋势或属性）的一个特定性质，每个特定性质具有名称、元值，当然也可以为其规定符号，例如可以用符号“”表示阳，符号“”表示阴。元值包括基本元值和衍生元值。元值在定性描述中的作用如同单位在定量描述中的一样。
基本单位和基本元值
基本单位：在一个单位制中基本量的主单位称为“基本单位”。它是构成单位制中其他单位的基础。而基本量是为确定一个单位制时选定的彼此独立的那些量。国际单位制中的基本量是长度、质量、时间等，其相应的基本单位是米、千克、秒等。
基本元值：对应系统中基本性质的构成属性。包括中医在内的所有中国科学共用的基本元值是阴阳五行，阴阳表述两极分化与结合，其对应的基本性质是方向；五行用木、火、土、金、水表述五个演化阶段的演化，其对应的基本性质是循环。木、火、土、金、水虽然在字面上看代表五种元素，但在它们成为约定标准以后，其原有的概念已被抽象化。
导出单位和衍生元值
导出单位：在选定基本单位之后，按物理量之间的关系，由基本单位以相乘、相除的形式构成的单位称为导出单位。例如：国际单位制中，密度的单位“千克每立方米”。
衍生元值：在选定基本元值之后，按照性质之间的关系，由基本元值以类比、对应、再分、组合、交织等形式生成的元值称为衍生元值。例如，在中医对应系统中，表示方向或性质的元值“阴阳”通过对应关系产生“虚实”；元值“阴”可以再分为“阴中之阴”等。
科学语言是由自然语言、度量衡语言和专业术语构成的，而中医对应系统和国际单位制都是度量衡的语言。在国际单位制里，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使定量的科学表述（包含由数字和单位构成的数据，如： 98 m/s2）的精确性成为可能；同样在中医对应系统里，元值的标准化，使定性的科学表述（包含由元值及其感应关系构成的数据，如：形与神俱）的精确性成为可能。
国际单位制是通过各国签署公约的形式，使其在国际上形成的一种标准制度。而中医对应系统则完美地体现在中医最早的经典里，两千多年来，得到从业者始终如一的遵从，成为一种事实上的标准。这样，中医学的表述的精确性，就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保证。
在实际中，这种科学语言被科学界用来描述宇宙间的各种现象。而在中医界，这种以明确、单义的术语为基础，由既定的规则组织起来的对应系统，使中医学满足了精确科学的前提，成为医生精确观察、诊断、表述和治疗的专门工具。
1969年，满晰博以教授论文的形式总结了他的科研成果。他纠正了以往西方人对于中国科学，特别是中医的基本概念的错误认识，证明了中医学表述的精确性。满晰博站在多元文化的视角上对中医学理论的诠释，与中医经典的论述也是兼容的。借鉴他的研究成果，有助于中医学表述和术语的标准化、国际化。
满晰博认为，中医是迄今为止最为完整、最为连贯、最可以为人所理解的中国科学的代表性表现形式。所以，它用丰富而现成的资料说明了中国科学，为所有生命科学建立表述的单义性提供了最有用的范式。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9年3月13日第四版
校院长论坛
东西方医学汇聚与中医药国际化展望
上海中医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陈凯先
一、 东西方医学的特色
以中医学为代表的东方传统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积累。中医药在过去的岁月里，为中国人的医疗保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其学科特点在于注重整体，但分析方法不足；而现代医学则是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分析方法为其优点，但整体综合不足。
中医学的整体论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中医学朴素的系统论，更多采用经验的积累、类比推理。通过中药、方剂中多种有效组分对机体多系统、多途径、多靶点的综合调节，达到祛病养生的目的。中医学更加强调整体、强调多因素的相互联系，重“辨证”，治“病的人”。
西医学以还原论为理论基础，将人体视为由组织器官等加和而成，偏向于机械的还原论、“物理化学”反应的纯生物医学模式，注重实验实证，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的作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和明显的对抗性，倾向于形态、局部医学，直接因果考虑，重“看病”，治“人的病”。
二、当代医学面临的挑战
1当代面临的主要健康挑战历史上对人类健康的第一次挑战是烈性传染病，曾经对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人口数量的大变动，除了战争、自然灾害和政治的因素外，与瘟疫的流行也是分不开的。20世纪中叶，人类在战胜烈性传染病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鼠疫、天花、白喉等疾病都逐渐得到了控制。抗生素的发现，将人类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十年。现今社会，尽管不断有新的传染病发生，但总体来说，人类社会受传染病的威胁已经减少。可以说人类第一次的卫生革命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
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健康的第二次挑战主要是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肿瘤，以及病原体不明确、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寻找治疗多基因疾病（如肿瘤、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和抗病毒感染（如艾滋病、肝炎等）的有效药物至今仍很困难。这些疾病涉及多基因、多靶点通路和网络调控，或是存在病毒与人体基因组/蛋白质组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传统的、针对单一靶点的研究方法已难以适用于相关治疗药物的研究。
2当代医疗模式面临的困境21世纪，医学正经历着重大的变革。早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就指出：现代医学“已经进入一个以个体化医疗为特征的新时期”（R.McIntire，ALEA Lecture,1992）。这是生命科学和医学工程技术进步的必然。
更具根本性的变革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以征服心脑血管、癌症等非传染性慢病（NCD）为目标的第二次卫生革命受阻，启发了人们对现代医学模式的反思。对死亡率居前10位的疾病的致病因素大样本流行病学调查结果表明，对于NCD的发生而言，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作用远大于生物学因素。二是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GOM）、医学的核心价值进行深刻的反思。1992年WHO组织了GOM国际研究小组，1996年11月该小组总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医学的发展是在全世界制造供不起的不公正的医学”，“现在许多国家已经走到了可供性的边缘。”以全世界经济最发达、科技最先进、人均卫生投入最高的美国为例，1950—1976年，人均医疗费用上涨了302.6％，而平均寿命并无明显提高。1980—1990年，医疗费用从占GDP的12％上升至115％。1992—2002年美国医疗费用翻了一番，预计2002—2012年将再翻一番（GAO,US）。2004年，美国医疗费用占GDP的15％,与国防开支、社会保险约略相当。按这一趋势到2028年美国医保体系将无钱可用。“导致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的根源是医学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出了问题”。“错误的医学目的，必然导致医学知识和技术的误用”。“考虑到医疗服务可以获得巨大利润时，尤其如此”。
