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论
中药的科学研究丰碑
饶毅黎润红张大庆北京大学
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堪称中国过去一个世纪最重要的两项来自中药的药物发现。虽然现在中国政府大量投入支持药物开发，也有很多中国药厂从中药大量牟利，但其他中药来源药物迄今并未超越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所创造的对人类健康的价值。
青蒿素发现于大型研究抗疟疾药物的“523任务”中，发现青蒿素的代表性人物是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屠呦呦。砒霜（中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发现于以个体科研小组模式自由探索性研究中药抗癌作用过程中，最主要贡献者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张亭栋。
青蒿素和屠呦呦
在结构上，青蒿素完全不同于其他抗疟药，是全新的一类药物，迄今国内外仍然试图寻找更好的衍生物，以便改进疗效、减少抗药性。不少人知道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但有较大争论。主要的一个问题是，屠呦呦是否可以作为其代表人物？
全国性抗疟研究计划“523任务”，参与单位遍布北京、上海、云南、山东……人员至少几百。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大规模合作项目，其中有很多人起了作用。但是，青蒿素的发现是否有代表人物？谁是代表人物？
1969年，高年资科学家绝大多数“靠边站”了，不可能参加科学研究。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屠呦呦等应召加入“523任务”。
“523任务”分为几部分：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找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中药部分，不同研究小组试了很多中药，包括药效较强、但副作用较大的常山(Dichroafebrifuga)。研究常山的路径和方法，基本也是研究青蒿和青蒿素的方法。
青蒿(Artemisiaannua)不仅记载于古代中药书中，而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中国民间也有使用的记录。屠呦呦研究小组的余亚纲梳理过可能的抗疟中药，开列了有808个中药的单子，其中有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军事医学科学院用鼠疟模型筛选了近百个药方，青蒿提取物有60%～80%的抑制率，但不稳定。屠呦呦给自己研究小组提供的清单含多个中药，包括矿物药：黄丹、雄黄、硫黄、皂矾、朱砂等；动物药：鼠妇、地龙、蛇蜕、穿山甲、凤凰衣等；植物药：地骨皮、甘遂、黄花、菱花、鸦胆子、青蒿、马鞭草等。1971年初，余亚纲从抗疟科研小组调出去研究支气管炎。屠呦呦研究小组后来也观察到青蒿的效果，但水煎剂无效、95%乙醇提取物药效仅30%～40%。应该附带指出，有些古书曾记载热水煮青蒿用于治疗疟疾，这种不可靠的记载妨碍了发现中药的真正作用。
1971年下半年，屠呦呦本人提出用乙醚提取青蒿，其提取物抗疟作用达95%～100%，这一方法是当时发现青蒿粗提物有效性的关键。1972年3月，屠呦呦在南京“523任务”的会议上报告这一结果，获得大家注意，但并未成为唯一的重点，会议总结时组织者建议“中药鹰爪要尽快测定出化学结构，并继续进行合成的研究；仙鹤草在进一步肯定有效单体临床效果的基础上，搞清化学结构；青蒿、臭椿等重点药物，在肯定临床效果的同时，加快开展有效化学成分或单体的分离提取工作”。
其后，屠呦呦研究小组的工作集中于青蒿。倪慕云先试图获得青蒿中的活性化合物，以后钟裕容成功地获得结晶“青蒿素II”（后称青蒿素），屠呦呦于1974年2月份在中医研究院召开的青蒿座谈会（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山东中医药研究所、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共同参加）上提到了青蒿素II的分子式。从明确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黑色胶状物，抗疟有效组分）的抗疟效果到获得青蒿素（白色针状结晶，抗疟有效单体），从而确定了抗疟分子。
屠呦呦研究小组成员还与其他研究组合作，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有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所、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等，分析青蒿素分子、解析其结构。这些研究小组发现青蒿素是一种新型的倍半萜内酯。在1972年获知屠呦呦小组青蒿粗提物有效的信息后，山东寄生虫病研究所与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合作，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独立分别进行青蒿的提取工作。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和云南省药物研究所分别获得抗疟有效单体，并命名为“黄花蒿素”（山东）和“黄蒿素”（云南）。1974年初，北京的青蒿素、山东的黄花蒿素和云南的黄蒿素初步被认为相同的药物。
很重要的是，根据我们对青蒿素发现历史的分析，虽然有很多争论，但无异议的是：①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②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③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获得纯化分子也晚于钟裕容。
有关青蒿素的历史回顾很多。一个药物的发现，除了确定粗提物有效以外还有提纯、药理、结构、临床等部分。屠呦呦的工作有前人的基础，她的研究小组其他成员有重要贡献。也不能忽略其他研究小组和科学家的重要作用。例如，中医研究院曾学习云南和山东的青蒿素提取工艺。在中医研究院用自己提取的结晶做临床实验结果不够理想并发现毒副作用时，云南药物所罗泽渊等人提供的结晶通过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李国桥等人明确其对恶性疟尤其是脑型疟有效。而现在使用较为广泛的蒿甲醚、青蒿琥酯等青蒿素的衍生物则是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李英等和广西桂林制药厂刘旭等于1976年后多年研究的结果。
但本文欲明确一点：屠呦呦在青蒿素的发现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
三氧化二砷和张亭栋
砒霜的化学成分为三氧化二砷。用砒霜治病，中药有传统，西方也曾用过。含砷的中药有砒霜、砒石、雄黄、雌黄等。北宋的《开宝详定本草》、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记载了砒霜的药性。西方在19世纪和20世纪30年代也曾用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但未获普遍接受。
在巡回医疗过程中，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药师韩太云从民间中医得知用砒霜、轻粉（氯化亚汞）和蟾酥等治疗淋巴结核和癌症。1971年3月，韩太云将它们改制水针剂，称“713”或“癌灵”注射液，通过肌肉注射，对某些肿瘤病例见效，曾在当地风行一时，但因毒性太大而放弃。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的张亭栋与韩太云合作继续此工作。1972年后，张亭栋等一方面主要集中做白血病，而不是无选择地应用于很多疾病；另一方面他们分别检测“癌灵”的组分，发现只要有砒霜就有效，而轻粉带来肾脏毒性、蟾酥带来升高血压的副作用，且后两者无治疗作用。
1974年，他们以哈医大一院中医科和哈医大一院检验科署名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学报》发表“癌灵1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对17例白血病的疗效观察”，总结从1973年1月至1974年4月对不同类型白血病的治疗效果，发现“癌灵1号”对多种白血病有效、对急性白血病可以达到完全缓解。1976年哈医大一院中医科曾撰文“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性白血病完全缓解五例临床纪实”，介绍5例经治疗后完全缓解的患者的诊治过程及各种临床表。
1979年，荣福祥和张亭栋在《新医药杂志》报道“癌灵1号”治疗后存活4年半和3年的两例病人，皆为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
1979年张亭栋和荣福祥在《黑龙江医药》发表他们当年的第二篇论文，题为“癌灵一号注射液与辨证论治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总结他们从1973年至1978年治疗急性粒细胞型白血病共55例。如果说，1973年的论文是他们发现“癌灵一号”的开创性论文，1979年这篇就是张亭栋等有关“癌灵一号”的代表性论文。
有三个重要问题值得讨论：①张亭栋等是否确切知道治疗癌症的作用来源于“癌灵一号”，而不是同时使用的其他中药和化疗西药；②他们是否意识到“癌灵一号”的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而无需汞；③他们是否知道三氧化二砷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的作用。
这三个问题，在1979年《黑龙江医药》杂志中可以看到张亭栋和荣福祥有明确答案：①有三例病人（一位成人、两位儿童），单纯使用“癌灵一号”，不用其他中药、不用化疗西药，也显示疗效，其中当时儿童存活已经4年，成人已存活9个月。在使用其他中药时，他们也指出其他中药并非治疗白血病、而用来支撑病人身体状况；②在第11页，他们指出“癌灵一号”之有效成分为三氧化二砷；③在第10页和第11页，他们两次明确指出对早幼粒型白血病效果最好。
可以说，到1979年，张亭栋和不同的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清晰地奠定了我们今天的认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白血病，特别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法国-美国-英国FAB分型的M3型白血病，也即acutepromyelocyticleukemia，APL）。
