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看到学会“我与学会共同成长”征文标题时，我的内心便涌起阵阵波澜。因为我在近十多年的文章与著作当中，我也多次讲过这句话，这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
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自1983年成立，至今已整整36年了，我们学会每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学术盛会，我是唯一一位全程参会的会员。实际上，我还参加了学会筹建时的筹备会，而且当时出席筹备会议的会议通知也是我一一填写和寄发的。
第三届国医大师、儿科分会元老之一、长春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王烈先生评论我说：“在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分会的发起、创建、领导的全过程，他是唯一一位全程参加会议的‘儿科元老’，即便在退岗之后，仍能坚持参加，只就出席中医儿科会议及参加学术活动而言，实乃我中医儿科，甚至是全国中医学会的冠军。让世人、后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其中可贵的是，他在岗如此，
在岗也如此。” 我要说的是：我与学会有一种深深的不解之缘，对我来说，学会有家的感觉。
要说我的学会之缘，首先要从我的几位恩师说起。而最令我难忘、培养锻炼我成长的，是为儿科学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不可磨灭贡献的三驾马车：王伯岳、江育仁、张奇文。
我1970年江西中医学院毕业留校任教，领我进入儿科专业之门的是敬爱的衷诚伟老师，衷老师是我国首批西医学习中医的专家，他对我的培养是先打好中西医基础和儿科学的系统训练，因此我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省级儿童医院与市级传染病院摸爬滚打了近五年。然后再到中医最高学府跟名师学习。1975年，我有幸到中医研究院（今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跟随儿科泰斗王伯岳先生学习，从此与先生结下了亲如父子的师徒之缘。
1978年，全国第一次中西医结儿科学术大会在山东省潍坊市召开，与会的中医儿科专家（有江育仁、刘韵远、王烈等）一致提议编写一部大型全面系统的《中医儿科学》与筹建中医儿科学会，会后承办会议的张奇文同志赴京向王伯岳、禇福棠汇报。1979年初，中医研究院党委决定由王伯岳主持编写《中医儿科学》。1979年夏，在山东省济南市召开了《中医儿科学》第一次编写会议，也是由张奇文同志承办。张奇文此时已调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他亲自来到火车站接我。这虽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但在与王伯岳老师的信件交往中经常谈到，所以一见如故。
经过一年的编写，《中医儿科学》已完成初稿。为使该书统稿审定工作顺利进行，王老又把我“借用”在西苑医院。在进京途中，王老嘱咐我去南京拜望江育仁先生，并征求他的意见。认识江老，其实早在1974年在上海中医学院编写《中医儿科学》三版教材时就认识并请教过。这次去南京拜见江老，江老第一句话就说：“你是王老的学生，也就是我的学生。”我当时十分感动，十分感激。到北京第一时间便向王老汇报此事，王老停下笔郑重地嘱咐我：“以后待江老要执弟子礼！” 我国中医儿科界，素有南江北王之谓，南江就是南京江育仁，北王就是北京王伯岳。二人声名远播，却性格各异，但志向如一，且情同手足。《中医儿科学》的编写，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中医儿科专家，为儿科学会的建立打下了良好基础。
1980年冬，全国中医理论文献研究整理学术会议在昆明召开，参会的王伯岳、江育仁、何世英等几位中医儿科专家联名，向主持会议的卫生部中医司司长、中华中医药学会秘书长吕炳奎同志打报告，申请筹建儿科专业委员会。吕老当即批示：同意，请王伯岳同志牵头筹建。由此，学会的筹建正式提上议事日程。
回京后，王伯岳便着手筹备和规划，他先后拟出儿科学会的章程、议事规则、组织架构、学术活动的开展、学术会议的组织等等文稿，并让我抄写分寄江育仁、张奇文等，筹备联系的具体工作几乎都由我跑腿完成。1981年6月，在山东省兗州市召开了筹备会议。1983年9月，经过两年的精心筹备，在山东潍坊市召开中华中医药学会儿科专业委员会（今改名儿科分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全国中医儿科学术大会，吕炳奎亲自到会主持，选举王伯岳为主任委员，张奇文、江育仁、王玉润、马新云为副主任委员，张锡君、李开注、俞景茂和我为常委，王烈等25人为委员。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中医儿科盛会，也是历史上第一个国家级中医儿科学术团体。大家热情高涨，表示一定要继承发扬中医儿科事业，把学会办成中医儿科学的大学校，学术发展的大本营，办成中医儿科工作者之家。