要解决这场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对医学的目的作根本性的调整，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只有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因而可持续的医学”，“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医学”（GOM国际研究小组总报告，1996，11）。
三、东西方医学汇聚和中医药国际化展望
针对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的巨大挑战，西方医学界显示出对传统中医学理论的空前热情。譬如，2006年10月，在巴黎举办的中法双边医学论坛就是一次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的会聚（convergence）。
医学的形成和发展大体经历了3个历史阶段：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整体医学（系统医学）时代。而医学模式的转变则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发展过程。
当代科学和医学发展逐渐注重整体与局部的并重，综合与分析的并重，经验与实验的并重，处于由实验医学时代向整体医学时代过渡阶段。以人类的健康与疾病为研究对象，形成了生物医学心理社会环境工程医学模式，以预防、预测和个体化治疗（3P医学）为最终目标。
东西方医学交汇的重大意义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共同探索生命科学
19～20世纪是物理学的世纪，主要探索物质世界的科学规律。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两个重大的科学成就奠定了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社会的科学技术基础。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主要探索生命和人类自身的奥秘。20世纪中叶，一个标志性的、划时代的重要发现，即关于核酸的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使生命科学逐步走到整个科学的中心位置。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生命科学发展非常迅速，生命科学的成果成为了科学领域中最激动人心的成就。人类基因组的测序、基因工程的应用，对许多人类生命现象更深入的了解，不断地开拓我们的眼界。
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现代科学的发展，转向深入地了解生命现象和人体自身的奥秘。生命科学成为整个科学发展过程中最为重要的领域。中医药和科学前沿的发展、和生命科学的发展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当代生命科学的探索和发展，实际是和中医药学的很多研究密不可分的，人们可以从中医药学中得到非常深刻的启示。
以还原论和分析方法为代表的现代医学逐渐向系统生物医学（Systems Biology）发展。中医药学以其深刻的系统理论和行之有效的综合方法，越来越受到关注。中医学是历久而弥新的，她的很多思想、理论和实践，实际上是走在了当代科学的前面。
2共同应对当代面临的全球健康挑战
在第二次卫生革命中，西方医学的进展并不理想，不像人们所希望的如同应对传染病一样迅速有效，很快地取得重大突破。对于当代面临的健康问题，现代医学的思路必须要有调整，必须有系统性的思考。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医整体的、多靶点的、多层次的作用和调节就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例如，中药方剂复方黄黛片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经大规模临床试验证明有效，治疗效果国际认可。
3共同推动当代医学模式的转变
中医药学对于医学的目的和模式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早在《黄帝内经》中就提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与21世纪的医学方向是完全一致的。中医药学为生理心理社会环境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在现代医学中，疾病是作为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敌体而存在的，两者是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因而被称为对抗医学（Allopathic Medicine）。患者的身心就是对抗的“战场”，作为战争的残迹,医源/药源性疾患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而在中国传统医学里，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等等，都是人的身心调整与内外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医学/医生的作用是作为“自然的助手”，改善、提高人的身心系统功能、祛病，是整体功能状态改善的自然结果。因而医源/药源性疾患的风险可望降至最低限度。
20世纪末叶，当时法国总统密特朗曾邀请了75位诺贝尔得主，以“21世纪的挑战和希望”为主题，会聚巴黎，并于会后发布了《巴黎宣言》，提出：“好的医生应该是使人不生病，而不是能把病治好的医生。”“医学不仅是关于疾病的科学，更应该是关于健康的科学。”这正是两千年中国先哲“上工治未病”的现代全球版。
在上述背景下，中、西医学的汇聚和交融已经成为迅速发展的时代潮流，两个医学体系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强。中、西医学优势互补，不仅成为医学科学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而且也已成为临床实践中提高医疗保健水平、降低医疗费用和社会成本的有效手段。
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东西方医学的汇聚创造了现实的可能性。当代科学技术正出现从分析向综合回归的显著趋势。通过多学科交叉，应用信息科学、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新理论和新方法来认识生命奥秘和疾病现象已成热点，从而为认识中医学的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因人施治、复方用药等优势和特色提供了机遇和条件。
中医药的国际化是东西方医学共同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中医药的国际化不断深入，中医药发展过程中对生命和疾病的系统性和复杂性等关键问题认识的突破，将对生物医学、生命科学乃至整个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将会促进多学科的融合和新学科的产生，使人类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得到进一步提高和完善。在这一过程中，融汇东西方医学优势的统一的新医学将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造福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