1981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科（文章最后注脚标明指导：张亭栋；执笔：李元善，胡晓晨；参加人：李明祥，张鹏飞，荣福祥，孙洪德，李会荣，吴云霞，检验科血研究室）在《黑龙江中医药》发表“癌灵1号结合辨证施治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73例临床小结”，报道“癌灵一号”对急性粒细胞白血病完全缓解率达24%、总缓解率达86%。1982年的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座谈会上，张亭栋、李元善交流了“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实验研究—附22例完全缓解分析”和“98例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分型与临床疗效探讨”。
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治疗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临床分析及实验研究”，总结他们1972年以来治疗的81例急性粒细胞白血病，他们再次指出“以M3型效果尤为显著”。1985年张亭栋等撰写“癌灵1号（713）注射液治疗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临床观察及实验研究”。
1991年在《中医药信息》杂志，孙鸿德、马玲等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施治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长期存活16例报告”，应该是延伸1984年张亭栋和李元善的文章。
1992年，孙鸿德、马玲、胡晓晨、张亭栋在《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癌灵1号结合中医辨证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32例”，作为“经验交流”，实质相同于1991年论文。比较奇怪的是，英文文献基本都引用这篇文章。该文同1991年论文一样都是中文，内容不过是1991年论文的简介，而实际发现最早发表于1973年，到1979年已明确了对APL的作用最好。而1992的论文在本质上与1979年的文章无差别，既没有改变所用的药物成分、也没有改变适应症。可见国际同行对于此一重要发现的年代毫不知情。
张亭栋研究的几个问题
张亭栋等当时的研究没有设置同时对照。这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对照的规范，还是觉得不能用不治疗作为对照？1982年，张亭栋在《中西医结合杂志》发表的评论，显示他知道医学研究的规范，但他指出“对于较严重疾病的患者建立对照组，即使是建立无害的‘空白对照’，也是不允许的，只能用平素认为较好的疗法与新疗法来对照观察。而对于某些‘绝对’的治疗也可以不必选用对照组，如对急性白血病或其他恶性肿瘤等”。张亭栋这种说法有些人会接受，有些人不会接受，但其道理很清晰。
张亭栋的临床实验设计与同期的国内外研究相比如何？1973年法国Bernard等用柔红霉素的新疗法是与过去疗法比较。1983年到1986年国外的几个病例，也都无对照而发表，它们是：美国Flynn等（1983）、瑞典的Nilsson（1984）、荷兰的Daenen等（1986）、美国的Fontana等（1986）。人们熟知的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对24位病人的报道，也未设对照。所以，张亭栋等在1973年到1979年的工作，并不低于同期国内外临床研究的标准。
中医理论（CMT）是否对于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有指导作用？如果我们今天复习这些文献，看不到中医辨证分型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意义。比如，他们谈到对急性白血病的中医分为五型，而治疗时使用三氧化二砷并无差别，对其他辅助的中药，也许这些分型起作用，虽然也待证明。而西医对白血病的分型才对他们找到适应症起了作用。他们完全放弃中医辨证分型以后，适应症和效果更确切。有趣的是，张亭栋、张鹏飞、王守仁、韩太云在1973年的第一篇论文完全没谈中医理论，而其后发表的多篇论文含中医辨证分型。奇怪的是，虽然他们说治疗作用来源于三氧化二砷，但他们直到1996年才完全放弃轻粉（氯化亚汞）。是他们考虑了中医理论、还是不愿改已经证明有效的药方？
诚然，未能证明中医理论并非否认中医理论，但是，从这两个药的例子中我们尚不清楚中医理论对中药的科学研究是否必需。
中国对于急性早幼粒白血病治疗的贡献
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曾被认为是白血病中比较凶猛且易致死的一种。1973年，法国巴黎第十大学的Bernard等报道他们自1967年以来用西药（daunorubin，柔红霉素）治疗APL的结果。此后蒽环类抗生素(anthracycline，包括柔红霉素)和阿糖胞苷（cytosinearabinoside）的化疗方案成为世界上治疗APL的主流方法。1973年张亭栋等发现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治疗作用，至1979年完全清楚其最佳适应症为APL。
1985年，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王振义用全反式维甲酸治愈一例5岁白血病儿童。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在英文版《中华医学杂志》报道用全反式维甲酸（合并其他化疗药物或单独）治疗6例APL病人。1988年，王振义课题组在美国《血液》杂志发表论文，总结他们用全反式维甲酸治疗24例APL病人，获得完全缓解。这篇论文使全反式维甲酸在国内外较快得到重复和推广，为APL病人带来福音。
1995年，大连解放军中医血液病专科中心黄世林、郭爱霞、向阳、王晓波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林慧娴、富丽等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复方青黛片为主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临床研究”，以复方青黛片治疗60例APL，完全缓解率达98%。所用中药复方含青黛、太子参、丹参、雄黄，其中雄黄含硫化砷(arsenicdisulfide)。
1996年2月，哈尔滨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医院的张鹏、王树叶、胡龙虎、施福东、邱凤琴、洪珞珈、韩雪英、杨惠芬、宋颖昭、刘艳平、周晋、金镇敬在《中华血液学杂志》发表“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72例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总结他们自1992年至1995年用三氧化二砷（不含汞）治疗130例APL病人中完成一个及以上疗程的72例。初治患者完全缓解率为73%，复发患者完全缓解率为52%，与全反式维甲酸无交叉耐药。
1996年8月1日，美国《血液》杂志发表陈国强、朱军、石学耕等的合作论文，报道陈竺、王振义、陈赛娟等带领上海血液研究所，用体外培养白血病细胞，开创对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
1997年，徐敬肃、段秀锦、徐莹、辛晓敏、宋晓红、张庭栋（原文笔误“张亭栋”的名字）在《中国血液学杂志》报道对于一例反复发作三次的APL病人，每次用“癌灵一号”，获得20年存活。
1997年《血液》杂志发表上海的沈志祥、陈国强、倪建华、李秀松、熊树民等论文，他们用纯三氧化二砷治疗15例APL，其中10例只用三氧化二砷，取得90%的完全缓解率。
1998年，世界最权威的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发表美国纽约的Sloan-Kettering癌症纪念医院和康奈尔医学院的Soignet等的论文。他们给常规化疗后复发的12例APL病人使用三氧化二砷，观察到11例完全缓解，其机理可能和细胞部分分化和细胞凋亡有关。
NEJM文章导致国际医学界广泛接受三氧化二砷对APL的治疗作用，起到了此前20多年中国医生在中文杂志上未能起到的作用。
迟迟未至的认同
以屠呦呦和张亭栋为代表的研究人员做出的成果都得到了普遍应用，直接产生了治病救人的效果。但是，由于不同的原因，两位科学家个人没有获得中国充分的认可，也缺乏国际肯定。
青蒿素的发现和应用，广为人知。而屠呦呦的贡献，却一直有争议。其原因还待更多史家细究。一个重要的文化问题是，面对重要的发现，出现矛盾时，中国的有关部门不是确切地搞清楚各人的功劳而是回避矛盾、袖手旁观，导致缺乏认可。而国外的科学家和医药界不可能搞清楚中国内部刊物和会议的记录。
我们在研究青蒿素历史过程中读了中国有关部门没有费时研读的材料。矛盾和不清有多个来源。与齐心协力的“两弹一星”大计划不同，青蒿素的研究矛盾不断，有不同研究小组之间的矛盾，也有研究小组内部不同成员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研究人员，因为文革的原因，一般年资都比较低，屠呦呦作为研究小组负责人仅为“实习研究员”，文革后才晋升为副研究员。
论文写作不及时、发表不规范。在此，文革的阴影很明显。常规科学实践中（无论是彼时的西方还是现在的中国），屠呦呦在1972年3月不一定要在发表论文以前在会上共享结果，而可以先发表乙醚提取的文章以后再共享。她的研究小组也应该先发表钟裕容纯化获得青蒿素晶体的文章。这两篇文章应该建立屠呦呦小组的发现优先权。而实际上，起初她们在关门会议上报告，等到1977年才发表第一篇中文论文，而且还是以“青蒿素协作组”的集体笔名。英文论文更滞后到1982年，用“青蒿素及其衍生抗疟药合作组”的集体笔名。这样埋下了进一步争议的伏笔。
当然，如果按现在作者先发表论文再与他人分享的常规，争论会少很多，容易为作者评功。不过，这样对有些病人并不一定是最好：如果都要等一家发了论文，其他课题组才能用药，有些病人那时就不可能及时用药而无治疗机会、甚至可能因此丧生。
从多个来源的信息提示，屠呦呦突出自己作用时未充分肯定其他研究小组和自己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的作用，包括她后来的出版物引用文献时，将他人的名字省略、自己的名字前移，也为“523任务”其他参与者所诟病。我们作为无争议方试图和屠呦呦交流也有一定困难，不理解她把中医研究院的原始材料至少有段时间收藏在自己家，不愿给我们看的原因。
张亭栋虽然被《纽约时报》报道过，但未受中国的肯定，在国际学术和医学界也基本继续默默无闻，其原因不在于矛盾。他的研究小组，有人（孙鸿德）提出过专利争议，但时间比较晚且未获法庭赞同。从1973年开始发表的论文可以看到，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很清晰。他未被很好地认可，可能与他工作地点有关，也和他英文论文较少、缺乏国际视野和国际交流有关。不能完全排除他本人未充分意识到其工作重要程度的可能性。