王伯岳当时兼任全国政协委员，与吕炳奎共同兼任全国政协医药卫生工作组副组长，振兴中医是当时的重大历史任务。当时会议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实行老中青三结合。张奇文同志当年才48岁，就由王伯岳老、江育仁老、吕炳奎老、王玉润老等诸老推举担任学会第一副主任委员，这在当时其他专业委员会尚无先例。这个安排，在以后几十年的历史实践中证明是正确的，而江育仁等老专家的高风亮节，为后辈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在此后的数年中，中医儿科学术会议几乎每年都在潍坊开，张奇文则是充分尊重老专家，充分尊重各地的代表，尽心尽力发动自己的各种资源来为学会工作的开展服务，使学会工作有声有色，大家都觉得迎来了儿科学术的春天。
天有不测风云。1987年6月，王伯岳先生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在这种情况下，张奇文默默地担负起学会的重任，在江育仁等老前辈的扶持下，高举中医儿科学术大旗，不忘初心，砥砺前进！至1992年，在青岛市召开的全国中医儿科学术会上，进行了学会的换届改选，选举张奇文为主任委员，江育仁为名誉主任委员，马新云、王烈、王静安、刘弼臣等为副主任委员，我也当选为副主委兼秘书长，并一直兼任至2002年换届。
在学会这个大家庭中，我由一个毛头小伙跑腿者，到后来被选举为副主委兼秘书长，在这20年的历史长河的沐浴中，我是幸运者，也是不断学习、不断成长者。记得1983年成立学会时，我的恩师衷诚伟教授就力荐我进入学会，而自己退居二线，他经常鼓励我说：“你要大胆些，努力去做。大家对你的印象很好，要珍惜。我相信你能做好每一项工作。”我谨记恩师的话，并躬身力行。
回顾自学会建会之初，到我任秘书长的20年中，在王老、江老、张奇文同志三驾马车的带领下，学会工作一直遵循继承发扬这一主线，集思广益、交流经验、增进友谊。每一次会议都有一个主题，相继完成了钱乙学术思想研讨，小儿用药剂型改革，小儿外治疗法，肺系疾病、脾系疾病、心肝疾病、肾系疾病的诊疗经验交流，学会名老中医经验的整理继承交流等多方面的工作，而且每次会议都有会上与会后工作的链接，先后完成了《实用中医儿科学》《实用中医保健学》《儿科医籍辑要丛书》《中国膏方大全》《中国灸法大全》等大部头著作的编写，锻炼了队伍，团结了力量，大家一门心思为中医儿科事业的振兴积极工作。个个都有事做，人人都有收获和进步。而我则更为忙碌，每年学术活动的安排，每次学术会议的书面材料，会议纪要，以及论文综述，都是由我完成。而且学会的各种资料，原始记录，保存得最完整。在后面几年，我和王烈教授对学会建会以来的各种资料进行整理，全体委员自掏腰包完成了两集的编印，成为学会的宝贵历史资料。王烈教授是我十分尊敬的老师，他对我十分爱护，他说：“朱锦善教授，在建立中医儿科学会的年代，我是中年，他是青年。他不仅是我们学会的大才子，具体的学会的文字资料，大手笔的任务都由他完成。而且他又是学会的大管家，他当了三届秘书长，躬身力行，从来没有失误，不易啊！”其实，在学会工作中王烈老师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们二位也是全程参会的代表，只是近几年，他年事已高，参会少了，要不然我们两个就并列“冠军”了。
我和王烈教授之间的故事很多，记得在潍坊召开学会成立会时，我向王伯岳老师介绍王烈是西学中，王老马上说：“不光西学中，要西变中！”这句话真是石破天惊！王烈教授经过多年的奋斗，被评为第三届国医大师，而且是目前唯一的儿科国医大师！这不是王老的话点石成金，是王烈教授多年来的华丽蜕变！我在王烈教授80寿辰时敬上过一幅贺联，上联即是“西学中西变中成中医砥柱”，今年王烈大师即将迎来90华诞，我的贺联已有了新意:“西学中西变中成国医大师”！
三驾马车中的江育仁先生，对我倍加爱护，又恩重如山。自从江育仁先生亲点我为学生，我就牢记伯岳先生的话执弟子之礼，江老则对我各方面精心培养并关怀备至，亲自推荐我为《中国中医药年鉴》编委，接替他的工作；亲自为我的小书《儿科临证50讲》作序，勉励我“不随时俗“；要我和他共同主编《现代中医儿科学》。自王伯岳先生不幸逝世后，每次学术会议都让我陪他居住，教我做人做事，我也有更多的机会向他请教，江老则倾囊相授。王老去世后，他是学会的主心骨，并大胆地放手让张奇文同志和我们去干。他虽是极柔而包容，心地却如明镜！他的智者的光辉一直照耀我们前进的路！
如果说，儿科学会王江张三驾马车奔驰20年，王伯岳是创业的先行者、开拓者的话，江育仁则是坚定的维护者、守护者和主心骨，而张奇文则是继往开来、勇往直前、辛勤耕耘的领头人。首届国医大师朱良春先生说：“张奇文教授乃当代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医理精深，经验宏富，对儿科建树尤多，有‘南江、北王、中张’之称。尤为可贵者，奇文同志不仅精于医，且擅于政，可谓良医良相一身兼之医林俊杰。”
对于张奇文先生，我的感受最深。他说我是最知他的人，他也是最知我的人。他是我的良师，更是益友，我们志同道合。在学会中他是主委，我是他的秘书长。现在他80多岁高龄了，仍在为中医事业鞠躬尽瘁。对我仍关心备至，为我主编的《儿科心鉴》出谋划策，担任名誉主编；要我与他共同主编《实用中医儿科学》，这是一本回归中医思维的中医儿科学全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后已多次重印，大受医界欢迎。
现在王伯岳、江育仁二位大师虽离我们远去，中医儿科学会的三驾马车的轰鸣声亦渐行渐远，但他们开创的儿科学会与优良传统，必将继往开来！甚感欣慰的是，当前在新一届学会领导班子的带领下，在习主席的将中医“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的号召指引下，一定会不断开创中医儿科事业的新局面！
转载自《中医药会员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