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中医药事业融入国家卫生健康工作大局
余艳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国家卫生健康委高度重视中医药法的贯彻实施，把党和国家关于卫生健康的方针政策与中医药法的要求相结合，将中医药事业融入卫生健康工作大局统筹考虑，协调推进。一是将中西医并重作为新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的重要内容，提出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二是将发展中医药纳入卫生健康相关规划，推动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和《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2015—2020年)》等规划明确赋予中医药服务体系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要求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与慢性病防治及预防保健中的重要作用。不断优化健康服务，努力形成中医药和西医药互相补充、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深化改革。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健康意识不断增强，对中医药知识和服务的需求快速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在近期的医改重点工作任务中，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社区卫生服务、家庭医生团队建设、发展社会办医以及健康服务业中的优势，着力发挥中医药服务在解决人民群众看病难和看病贵中的作用，探索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改世界性难题，维护和增进人民群众健康福祉。四是积极落实中医药法在放宽市场准入、加强人才培养、提升科研能力和开展国际合作的内容，配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做好中医诊所备案管理，统筹考虑中西医学人才培养规划，鼓励中医药科研创新，并将中医药纳入“一带一路”建设，支持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发展国际化。
中医药法颁布后，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推动与中医药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完善工作。一是将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相关内容纳入《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由全国人大牵头起草的《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草案)》，是卫生健康领域基础性、综合性的大法，旨在建立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该法草案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中的作用。我们认为，这些规定将为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事业乃至整个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提供重要的法律保障。二是积极推进中医药法配套规章的制定工作，2017年出台了《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和《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并配合做好《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研究起草的相关工作。三是配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动地方性法规制度建设工作。2017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医药地方性法规及制度建设的通知》，要求各地把做好中医药地方性法规及制度建设作为依法支持中医药发展的重要抓手。以中医药法为纲，加快建立健全地方性中医药法规及相关制度，加强地方中医药法制建设，推动地方中医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宣传普及法律是法律实施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为推动中医药法的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积极开展中医药法的宣传工作。一是将中医药法及其配套规章纳入卫生计生体系、七五普法规划，并及时将法律和规章文本编入国家卫生健康委法规汇编下发各地，积极做好中医药法的普及和宣传。二是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发《关于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组织开展法规的学习宣传活动，让相关工作人员深刻理解法律的各项规定，进一步增强法治观念和法治素养，自觉将法规规定的各项制度运用到工作实践中去，不断提高依法发展中医药事业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部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密切配合，充分利用《健康报》《中国人口报》等报刊、电视、网络等各类媒体平台广泛宣传，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好中医药法的普法宣传，营造重视、关心、参与和支持中医药振兴发展的良好氛围。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中医药法的颁布实施为中医药事业发展提供了准绳。然而，天下之事难于法之必行。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让中医药法成为解决制约中医药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的治病良方，我们还需持之以恒地贯彻好、落实好这部法律，不断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做好立、改、废、释，确保其符合中医药法确立的立法原则和基本制度。为推进中医药事业改革发展，促进中医药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2018年8月23日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召开中医药法一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中医药与改革开放40年
朱建平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首席研究员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1978年3月，召开中国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通过了《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同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光明日报》刊发，掀起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拨乱反正从思想解放开始。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邓小平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由此拉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幕。
回顾40年来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中医药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是由党的一个文件发展为国家的一部法律的历史，是由乏人乏术到全面发展、走向世界的历史。
从一个文件到一部法律一个文件：56号文件