1998年，在《中西医结合杂志》，陈国强、陈赛娟、王振义、陈竺在专题笔谈中介绍“自70年代初期，哈尔滨医科大学（以下简称哈医大）在临床实践中发现三氧化二砷（简称氧化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有效。近两年来，我们与哈医大合作，应用氧化砷注射液治疗对全反式维甲酸（ATRA）和常规化疗药物耐用的APL复发病人”，肯定了哈医大的工作。
但几乎所有英文文献作者似乎都不知道张亭栋的关键作用，引用的文献不提他的名字。而且，几乎所有英文文献并不知道张亭栋早在1973年到1979年就已经发表论文，报道他们发现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作用。很多英文文献，包括国内学者在国外发表的文献以及国外学者的文献，都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的发现引用成1992、甚至1996年。例如，重复中国结果、也非常有助于将中国发现推到世界的1998年Soignet等的论文，在摘要中说中国有两篇报道三氧化二砷治疗APL的文章，在引言中称中国最近有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引起APL完全缓解，然后引用了孙鸿德等1992年《中西医结合杂志》的短篇“经验交流”、张鹏等1996年《中国血液学杂志》、沈志祥等1997年《血液》等论文，而未引用张亭栋发表于1973和1979的文章。
1996年《科学》记者对三氧化二砷的介绍，虽然介绍了张亭栋，但说他的文章发表于1992年。
张亭栋本人很少发表英文论文。2001年，张亭栋和陈国强为共同第一作者（其他作者为王铸钢、王振义、陈赛娟，通讯作者为陈竺）在国际期刊《癌基因》发表论文，介绍三氧化二砷。在引言中，他们称最近发现三氧化二砷对APL的作用，引用陈国强等1996年《血液》论文。在正文第二页内，说三氧化二砷的研究始于1971年，但未引用文献。号称治疗了1000多不同癌症的病人，观察到对几种癌症的作用，包括“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淋巴瘤、食管癌、和特别是APL”，但也未引用文献。然后，文章说对APL作用的初步报道于1992年，也是引用孙鸿德的“经验交流”。这样，张亭栋本人作为第一作者的英文文章就未引用自己1970年代的几篇文献，全部淹没了自己在1973年和1974年公开发表的三氧化二砷对白血病的疗效和1979年明确提出对APL疗效最好的发现。
2002年，朱军、陈竺、Lallemand-Breitenbach、deThe等在《自然综述癌症》介绍砒霜治疗作用时，在插图中显示了1970年代张亭栋的里程碑工作，但引文是孙鸿德等（1992）和张鹏等（1996）的论文，在参考文献中孙鸿德文章下注明它“证明三氧化二砷治疗APL作用的第一篇论文”）。
因为1992和1996这两篇文章是中文文章，而且它们未引用1970年代的文献，所以，国外学者即使请人翻译这两篇的全文、也不能从中知道原始文献。
张亭栋的作用和发现年代，在国际上几乎不为人知。
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的意义
中国和世界肯定张亭栋和屠呦呦等，不仅是对他们迟到的感谢，也有利于中国和世界认识中药是尚未充分开发的宝库。人们必须研读中文文献，可能还需透过几层迷惑，才能发现哪一个药是针对哪一个疾病，正如屠呦呦和张亭栋在1970年代所做。
直接提示我们的是：可以通过研究确定三氧化二砷是否确实还有其他治疗作用。因为张亭栋和其他中国研究者曾报道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多种癌症，包括肝癌、食管癌、胃癌、结肠癌、淋巴肉瘤等。比如，方锦声等1981年在《江苏省医学科学情报所》总结其对42例晚期原发性肝癌的治疗作用，“癌灵一号”加外科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42%，其中5例生存超过5年，而单纯手术的三年存活率为8%，无超过5年者。1988年李元善、张亭栋、王兴榕、刘旭在《肿瘤防治研究》报道他们在体外细胞培养观察到“癌灵一号”对肝癌细胞系的作用。
间接提示：严格地研究其他中药成分的作用，可能还会有更多发现。比如中国一些医院模模糊糊用的一些药和很多企业马马虎虎地制造和推销的一些药，如果经过严格检验和研究，可能会更明确适应症、有更好疗效，世界才能接受，真正适合的病人才能得到帮助。
如果屠呦呦和张亭栋获得了中国的广泛认可、甚至世界的肯定，我们希望，中国大众不能简单地英雄崇拜，更不应该否认其他人的工作。在青蒿素发现过程中，很多人参与并做出重要贡献，包括“523任务”组织者，也包括云南的罗泽渊，山东的魏振兴，广东的李国桥，北京的李鹏飞、梁丽，上海的吴照华、周维善和吴毓林等。屠呦呦研究小组的钟裕蓉、余亚纲、倪慕云也有重要贡献。解放军战士、农民是早期临床疗效的志愿者，而那时志愿的程序不同于现在。
最重要的是，这些药物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我们应该推崇他们的工作、肯定他们的成就。科学，有着客观的标准，通过争论可以将我们带近真理。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
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博涉知病--从圣贤十二字教示看为医之道
余瀛鳌中国中医科学院
医生要增长学术经验，从历代名医著述中获得启示与借鉴是重要手段之一，历代名医有关这方面的教示数不胜数。笔者认为：最精要的莫过于医圣张仲景要求业医人员应“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还有南北朝时南齐名医褚澄在《褚氏遗书》中所提的“博涉知病”。仲圣与褚澄这12个字的教示，给后世医者殊多启迪。
增长学验必当勤求博取
不断增长中医药学术经验是广大中医毕生的追求。回忆在20世纪50年代，业
“勤求古训”是历代医家传承的重点，“博采众方”能丰富医者治病的手段，提高疗效和诊疗水平，这也是医者所广泛追求的。在仲圣之前，专事研究百家学说的汉代大儒王充就强调过治学应“多闻博识”，他指出：“人含百家之言，犹海怀百川之流。”（引文见王充《论衡·别通》）之所以强调“博学”，清代名医赵晴初《存存斋医话》说：“医非博不能通，非通不能精，非精不能专，必精而专，始能由博返约。”而这又是很多医家深刻探析其学验的精粹内涵。诚如清初医学大师张璐在《千金方衍义·自序》中所说：“务博而不知所宗，浅涉而未探窔奥”，就难以达到“博学”的要求。我们应力求博极研精，深造自得。
医者之所以应“博采众方”，因为重要的名医、名著和学术流派，是各具特色、各有优势的学术经验。任何一个学术流派，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它的局限性或片面性。因此，治学当重视历代名家、父师辈、师兄弟辈和其他道友们的学术经验。笔者个人体会，在同道（包括我的学生辈、甚至再传弟子们）所写的论文、著述中，因为他们探讨的专题，未必是我都熟悉或曾下过功夫的，他们著述中所引证的某些文献，也可能是我没有阅读过的。因此，多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在诊疗中的“博采众方”，同样也是包括多个层次的。所以笔者对“博学”的看法是，力求有重点地学，又主张不分撰述人的身份、长幼，选择性地予以参阅。
业医者的知病与治病
知病与治病，需要通过细致的察脉、辨析因证，张仲景阐论诸病，重点强调的就是“脉证并治”。《素问·脉要精微论》提到脉学在“知病”辨析方面的重要性，不仅要知病之在内、在外，还应该“知病之所在”和“知病之所变”，其中的规范、法度必当遵循。但医者所经治的病证，往往是复杂多变的。正如清代伤寒名家钱潢在《伤寒溯源集》中所说“圣贤立训之规格有限，病情变幻之伎俩无穷。”
关于“治病”，过去主要分经方派、时方派，或是经方、时方择善而从，这反映了在方治上不同的学术流派。笔者对于各科病证，不赞同分型过于繁复，因为这未必反映临床实况；我还是比较同意徐灵胎（清）在《兰台轨范》中提出的“一病必有主方，一方必有主药”的见解。
至于治病的“博采众方”，宜对古今名方择要而有重点地学习。早在宋代，方书名家严用和在《济生方》中告诫医门学子应该古今并重。他说：“若概执古方以疗今病，往往枘凿之不相入者……”，我们在诊疗时也有类似的体会。联系到褚澄所说的“博涉知病”，可以得出：我们诊治患者的基本条件是“知病”，如不通过广泛参阅文献资料，就难以达到理想的“知病”目的。所以笔者的看法是，学好中医一定要打好学术临床基础，又应该博涉相关的医学科学知识，否则就谈不上是真正的“博涉知病”，也不符合新时代的科学发展观。
中医药继承创新是时代需要
中医药学的继承与创新，是当前中医界共同奋斗的目标。国家中医药管理部门不断推出新举措，这将有利于整体工作的开展、落实；而其中重要的举措之一，就是古今名家学术流派的深度广度研究。应该以历代具有代表性的名医、名著为重点。如明、清医家多以“四大家”（张仲景、刘元素、李东垣、朱丹溪）作为临床学术流派的代表。
对此，当然也存在不同的见解，如明代医学名家虞天民，据《四库全书提要》载述：“其学以朱震亨为宗，而参以张机、孙思邈、李杲诸家之说，各选其方之精粹者，次于‘丹溪要语’之后……”也就是说虞氏的诊疗是以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朱丹溪四大家为主，对这个问题，医家们有不同的看法也很正常。
以孙思邈在历史上的医名盛大，而为什么多数医家未将其列为具有代表性的临床医家呢？据清初
数十年来，笔者从事中医学术临床，受圣贤医训有相当大的影响。虽然学得不太理想，但亦从中有所受益。我相信中医药学作为世界传统医学的领头羊，必将为整体医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
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论“方证对应”的科学内涵
冯世纶胡希恕名家研究室
近来对“方证对应”的讨论很多，对我们进一步认识经方提供了思路。但也存在一些不当的认识，如有人谓：“方证对应即对号入座”，即只根据《伤寒论》原文机械低级套用，此皆是未读或未读懂《伤寒论》实质所致。笔者认为，方证对应的基础理论是八纲，人们对方证对应的长期应用产生了六经辨证；方证对应有着丰富的科学内涵，不仅指方药与证的对应，还体现在方药用量、煎服法与病情的对应；无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最终都要把辨证论治落实到方证对应，因此，方证对应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尖端。
方证对应以八纲为基础理论
方证对应，是经方长期临床以方证治病过程中产生的愈病理念。《伤寒论》的主要内容是讲方证对应，宋代高保衡、孙奇、林亿等在宋刻《伤寒论》序中写到：“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本草之经”，道明了《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一脉相承，即《伤寒论》的方证，包括单方方证和复方方证，是由《神农本草经》的单方方证及《汤液经法》的单复方方证发展而来。
方证体现了八纲辨证，从《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看，可知经方的每一方证，不同于一般的方剂，它既代表了该方药物的组成，亦包括了该方的适应证候。更值得注意的是，标明方药功用性能者为“本草石之寒温”，即以八纲为基础理论。标明证候特点、病位者为“量疾病之浅深”，亦以八纲为理论。经方实践者通过临床反复观察，把有效方证记录下来，每一个方证都是经过几代、几十代反复实践、反复验证取得的经验总结，其科学性通过了历史的考验。可知方证之方，是经历史考验之方，证是经历史考证之证，方证既涵方药，亦涵相适应的证，既有理，亦有法，故吉益东洞在《方极》自序中云：“夫仲景之为方也有法，方证相对也。”对“法”的概念，
方证对应的长期应用产生了六经辨证
对此，杨绍伊以特殊考证表明：以上有关半表半里诸条文，在汉前的《汤液经法》中尚无记载，恰是张仲景及其弟子论广后加入的(见《解读伊尹汤液经》)，这说明，经方医学，自神农时代至东汉，在应用方证对应治病过程中，起始用八纲辨证，其病位(量疾病之浅深)只有表和里，渐渐认识到表里之间还有半表半里，这样病位由二变为三，因而由八纲辨证发展为六经辨证。因此，可以说，是方证对应长期应用的经验，产生了六经辨证理论体系，而六经辨证理论的形成，则更能正确指导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而经方治病是先辨六经、八纲，继辨方证，求得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故其理既涵八纲，又括六经。
方证对应非简单的“对号入座”
方药与证的对应
其实《伤寒论》397条(法)、112方证，加上《金匱要略》约合260余方证，都是在讲方证对应之道。每个方证的应用，都是长期临床实验观察记录，有的是记录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者，如《伤寒论》第54条“病人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亦有的是记录方证不对应而无效，改用其他方药者，如第28条：“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第26条：“服桂枝汤，大汗出后，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等等。众多的条文都是记录临床实验总结，记录凡是方证对应者皆有效，凡不是方证对应者皆无效，而进一步辨证用药求得方证对应而治愈疾病。
仲景书所载260余方证是临床实验记录，但要知这只是医学的阶段总结，只是所示凡例，按图索骥虽亦能取效，但临床病情多变，其用方药亦必随着变化，以求方证对应。《伤寒论》有不少记载，临床症状很相似，治疗却用不同的方药，如第23条和第27条都见“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但前者尚见“身必痒”而用桂枝麻黄各半汤，而后者因见“脉微弱”而用桂枝二越婢一汤。
由于临床症状的多变，其适应方药亦多变，亦因此产生了六经辨证，以更正确指导辨方证。许多经方临床家多遵六经辨证、辨方证之道，临床治病，或用《伤寒论》原方、或用合方、或用原方加减，是在力求方证对应治愈疾病。如不顾临床症状变化，简单机械套用《伤寒论》原方不加减，是达不到方证对应的。故
药量与病情对应
方证对应还体现在必须药量与病情对应。近日治一患者刘某，男，65岁，
类似治验在临床屡见不鲜，实际历代前辈有深刻体会，此在《伤寒论》亦有详细说明。如第225条“脉浮而迟，表热里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一两半，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一枚；第317条“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干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用药：甘草炙，二两，干姜三两，强人可四两，附子生用，去皮，破八片，大者一枚。上述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的药味组成是相同的，但却用了两个不同的方名，这是因适应证不同，通脉四逆汤比四逆汤病情更重，即更虚寒，故附子、干姜用量皆大。
煎服法与病情对应
《伤寒论》的煎服法，亦体现了方证对应丰富的科学内涵，如桂枝汤的煎服法：“以水七升，微火煮取
综上所述，方证对应不是简单的方和证的“对号”，而是涵盖了方与证、药与病情的严格对应，即寒、热、虚、实、表、里等的对应，有着深刻的科学内涵。
方证对应是辨证论治的尖端
一些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从反面验证方证对应的科学性。20世纪90年代日本发生的“小柴胡汤副作用死亡事件”，为我们提供了血的教训：让没有小柴胡汤方证的人，服用小柴胡汤，造成188例间质性肺炎，死亡了22人。这件事有力说明，经方治病根据症状反应用药，有是证用是方，必是方证对应才能愈病，不对应者，不但无效，而且有害。又如清开灵频发输液反应，当思其药物组成属清阳明里热者，如用于表不解者则引邪入里则会产生严重反应，等等。
这里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不但是经方以六经辨证治病如此，中医辨证有八纲、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卫气营血、三焦、病因等诸多辨证方法和理论，但其核心，皆离不开一个“证”字。辨证论治必须达到的最终目的，则要落实到一个“治”字，而治愈疾病必是药与证对应恰到好处，如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样，即达到方证相对。无论是经方派，还是时方派，最终都要把辨证论治落实到“方证相对”。“证候→方药”乃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最终目的，换言之，方证对应是中医所有辨证方法的尖端。虽然对于同一证候组合，“经方派”和“时方派”所选择的方药并不相同，但如果治病有效，则必是用药对应证候。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
建设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核心是形成治疗疾病新体系
尹常健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业务建设目标，两年多以来，各基地的工作都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具体到每一病种的理论体系仍未形成，呈现出“大方向人人皆知，如何做无从下手”的局面。为此，笔者就学术研究的重要性和具体疾病的学术研究内容和任务略述浅见，以供同道们参考。
学术研究是基地建设的核心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经费投入、基地设施建设、设备购置、人才团队建设、学术交流平台搭建及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等许多环节，而每一环节都直接关系到研究基地建设的成败，都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而言，学术研究才是真正的核心所在，以上所有这些环节都是为学术研究这一核心服务的，是为实现学术研究目标提供人才、信息和物质保障的。
因此，我们的目光一定要紧紧盯住学术研究这一核心不动摇，抓住学术研究这一关键不放松，充分利用目前资金、人才、信息等资源并使之成为完成基地学术研究任务的基础和条件。
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的核心任务是建立起相关疾病的、新的中医理论体系，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和临床疗效，扩大任务功能，而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是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保证。
一个建设周期结束，当我们对基地建设进行评价时，不仅要看基地规模、看团队建设、看设备条件等基本状况，更要看基地所承担相关疾病的中医临床研究是不是真正诞生了“看得见、用得上、立得住、推得开”的创新性研究成果；是不是真正提出了新理论，创立了新方法，积累了新经验；而这些研究成果是不是实实在在地指导临床，服务临床，并在提高中医诊疗水平和临床疗效、扩大中医服务功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这样的学术研究成果才具有永恒的意义。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相继编撰出版的高等中医院校教材真正完成了中医临床学科总体框架的构建，从而对中医学术进步起到了划时代作用的话；当前，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的学术使命就是建立起中医药治疗现代医学难治疾病（特别是重大疾病）的新理论体系。这一体系既要完整、准确地体现中医学的本质特色，又要符合现代医学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既保持中医学的主体地位，又要充分借鉴现代医学的最新成果，从而使中医药真正能在重大疾病的防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建构相关疾病新的中医理论体系
建构完整系统的中医理论体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立相关疾病的中医病因学归属
目前中医界对各基地承担疾病（西医概念上的）的中医病因学归属认识尚不一致，有些提法甚至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主要原因是在认识和阐述中医病因时未能充分兼顾西医疾病的发展规律。
如乙型肝炎的病原学为乙肝病毒侵入人体，通过复杂的免疫反应引起发病。中医病因归属就必须具备外在的传染性致病因子和内在的发病条件。这一外在的致病因子具有物质性、致病性、致病的特异性、传染性及潜伏性感染方式等特点；内在发病条件则是免疫失衡即中医体质因素。依这样的标准，将中医“杂气”作为乙型肝炎的中医病因就较为适宜，而当前多数研究所认同的“疫毒”就不够准确。至于“湿热”、“邪毒”甚至“情志”等显然不具备上述条件，作为乙型肝炎病因是不恰当的。
再如高血压病，多数文献只注重从眩晕等中医病证立论，将肝阳上亢，肝风内动等作为病因，而对于过量进盐这样重要的原因却每多遗漏或忽略，这显然也是不全面的。其实，中医学早就认识到饮食过咸易引起血脉变化，如《老老恒言》中所说“……血与咸相得则凝，凝则血燥”，这与高血压病常见的血栓、梗塞等缺血性疾病颇为吻合，因此，应将平素嗜咸或过量进盐作为高血压病主要的中医病因之一。
因此，深入进行中医病因学研究，纳入符合现代医学疾病发生学规律的科学理念，真正确立起相关疾病的中医病因学归属并形成共识，对于治法确立乃至整个临床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探讨中医病机演变的阶段性规律
中医病机研究在内容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肝炎、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等相关疾病发生、发展及转归的总体规律的把握。二是研究和把握中医病机演变的阶段性规律。
总体病机规律研究的内容是多层面的，如外来致病因子的介入、基本病位、对脏腑气血所产生的广泛病理影响及后果，阴阳失调、脏腑及气血功能紊乱等发生的机制及病机意义，湿热、痰浊及瘀血等病理性产物形成的原因及对病机转归的影响等。