十年动乱，中医遭摧残，机构被拆散，人员受迫害，堪称重灾区。据有关统计，1959年全国中医医院1371所、中医生36.1万人，1977年减至129所、24万人。1950年代奉令调到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和北京中医学院（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55位名老中医，1977年只有7位还能出诊。虽然“文革”后恢复的高等中医院校有17所、研究机构有15个，但规模都很小。当时乏人乏术问题十分突出。
为此，原卫生部历时一年多深入广泛地调研，写出有问题、有建议的报告。1978年9月，中央56号文件转发了原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其中为解决乏人问题提出八条建议。第一，重申并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中医政策，纠正对待中医药人员的错误态度。第二，认真办好中医院校，积极培养新生力量。第三，整顿和办好中医医院，地市要创造条件建立中医院，有条件的县也要建中医院。中医院要突出中医特点，从门诊到病房都要以中医药为主。第四，加强中医药研究机构的建设，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办好一所中医药研究所。第五，继续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第六，国家计委拨给一万人的劳动指标，从集体所有制医疗机构和散在城乡的民间医生中，通过考核，选拔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中医，充实和加强全民所有制的中医机构。第七，建议各省、市、区在安排基建计划时要优先考虑发展中医机构，在分配经费时重点照顾中医机构，并在上海、成都、武汉、西安、沈阳、天津5年内各建
设一个500张病床的中医药研究基地，各投资1000万元。第八，建议各省、市、区党委把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督促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党的中医政策，搞好中西医结合。
“中央认为卫生部党组报告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应当引起各级党委的高度重视。希望⋯⋯认真加以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件大事办好”，指出“在发展西医队伍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快发展中医中药事业，特别是要为中医创造良好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抓紧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的问题。”中央批语包含了邓小平“特别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的批示。
56号文件以中央名义，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全国县团级单位，要求做好中医工作。各级各地纷纷行动起来，8条建议都得到很好的落实。如平反昭雪，下放改行的收回就近安排工作，恢复待遇；退休的返聘；约有6万人重返岗位。当年12月原卫生部、原国家劳动总局下文，从集体所有制和散在城乡的中医药机构中吸收中医药人员充实加强全民所有制中医药机构，实际考试录用了2万人。56号文件是一个振兴中医的纲领性文件，承上启下，影响深远，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一个会议：衡阳会议
中央56号文件下达后，中医事业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81年，县级以上中医医院增至753所、中医学院增至23所、中医研究所（院）增至46所。经恢复、重建、改建、新建的中医科、医、教机构明显增多，但出现“挂着梅兰芳的牌子，唱着朱逢博的调子”，中医院姓“西”不姓“中”的问题。为此，1982年4月原卫生部在湖南衡阳召开了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中医是当前卫生事业的短线，必须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认真加强；强调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是发展中医事业的根本方向。同时重视对中国传统医学的传承和中医队伍的培养、提高。明确“突出中医特色，发挥中医优势，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从此开启中医复兴的新征程。史称“衡阳会议”。衡阳会议强调保持中医特色，具有里程碑意义，影响极其深远。
一个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层面的管理机构虽然从新中国初卫生部中医科到1954年升格为中医司，但与中医的地位仍不相称。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发展我国传统医药，为设立相对独立的国家中医管理机构提供法律依据。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12月，国家中医管理局成立。1988年5月，更名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设立，体现党和政府对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对中医药在卫生医疗中重要作用的认可；意味着中医药工作将由过去的从属地位时期转入相对自立发展的新时期。
它将拥有更多的权限和资源，从而可能改变“西医在朝，中医在野”的不利局面；反映中医界和众多支持中医发展的民众的诉求，顺应了卫生医疗发展的大趋势，满足了国内外对中医药发展的客观需要。这是中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医管理的“历史性转折”，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个方针：中西医并重
近代以来，先后出现中西医汇通、中西医合作、中西医团结、中学西、西学中、中西医结合、统一的新医药学等说法，这不仅是名词的不同，更是内涵的变化。“团结中西医”是1950年代我国卫生工作四大方针之一。为了落实中央56号文件精神，1980年3月原卫生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工作会议，提出“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这三支力量都要大力发展，长期并存，团结依靠这三支力量，发展具有我国特点的新医药学，推进医药科学现代化”，并写入卫生部文件，作为党对中医工作的新指导方针。为了加强中西医结合，1982年11月原卫生部在河北石家庄召开中西医结合和综合医院、专科医院中医科工作会议，并通过《关于加强中西医结合工作的意见》。同年12月《宪法》规定的“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已有中西医并重之义。
1985年中央书记处要求“把中医和西医摆在同等重要地位”。1991年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把“中西医并重”作为我国卫生工作五大方针之一。2003年中医药条例、2017年中医药法进一步把“中西医并重”方针固化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使之更加稳固。
一个决定：卫生改革与发展
我国改革从农村实行大包干开始，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1979年初原卫生部领导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次年准许个体医生开业行医。1984年8月，原卫生部《关于卫生工作改革若干政策问题的报告》提出“放宽政策，简政放权，多方集资，开阔发展卫生事业的路子”。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科技、教育、医疗体制改革开启。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掀起新一轮改革。1995年，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1997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发布，深化市场化医疗改革，同时提出“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既要认真继承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又要勇于创新，积极利用科学技术，促进中医药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继承、创新、现代化，成为此后中医药发展的主旋律。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继续开展；当年年底，《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列入原国家计委“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北京组建国家新药（中药）临床实验研究中心。2003年国家实施人才、专利和技术标准战略。制定实施《中医药标准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以标准化助推中医药现代化，先后发布中医药各类标准约700项，成立中医、针灸、中药、中西医结合、中药材种子种苗5个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医药标准体系初步形成。