各临床研究基地所承担的疾病病程均较长，涉及不同的病理阶段和临床分期。如高血压病可以把对靶器官的影响程度分为一期、二期、三期；而乙型肝炎则分为急性肝炎、慢性肝炎，慢性肝炎又有轻度、中度、重度之分。这样，中医病机演变就具有了阶段性规律，以慢性肝炎而言，其病变往往初在肝，先传脾，后及肾，最后导致气血逆乱，正虚邪实的结局；湿热与瘀血则是疾病过程中的阶段性病理产物。在这些不同的疾病阶段，中医病机演变的规律决定了不同的证候表现，明确中医病机演变的这些阶段性规律，有助于我们及时采取正确的中医干预措施，制订恰当的阶段性治疗方案，从而阻断疾病进度，促使疾病向愈。
病机研究还要明确影响病机转归的三个重要因素，即致病因子的强弱程度，体质差异及治疗是否恰当，这三点对于病机转归趋向的影响是决定性的。
研究证候组群的分布规律与表现特征
证候作为疾病的外在反映，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依据。病毒性肝炎、高血压、糖尿病等可有多种症状与体征，中医证候纷繁，这些证候又因疾病的临床类型和阶段不同在性质、程度、持续时间及发生频率等方面而有很大差异。
中医证候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深入探讨证候发生的生物学本质，探讨证候与某些疾病的病变实质及客观指标异常所存在的广泛的内在联系和相关性，以便促进证的规范化、客观化研究，从而使研究进入更深的层次。二是系统观察在某些疾病不同阶段的证候组群的表现特征及分布规律。深入分析体质差异及环境、气候、情绪等疾病本身之外的众多因素对证候发生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排除患者因年龄、性别、职业、文化程度等不同所导致的对主观症状感知和表述的差异，逐渐总结出不同疾病不同临床证型和证候学范围，从而为正确的辨证分型提供证候学依据。
确立中医治法学范围
中医治法学研究的任务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对传统治法的学习与研究。中医治法学的诞生始于《内经》，之后历朝历代医家不断创立新的治法，大大丰富了中医治法学内涵，这些传统的治法，今天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平肝潜阳法对于高血压，益气生津法对于糖尿病，清热利湿法对于肝炎等仍为临床所常用。认真学习、深入研究这些治法的疗效体现和作用机理是基地建设重要的学术任务之一。
第二是认真总结各地在相关疾病临床研究中不断创立的新治法。近年来，随着中西医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地根据现代医学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结合临床实际，创立了许多新的治法并应用于临床，这些治法既符合中医理论，又对病变实质，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应对这些治法进行深入研究、反复印证，使之成为传统治法学的有益补充。
第三是在不断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新的治法。根据相关疾病的病变规律和特点，不断创立新的中医治法是基地中医临床研究的关键一环。如对高脂血症建立化浊祛脂法；对高血压病建立平肝降压法；对糖尿病建立益气降糖法；对肝纤维化建立通络化纤法等等。这些治法目标明确，针对性强，既符合中医理论，又贴近临床实际，对于提高“病”、“证”疗效，完善丰富这些疾病的诊疗理论和方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
开展临床方药应用研究
处方用药是临床诊疗的最终落足点，直接关系到疗效优劣和治疗成败，坚持正确的组方原则、把握好科学处方的技术细节是保证疗效获取的关键。
方药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有三个，即学习经方、印证验方、创立新方。第一是经方的学习与研究。许多经方至今仍广泛应用于临床并常可获得满意的疗效，深入研究这些传世经方在配伍方面的特色与规律，认识和阐明基地建设所针对的相关西医疾病的疗效原理，认识其局限性，为各疾病最终方药的选择和确定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是对经验方药的研究。多年来，广大临床工作者在总结中医治疗西医疾病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许多经验方，这些经验方既
第三是加强对单味药的研究。对中药单味药不仅要熟悉其性味、归经、功效、主治等，还要充分运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与方法进行药理学、毒理学研究，在阐明其作用机理、认识其疗效特点的同时提供方法学启示。如五味子降酶成分不溶于水，用于降酶则不宜入煎剂等，从而保证临床用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此外，应深入开展多剂型、多途径给药研究，在总结大量临床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更多更有效的中药新药，克服汤剂量效关系不确定、治疗依从性受限等不足，为多途径用药创造条件。
建立起中医药对症治疗框架
临床重大疾病病程较长，治疗难度较大，患者常因生理、病理及心理变化而出现许多复杂症状与体征，有些症状与病因甚至并无直接的相关性。因此，有时病因解除了，症状却依然存在，患者深受其苦，解除这些症状，减轻患者痛苦和心理负担，改善生活质量就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环节。
对各基地承担的相关疾病的治疗，现代医学多强调病因治疗（如抗病毒治疗等），尚未建立适宜的对症治疗框架，而中医药正好可以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和优势。因为，中医药独特的辨证论治模式针对的是“证”，其疗效优势也首先是体现在改善和消除症状与体征方面。
要建立相关疾病的中医药对症治疗框架，首先对每一常见症状发生的性质、程度、久暂、部位、病机规律等进行综合分析，然后确立相应的治法学范围和相对固定的方药，形成合乎临床规律和辨证论治原则的对症治疗框架。
如肝病胁痛一症，胀痛多因于气滞，可用疏肝行气法，选柴胡疏肝散；隐痛常因于肝肾阴虚，则多用滋肾柔肝法，选归芍地黄汤等；其他如腹胀、食少、失眠、眩晕、口渴、水肿等均可依此类推。这样有证、有法、有方、有药，相对固定，兼顾灵活，针对性强，可先治主症，再治次症，后治兼症，也可数症并治，数方并用，皆因临床需要而定，既便于学习、便于掌握、更便于推介。
中医对症治疗与西医学病因治疗各有侧重，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达到医患共同期盼的主观症状与异常客观指标的同步改善，从而实现综合的疗效目标，提高中医的贡献度。
架构中西医联合的桥梁
中西医学作为人类防病治病的智慧结晶，有各自的优势与不足，进行中西医理论互融与实践渗透，进行方法的互补与借鉴就成为大势所趋；这既是我国医学科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临床诊疗的客观需要。
我国几十年中西医联合的实践证明，联合胜于单用，互补胜于竞争。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以西医重大疾病为针对目标，将中医理论与方法运用于这些疾病的防治之中，这本身其实也是在拓展中医自身学术研究领域的同时架构中西医联合的桥梁，这也是实现基地建设既定目标的重要保证。
中医诊疗和学术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取代降压、降糖、降脂、抗病毒、化疗、透析等西医治疗方法，而是在于找准中医在这些相关疾病防治中的恰当位置，把握好中医诊疗的阶段性规律和适宜介入的关键节点；真正发挥好中医治疗、辅助、善后等不同作用，发挥好中医灵活辨证、宏观调控及个体化诊疗等特色优势，做到中西医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从而丰富这些疾病的治疗学内容。
中医学术研究要根据相关西医疾病发生学规律，深入挖掘中医治疗这些疾病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这一体系既不否认中西医思维方式和诊疗模式的差异，又要充分认识中西医在科学本质上的趋同性和方法学上的互补性，从而构筑起学术沟通的渠道。
要在基地建设相关疾病的诊疗中，建立起在保证中医主体地位前提下的中西医双重诊疗体系和临床路径。既有西医病的诊断，又有中医证的分析，在治疗上既针对病，又治疗证，一病双诊双治，病证结合。一切以提高临床疗效、改善疾病预后为唯一宗旨。在这一过程中不断使中医学真正成为开放的学术体系，从而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
还中医药理论本来面目
顾植山安徽中医学院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中医药的继承复兴，首先是对中医药文化的继承和复兴。我认为中医药文化在近现代没有被很好地继承发展，许多重要的概念已经被严重曲解了。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对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缺乏深入的了解和准确的认识。以下就拿中医药文化中最核心的天人相应思想和阴阳五行理论来说明这个问题。
对阴阳五行理论的曲解
我们现在教科书把阴阳的起源解释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而产生的阴阳，因而把阴阳概括为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把阴阳学说定性为“古代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对五行的解释则是“古人认为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五行学说也就成了“五种物质的运动和相互作用”的学说，是“朴素的唯物论”了。
其实，仅据日光的向背，日月、男女、水火的相对，不足以形成阴阳学说；仅仅是“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也产生不了五行学说。阴阳和五行都是古人对天地自然运动变化规律的理解，首先是古代的自然科学模型，讨论的是自然变化的“象”和“理”，在中医学中是具体的医学理论。必须还中医阴阳五行自然科学模型的本来面目。
中国古人观察日影和昼夜的长短就会产生阴阳的概念。冬至白天最短，夜晚最长，日影也最长；随后白天不断增长，到夏至白天最长，日影最短。通过观察日影并结合自然气息的变化，容易得出冬至阴极而一阳生，夏至阳极而一阴生；冬至到夏至的上半年为阳，夏至到冬至的下半年为阴的概念。这一概念的形象表达就是太极图。河图、洛书是太极图的数字表达，是数字化的太极图。阳和阴首先是气化运动的不同状态，教科书强调“阳是功能，阴是物质”，概念不准确。
五行是对不同时段的五类自然气息的概括和表达。《汉书·艺文志》谓“五行者，五常之形气也”。把一年分作五个时段，就会依次出现木、火、土、金、水五大类自然气息，也就产生了五行。时令的顺序是春→夏→长夏→秋→冬，所以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火→土→金→水。
阴阳和五行强调的是动态、时态。古人把宇宙的动态节律描述为“离合”运动，气化阴阳的离合过程产生开、阖、枢三种状态，形成三阴三阳六气。三阴三阳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精髓，指导中医辨证意义重大。阴阳被蜕化为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后，中医教科书中的三阴三阳已不知所云，失去了其应有的地位。把五行说成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物质”，就更没有继承发扬的价值了。
上古的许多思想是用图、物来表达的，如山西吉县柿子滩1万年前岩画反映的河图、河南濮阳西水坡6400年前墓葬显示的八卦方位图、安徽凌家滩出土5300年前玉龟中所夹玉版图等。“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出土文物已证明这不是传说。河洛—太极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源，河洛—太极文化也是中医药理论的根本。读懂了太极图，中医理论的道理都在里边。
对天人相应理论的误解
天人相应的关键是要把握天地阴阳动态节律中的盈虚损益关系，“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和“七损八益”等都是对天地阴阳动态变化盈虚损益的描述。《黄帝内经·阴阳应象大论》提出调和阴阳的大法是“知七损八益，则两者可调”。现在的教科书把“七损八益”解释为房中术，还能成为中医调阴阳的大法吗？谓“天不足西北，地不满东南的说法，是根据祖国的地理形势”而分的，变动态为地域，变时间为空间，这样的“文化”已经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了。
中医的“藏象”讲的是天地自然五行之象在人体的表现，《黄帝内经》讲“各以其气命其藏”，自然界有五行之气，故人有“五藏”。近贤恽铁樵先生讲中医之五藏是“四时之五藏”，也强调了五藏的时态概念。现在将基于时间的藏象学说代之以基于空间解剖实体的脏腑器官，如何在藏象研究中继承发扬天人相应的思想，又如何体现中医学的文化特色？
中药讲究的是药性。《汉书·艺文志》云：“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因气感之宜”是讲药物的性能受天地阴阳五行之气的感应，与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辨五苦六辛”是辨药物的阴阳五行属性。这是从中华文化天、地、人、物大一统的观念建立的理论。现在的中药药理学与西药一样只讲有效成分，只讲物质的结构功能，不再重视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归经等性能，中药成了西医理论指导下的天然药物。
《史记·天官书》：“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阴阳五行“皆系于斗”，就是皆出于时间的律历之数。《黄帝内经素问·五运行大论》云：“候之所始，道之所生。”“道”是阴阳五行，“候”是时间（五日为一候）。就是说，阴阳五行之道，依据的是时间的象态。“候”的变化规律是五运六气。背离了中华传统文化中以时间为主的思想，中医药理论中就不再讲五运六气。已故中医名
必须重新解读中医药理论
诸如此类的问题不胜枚举。中医药理论植根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根深才能叶茂。近现代学术界热衷于以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药，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没有在中医药领域得到很好的阐述，与民族文化脱离了，中医学的许多道理都搞不清了。这是中医药理论创新和科研发展缓慢的症结所在，也是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的首要障碍。
所以笔者认为，将被湮没的传统文化进行发掘，就是创新；将被后人曲解的中医药理论重新解读，修正现行错误模型，就是创新，而且是首要的、更重要的创新。中医药不是像有些人讲的停留在2000年以前，而是跟2000年以前的中医药相比走样了，退化了，所以，一定要先回到正道上来。
史学界提出要重视考古研究的新成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新估价，开拓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走出疑古时代，恢复被破坏的古史系统和古史面貌。中医界也必须超越以文献证文献的窠臼，恢复被破坏的古医史系统和古医史面貌，重建中医理论模型。（本文摘编自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
信息时代如何认识中医
施诚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施琦芳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硕士班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中，人们常用当时的生产工具或生产方式来代表一个时代的特点，例如石器时代、铜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等。近年来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
信息时代医学发生巨变
在信息时代，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多媒体及网络的出现、信息处理技术的高度发展，人们对人体的认识逐步深入，对人体的观察，已经从人类的视觉范围延伸到了细胞、蛋白质、基因等微观世界。人们的诊疗设备在不断地发展，从光学显微镜到计算机化的电子显微镜、从听诊器到X线机、CT、核磁；从有线内窥镜到无线内窥镜、药丸式消化道监测系统；从片剂、针剂到药丸式药物控制释放系统；外科的手术治疗已经发展到了机器人远程手术……
同样，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中医诊疗设备也在不断地发展，从原始的砭石到电针、中频治疗、激光针灸；从仅凭肉眼观察舌像发展到应用舌像仪进行客观地记录及评判；从模糊的指面感觉到能观察到的脉象图谱；从丸散膏丹到现代化的中药制剂……
总之，信息时代，人类医学技术在迅速地发展。不过，相对于现代医学的诊疗技术，中医诊疗技术的发展速度要缓慢得多。推敲起来，其原因应该与中医获取临床信息的特点、中医临床处理信息的方法及治疗疾病的手段等相关。深入体会一下，还与中国文化及中医文化的信息特点相关。
信息时代应正确认识中医
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告诉人们，人体系统经历了1200多万年的漫长进化。通过对人类如此漫长的“磨练”才创造了今天这样精妙无比的人体信息系统。该系统具有一整套防御、适应、免疫、代偿、自组织等自我康复的自动调控功能。
回顾医学史，现代西医若从1628年哈维在法兰克福发表《心血运动论》开始，还不到400年的历史。若从1858魏尔啸发表《细胞病理学》算起还不到200年的历史。中医学虽然年代悠久，若从公元前400年《黄帝内经》成书算起，距今才2400多年。相比于人类的形成历史，医学还只能算是一个初生的婴儿。在人类发现能治疗疾病的医疗手段之前，就是依靠自身的这一极其复杂的信息系统，使人类度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疾病的劫难。如果在人体遭遇疾病时，医生能正确地调动人体自身的防病、治病能力，那将是医学的一大飞跃。因此，探索和利用人体这一复杂的信息系统的防治疾病的能力，应该是当今医学发展的前沿方向。
众所周知，人体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系统，该系统可以运用灵敏的感觉器官随时随地地接受外界的各种信息，例如影像、气味、声音、冷热等信息；为了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行，人体通过消化系统与呼吸系统摄入各种物质与能量，通过呼出二氧化碳、排出粪便、尿液、汗液等排除废物；为了适应外界不断变化的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在生存斗争的过程中还需要存储能量，积累经验，学习知识，不断地更新信息、经验与知识。
现代科学技术告诉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系统。该系统是由许多互相关联、互相协同的子系统共同组合而成，例如，以解剖为基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子系统，像消化系统、呼吸系统、心血管循环系统、神经系统等。这些子系统又由人们肉眼看不到的各种细胞、细胞间质等构成。而构成人体器官的细胞的数量也多得惊人，仅脑细胞就多达100多亿。这些细胞又是一些更小的子系统，它们是由更细微的细胞膜、细胞质、细胞核等构成，其中细胞膜还承担着控制细胞间物质与信息的交流。
总之，随着人们对人体这样一个开放的、巨大的、具有自适应自组织功能的、复杂的信息系统的认识越来越深入，这些细微物质构成的微系统之间是如何通讯、如何传递信息，最后又是如何共同来完成人体这样一个有生命的系统的正常活动的过程反而变得越来越复杂。以至于使得人们从微系统间互相关联的角度出发，认识人体这一复杂系统的运动时感到无从下手。
针对人体这样一个具有自适应、自组织功能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中医学一开始就以医生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宏观现象为切入点，运用自己的感觉器官，通过望闻问切，尽可能地、最大限度地收集与患者疾病相关的数据，收集患者自我感觉的数据。运用人们能够采集到的各种自然药物（例如：动植物、矿物、甚至于动物的粪便、结石等），以及运用砭石、针灸、推拿、刮痧、拔罐等自然疗法的手段来调控人体系统。
整个中医临床诊疗实践的过程就是一个信息处理过程。我们的先辈在几千年的历程中，通过无数次的临床实践，在失败与成功的交替中，为后人积累了丰富的应用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抑制患者的致病因素，调动人体自身的防病治病能力，使人体获得康复方面的数据、经验及知识。这种以宏观现象为基础，以自然药物、自然疗法为手段，配合人体自身的防治疾病能力的医疗实践，其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们为当今医学诊治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中医学对人体信息系统的认识有特点