21年市场化医改，在某些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也很严重，农村合作医疗解体，“赤脚医生”职业化，公共卫生少人管理，医疗服务价格高涨，普通民众看病难、看病贵加重，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中医药的发展。世界卫生组织（WHO）提出2000年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而我国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只有20％。2003年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2003年SARS肆虐，暴露出公共卫生的薄弱。2006年酝酿新医改，2009年重启医改，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五项重点改革措施和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长远目标。重点在“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强化政府对公共卫生的责任。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和具体规划。
中医药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医药以较低的投入，提供了与资源份额相比较高的服务份额，2009年至2015年，中医类医疗机构诊疗服务量占医疗服务总量由14.3％上升到15.7％。2015年，公立中医类医院比公立医院门诊次均费用低11.5％，住院人均费用低24％。
两个纲要：16部委、国务院规划纲要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社会上“存废中医”之争不断。2月，国务院《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将“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列为重点领域优先主题。这一年，科技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6部委联合发布《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总体目标，提出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项基本任务。为落实《纲要》，2007年成立以时任副总理吴仪为组长的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协调小组，随后全国16个省（区）相继建立中医药工作协调领导小组。
之后，有关规划、政策相继推出。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旨在2015年建立起适应中医药事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基本实现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协调发展，中医药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率进一步提高。2015年4月，工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2部门联合发布《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同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同年11月国家旅游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下发《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2016年2月，国务院制定了《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对新时期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系统部署，进一步聚焦中医药的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提高中医药的贡献度。这是16部委规划纲要的升级版，明确把中医药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新一轮的规划、政策纷纷出台并落实。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专章对振兴发展中医药、服务健康中国建设进行系统部署。2017年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3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老龄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2部门发布《关于促进中医药健康养老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6月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
中药标准化项目和纳入《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的“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正式启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设立“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专项”。
一部法律：中医药法
1982年《宪法》规定了发展传统医药，但需要一部专门的法律来落实。为此，董建华等30位人大代表在第二年提出“中医立法”议案。之后经历了《发展中医法（草案送审稿）》《中医药振兴条例（草案送审稿）》，直至2003年10月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中医药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有关中医药法规内容仍散见于其他法规之中，中医药行业还没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为此2005年启动了中医药法的制订。又经过11年，中医药法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于2017年7月1日实施。中医药法是国家制定的中医药根本法和基本法，它将现行有效的党和国家发展中医药的有关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这是中医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党和国家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扶持发展中医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加快了法治化进程。先有党一贯的发展中医药方针、政策，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发展传统医药，继有专门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直到有专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这也是我国走向法治国家的生动体现。
从乏人乏术到全面发展，走向世界
“文革”之后，中医药乏人乏术十分严重。改革开放40年，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力支持下，中医药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全面发展，正在走向世界。