中医学以观察到的人体活动数据为基础，在整体概念的主导下，将复杂的人体运动现象抽象为一个动态功能系统，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联络六腑、形体、官窍等全身组织器官，并使精、气、血、津液等运行在其中，整个机体由“神”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这样一个抽象的动态信息系统。在分析临床疾病方面又将人体的动态特征抽象为一些功能子系统，像阴阳五行系统、藏象经络系统、气血津液系统、伤寒六经系统、温病营卫气血系统等，而组成这些信息系统的对象除了形体、官窍、血、精、津液等外，一般均较为抽象，例如阴阳、五行、五脏、六腑、经络、气、神等。
就拿其中能直观地观察到的“血”来看，《灵枢·决气》曰：“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邪客》曰：“营气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脉，化以为血；以荣四末，内注五脏六腑。”由此可见“血”是由食物精华通过气化作用而生成的流动于血管内的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它的生化之源在中焦脾胃，并循环运行于脉道以奉养全身。粗粗一看仿佛此“血”与现代医学所指的血管中的“血”类似。然而，仔细推敲一下中医学中“血”的概念，它有“脾统血”、“心主血”、“肝藏血”、“肺朝百脉助心行血”、“肾藏精，精生髓，髓生血”、“津血同源”、“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等含义，中医临床上还有“血郁”、“血热”、“血寒”、“血滞”、“血涩”、“血溢”、“血虚”、“血枯”、“血痹”、“血脱”、“血厥”、“血不归经”、“血不养筋”、“血不循经”、“血分热毒”、“血随气陷”等与“血”相关的概念。因此，中医学中“血”的概念与现代医学中的血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中医的“血”与中医的“心、肝、脾、肺、肾”、“精、气、津液”及中医的临床诊疗等均相关，实际上，它还是一个体现人体动态信息特征的抽象概念。
针对人体这样一个复杂的动态信息系统，中医运用四诊所获得的数据对它的动态特征进行分析、定位，进而通过中药、针灸等治疗措施调节机体的动态趋势，调动人体自身的抗病能力，使患者恢复健康。在这过程中携带着许多雏型的控制论原理。也正是这种以整体观与动态观为基础的多维动态空间的概念，使中医对机体所反映信息的认识不同于西医。
以脉象信息为例，如用脉象浮沉、迟数、强弱、滑涩、弦濡等信息来判定机体当时的状态，即表里、寒热、虚实、气血的盛衰、脏腑的动态变化等,这是中医的动态信息空间决定了脉象属于中医学范畴的定性分析的内容。若用脉象信息来诊断心脏瓣膜疾病、高血压病、动脉硬化病、甲状腺功能异常、贫血、无脉症等，这是西医的病症信息空间决定脉学属于现代医学病症范畴的定性分析内容。两个不同的症状空间概念、不同的出发点，导致中西医对待同一临床特征、同一疾病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及不同的治疗方法。
汉字是重要的信息载体，促进中医文化发展传承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对文化一词的解释可以推导出，“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类活动信息的记录或人类获取知识的能力。它的载体是语言、文字、符号、图形图像、影像、声音等数据，以及由人类加工制造的一切实体。在贮存人类“文化”的载体中，语言与文字所占的比重最大，它们在人类的交往活动中起着沟通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起着保存“文化”的作用。
现已查明，世界上约有2000多种不同的民族、5651种语言，不同的民族、独特的环境创造了各自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相对于其他拼音文字，中文以成千上万个方块汉字为载体，中文是现今世上仅存的象形表意文字。将它的载体与信息时代以“0”与“1”两个符号为载体的“计算机语言”相比较，真是“天壤之别”。因为前者太复杂，后者又太简单。怪不得有些人认为“汉字是中国落后的根源”，由此联想到古老的中医也是很落后的。
1977年，
是不是文字载体符号越简单语言文字越先进？这中间是不能划等号的。简单与复杂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从最复杂的方块汉字到最简单的计算机中的“0”与“1”或者八卦中的阳爻与阴爻，从视觉角度来看，得到的是简单，失去的是丰富的信息。这就像黑白照片与彩色照片之间的反差关系一样，从高到低、从复杂到简单失去的是人类视觉器官能够处理的丰富的信息。
但实际上，人类处理语言信息与文字信息的方法是不同的，语言与文字之间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别，语言是通过声音起作用的，它需要人类的发声器官作为“声源”及人类的听觉器官作为“声宿”，在它们的协同作用下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文字只需要通过人类的视觉器官就可以发挥作用。随着人类生产、社会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随着计算机信息处理时代的来临，人们利用视觉处理数据的能力在不断获得加强，据统计，在处理临床医学诊断数据方面，一般图像视觉信息占到70%～80%。在中医临床方面，中医的望诊、舌诊、面诊、以及脉像仪所记录的脉搏波等，都是视觉信息。由此可见，具有图像含义的方块汉字是一种最适宜培养人类视觉器官处理信息能力的文字。
而且事实上，复杂的方块汉字并没有阻碍中医药学的发展，中医药学也并没有因为复杂的方块汉字而始终停留在2000多年前的水平上，从2000多年前的《神农本草经》到唐高宗（公元659年）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唐代官修的《新修本草》，从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到现代的《中华本草》，中药学在不断前进。从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简帛医书《五十二病方》到现代载方96592首的《中医方剂大辞典》，中医方剂内容在不断增加及完善。从公元前400年的《黄帝内经》成书到公元200年张仲景著《伤寒杂病论》；从公元652年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成书到清代名医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吴鞠通的《温病条辨》，中医的临床辨证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从《灵枢》到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从宋代王惟一的针灸铜人到现代的虚拟人体，随着人们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对针灸、针麻、经络的研究的深入，人们对中医针灸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
回顾世界文化史，人类文化有中国、希腊、印度、埃及、巴比伦、美洲等多个发源地，这些文化发源地分别孕育出了具有各自民族特色的医学文化，然而，源于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古玛雅的医学早已由于种种原因而衰亡，只有源于古中国的中医和源于古希腊的西医至今仍继续为人类的健康服务。中医与西医是各自源于以不同方法来认识人体系统的医学，古老的中医能突破西医近百年的围剿，能顽强地生存下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使用方便、操作简捷、治疗费用低廉，以及临床疗效确实等，其中最关键的一点还是具有确实的临床疗效，另外中国文化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磨灭的。
中国的农耕文化强化了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中国语言文字的统一性和稳定性使中医学术易于传承，复杂的方块汉字为存储中医临床复杂多变的信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中文的“咳嗽”为例，翻译成英文为“cough”。英文的“cough”是由五个英文字母组成，将它拆为单独的五个字母“c”、“o”、“u”、“g”、“h”，这五个英文字母对临床医学信息而言可以认为是毫无贡献的。中文的“咳嗽”是由两个方块汉字“咳”与“嗽”组成的，“咳嗽”两字在“中医文化”中有丰富的内涵。金元刘河间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中告诉我们，“咳为无痰而有声，肺气伤而不清也，嗽是无声而有痰，脾湿动而为痰也。咳嗽谓有痰而有声，盖因伤于肺气，动于脾湿。”由此可见，“咳”与“嗽”还是两个不同的中医临床信息。
由于方块汉字是一种象形表意文字，每个汉字有其确实的含义，汉字之间的组合不仅保留了这些汉字的一些原来的含义，而且还拓展了一些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咳嗽”，中医临床上有风热咳嗽、风寒咳嗽、伤风咳嗽、伤暑咳嗽、心经咳嗽、肺热咳嗽、咳嗽失音、咳嗽痰盛、食积咳嗽等内容。另外，对于“咳”还有咳血、干咳、湿咳、劳咳、久咳、时行顿咳等。对于“嗽”还有久嗽、寒嗽、热嗽、风嗽、时行嗽等。中国文字的这种组合功能给存储复杂的中医临床动态信息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中医思想体现了对人体信息系统的整体认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泽厚在《中国思想史杂谈》一文中提到：“中国思想与四大文化关系最为密切。这就是兵、农、医、艺，首先是技艺。因为这四个东西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实际关系最为密切。中国远古打仗打得最多，中国兵书之所以出现得那么早、那么成熟，就是因为极其频繁复杂的战争积聚了大量的经验。中国的农学在汉代便已相当发达。医也是，几千年来还在用。农、医从两方面保证了中华民族发展到了十几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第一位，这从全球文化角度讲是一个奇迹。”
中医药学是中国科技的一个重要的分支，它对疾病的认识是从整体上考虑的。这与中医文化的整体观念是分不开的。中医学把人体的生理机能看作一个整体，进而把人体的生理机能与自然环境看作一个整体，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都是从整体上进行考虑，这与现代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恰巧相反。现代西医学通过对神经、体液、器官、组织、细胞、蛋白质、基因等的认识，逐步深入地分析人体系统，在这一步步细化分析的过程中，由于器官与器官、细胞与细胞、蛋白质与基因等等相互间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复杂，在研究中，不得不舍去了这些部分相互间联系的“精华”。
中医学虽然对人体系统内部的结构了解得不十分清楚，对数据的采集至今还停留在“望、闻、问、切”四诊的基础上，然而，这些数据却反映了人体本身在抗争疾病过程中的状态，体现了人体整体层次上的相互间的联系。而人类的机体是经历了约1200多万年生存进化才形成的，它具有大脑皮层、神经、体液及中医的经络等多种调控整体信息的组织和功能，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获得了一整套适应环境、对抗疾病、维持生存的能力。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体自身的防病、治病的能力，发挥人类自身的抗病优势，这应该是当今前沿医学探索的方向。
事实上，在这方面，中医学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中医在医疗实践中了解到人体系统内部不正常的情况往往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从体表的状态上反映出来，也可以通过患者的主诉来了解。这导致中医可以通过望、闻、问、切获取数据，在一定规则的指导下，通过中药、推拿、针灸等治疗措施将人体的状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中医文化正是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在这一领域积累的丰富的医学文化知识。
结语
信息时代，人们对信息的认识不断深化，虽然对于信息的定义，不同的学科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但是关于“信息”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的认识是一致的。若从计算机信息技术的角度出发，信息是对人有用的数据，数据是人们能够认识的一种表达形式。但是对于相同的人体动态数据，由于中医与西医处理数据的规则各不相同，所获得的信息及处理信息的方法也会各不相同。
信息时代，人们可以利用现代科学的手段深入到分子水平的层次上去研究生命现象，但面对人体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信息系统又会束手无策。与此相反，我们的先辈并没有束手待毙，通过无数次的临床实践，为我们后人积累了丰富的应用中药、针灸、推拿等方法诊治疾病方面的数据、经验及知识。这种以宏观现象为基础，以自然药物、自然疗法为手段，配合人体自身的防治疾病的能力的医疗实践，其积累的经验与知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它们为当今医学诊治疑难杂症提供了新的探索方向。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
中医学发展呼唤新学派新流派
孟庆云中国中医科学院
在中医的学术史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研究和论战中，曾经形成不同的学派和流派。学派流派和医学观医学特色是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两个概念。医学观医学特色蕴铸中医学成为独特的理论体系，但在这个体系中，因研究主旨不同，见解之异、技术至臻殊，则可产生不同的学术思想和流派。当代中医学正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自觉地推进学派流派体系的建设。
学派和流派难以截然划分
研究中医的学派和流派，不妨考虑年鉴学派如布罗代尔等人的一些意见，可以把学术思想和学术史也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段”来考虑。首先是长时段的，是人们长期延续的习惯、知识与技术中所表现的思想与观念，它变化缓慢但延伸久远，初创的著作往往被尊奉为经典。其次是中时段的，称之为“时期”，这大约十数年乃至一代以上才能显示出变化，有杰出的大师与天才的思考和研究，有时确实改变了一个时代甚至影响以后的时代，学派即有这样的作用。再就是短时段的，这是由于突然出现的剧烈事件或某种技术方法的使用而引起的思想与学术的变化，有时如朝代的性质变更、领袖的意志力量等，也能在短时期使思想与学术转轨变向，但这种变化常常会时过境迁，属于短时段的学术如流派或一些没形成学派的学说。
可以说，学派属于时期，为中时段或更长，流派为短时段；学派以自成理论体系为标识，流派则属于学派或学科中的一分支，以经验称著，以诊治风格见长。医学史上很多有价值的学说，如王叔和在《脉经》中所记的小儿变蒸学说，《素问遗篇·刺法论》提出的“气出于脑”等学说，因于传承的局限，仅成为一个闪光点，而未被发展，仅可作为流派内容之一。学派则阵容强大，甚至可以超越学科，例如清代的温病学派，除治用内科和温病外，在外科、妇科也有温病学派。如清代著《疡医心得集》的高锦庭即属于外科温病学派，中国中医科学院已故妇科专
但是，学派与流派还是难以截然划分。如当今称著的火神派，在南宋时就曾称著一时。在宋代胡仔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及方匀的《泊宅编》等几家笔记中，都记载南宋杭州有名医石藏用字用之者，喜用热药附子，又有名医陈承喜用寒凉药，以至群医中流传谚谣曰：“藏用担头三斗火，陈承匣中一盘冰”。历代名医中以擅用附子并传承为流派者为数不少，如南宋针灸家窦材也有“附子先生”之称。近代重庆陈寅安、成都人行医于上海的郑钦安、香港陈伯坛、云南吴佩衡、四川范中林等皆重用附子，近几年又有“火神派”的旗帜高扬，对流派和学术研究都很有意义。
学派和理论发展互相促进
学派和理论发展是互相促进的。一个学派的形成起码应具备三项条件：一是要有宗师，即一个有影响有威望的学术带头人。二是一部或数部反映学派观点的传世之作，并保持该学派的研究方法和风格。三是一大批跟随宗师的弟子，他们本身必须是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人才。学派的成败兴衰，此三者不可缺一，这也表明学派形成和发展的关键在师承。在中国医学史上，伤寒学派、河间学派、易水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重要学派，因传承而称胜，派中名家辈出，就足以说明传承对于学派乃至学术发展的重要了。自《内经》奠基中医理论以后，在各具体问题和环节上，不断创新并发展充实，演为各家学说，各学说的人才萃集为学派，二者互动，不断发展。其学术生态是：创新之学术始基于经典，又发展了经典。正如明末清初
在中国医学史上，有些学派因其理论思潮先进，成为一面旗帜，而推动中医理论的全面发展。学术思想的演进有时呈现为思潮。在宗师、思潮、学派流派三者中，宗师辟创了学派或流派，学派和流派又反映一定的学术思潮。思潮是学术自身运动规律的最高体现。例如温病学派就是在首用凉药的思潮下形成的。这也是长期实践经渐变而催生的。唐代孙思邈治疗热病就已经在辛温药物中配以辛凉之品，有千金葳蕤汤，金代刘完素已倡主火论，用凉药治热病，明代吴又可治瘟疫则以凉药为治，至清代叶天士等温病学家们，首用辛凉治疗温病就成为势所必然的学术思潮。在此思潮中，再合以察舌验齿诊断经验、用药经验、经典依据，进行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就确立了温病学派。在温病学派下又有温热派、湿热派、瘟疫派以及温病伤寒派等支派，各支派可堪其为流派。研究学派和流派，抓住思潮，从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线索和理论本质，才能弄清人物成就纷繁和理论多姿的医学现象。
学派和流派是中医学术的生长空间
学派、流派是推动中医学理论发展的动力。独树一帜的学派或流派，不仅是传授知识和经验的通道，创新的温床，甚至可以因其理论的带动性，使医学发生模式转换。
学派和流派是中医学术的生长空间，以伤寒学派为例，在宋代就有成无己首开先河的注释派，朱肱、庞安时等人的整理派和韩祗和、许叔微、郭雍等人的发挥派。明清有方有执、喻嘉言的错简派，张遂辰、张志聪等人的旧论派，柯韵伯、尤在泾等人的辨证论治派，俞根初的通俗派和陆九芝的伤寒统温病派等。张仲景及《伤寒杂病论》问世以降，形成了强大的伤寒学派，以其“经验—辨证”的学术模式，突破了《内经》的“整体—理论”模式。张仲景之学术，以六经为纲，以理法方药贯穿的条文，为辨证论治“垂方法，立津梁”，在医学发展史上是一次模式转换。以河间和易水两大流派为学籍的金元四家，虽然各有专长又有争鸣，但其共同的一点是，都辨证循按病机，讲求气化，把以往方证对应的辨证发展为病机辨证，可以“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勿耗气，精遗勿止泻”（明代王应震），突破了“经验—辨证”模式的方证对应，可称为“病机—辨证”模式，这个模式把中医理论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以上几次学术演进，既有承上启下的学术传承，又有所转换，既是学术资源的增长，又是标志性成果的辉映。
中医理论体系中学派、流派的演化趋向：一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完善，不断变革，继续向前发展。例如医经学派、伤寒学派、温补学派、温病学派等。二是内部分化，各自引申发扬或分异，形成新的学派体系，例如河间和易水学派，又以其分合而成金元四家，又继而分为若干支派或流派。三是由于客观认识的统一或自身生命力不强而走向消亡。古代很多失传的学派或流派多属于这种情况，但也有承传难度大，后继乏人或社会因素等。前者如华佗的手术学派，因绝技失传，到清代手术已被外科内治取代。后者如串雅医派，因社会变迁而消亡。
此外，学派与流派在发展过程中，又与学科有一定联系：有的学派或流派可发展为学科或专科，例如唐代孔颖达疏《礼记·典礼》“医不三世”后，谢利恒进而指出“此盖中国最古之派别也。其书之传于后世者，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中国医学源流论》）但是到秦汉以后，《灵枢经》或“黄帝针灸”及《难经》、《素女脉诀》皆合为医经学派，而《神农本草》则发展为本草学科，即今日之中药学科。也有古代的学科发展为今日之学派者。例如伤寒在古代曾经是与大方脉并列的学科之一，但目前统属于内科了。
中医学发展呼唤新学派流派
从学派的社会功能来说，学派有增扩学术的功能，流派有传承经验、嗣续绝技保护学术遗产的重要作用，学派与流派又是中医理论体系的重要学脉，故培植学派和流派以发展中医理论是当代中医学人的重要使命。
当代有诸多因素利于学派和流派的发展：一是中医正处于从传统类型向现代化类型转化的转型时期，具有对新学派新流派的诉求。二是中医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已经具有一定规模，国家又有名老中医的传承目标和计划，为学派和流派提供了较为广阔的生长空间。三是相邻学科的发展，有利于和中医形成交叉学科，将成为新的学术生长点，催生新理念，利用新技术，有利于新学派新流派的发生发展。
有鉴于此，我们应该用战略的眼光认识学派和流派，强化学派和流派意识，鼓励中医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形成自己的学派，医院形成自己的流派，同时加强对已有学派流派的研究，充分利用高端论坛的学术平台，让伟大的学术思想在学派流派思想的争鸣与摩擦中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应警惕和拒绝影响学派流派发育的帮派化运作，以减少其负面作用，从而形成健全有生机的学术体制。
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