中医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建立以中医医院为主体的覆盖城乡的中医药服务体系。中医医院、床位数、中医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到2017年末全国共有中医医院3695个，是1978年（447个）的8.3倍；2017年末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52.7万人，是1977年（24万人）的2.2倍。2017年，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113.6万张，总诊疗人次达10.2亿人次。中医药的特色优势在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肿瘤、病毒性和免疫性疾病等常见病、多发病、疑难杂症的防治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在SARS、甲型H1N1流感、艾滋病、手足口病、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重大疫情防治和汶川特大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也贡献了力量。
中医养生保健大有可为
2006年后，中医“治未病”得到加强。推进中医预防保健服务体系建设，在二级以上中医医院设立“治未病”科室，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妇幼保健机构、疗养院等开展“治未病”服务，社会中医养生保健机构发展迅速。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开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医养结合。
中医药健康管理项目作为单独一类列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中医药在公共卫生服务中的潜力和优势正逐步释放，推动卫生发展模式从注重疾病治疗向全面健康管理转变。中医养生越来越受到全社会的重视，融入大众的日常生活。
中医药科研成果显著
2016年，全国中医药科技人员共12744人，研究机构有81个，是1977年（15个）的5.4倍。组织开展16个国家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及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科研体系建设，建立了涵盖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室和科研实验室，建设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形成了以独立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药大学、省级以上中医医院为研究主体，综合性大学、综合医院、中药企业等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国家对科研机构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且逐年增长。仅2016年，全国中医药科研机构经常费收入由政府拨款部分达1.73亿元。2005～2012年，“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总经费5.2亿元；而2018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专项经费就达到5.6亿元。截至2016年，有50项中医药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科技奖励，其中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中成药二次开发等6项获科技进步一等奖。屠呦呦因发现青蒿素获2011年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和2016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在国际上产生重大影响。
中医药教育体系基本形成由单一中医专业，增设了中药、针灸、推拿、骨伤、文献学等多种专业，院校、函授、在职、师承等多种模式教育并举，基本形成院校-毕业后-继续教育有机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初步建立社区、农村基层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从中高职、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等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教育全覆盖。截至2016年，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2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33所），是1977年（17所）的近2.5倍；加上252所高等西医药院校或非医药院校设置的中医药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达79.57万人，是1977年的200倍。中医教育改革不断探讨新思路，名老中医师承教育取得突出进展。
中药产业体系初步构建
中药产业经历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中药资源可持续利用，中药材的种植加工、炮制剂型、中成药生产及其流通贸易，伴随我国工农商各行业进步而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特别是2002年科技部等8部委联合发布《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2002—2010年）》后，全面开启中药产业现代化建设的道路。截至2015年，中成药有2088家GMP制药企业，从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发展到现代的滴丸、片剂、膜剂、胶囊等100多种剂型，品种达1.4万余个，有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药工业总产值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总量的28.55％，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药出口额达37.2亿美元，海外市场潜力很大。中药材种植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农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中药产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中医药文化建设方兴未艾
政府积极推进中医药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建设。2006年5月，传统医药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已有130个中医药类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0年，“中医针灸”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加强中医药健康知识普及和中医药文化宣传，“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活动，使中医药更加贴近百姓。首次发布《中国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并推动中医药文化素养纳入《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
中医药走向世界步伐加快
通过召开国际会议、招收留学生、派遣医疗队、出口中药等形式，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学术团体及个人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友好交往，将中医中药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并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中医药合作协议86个。在向亚、非、拉丁美洲70多个国家派遣的医疗队中有中医400多人。支持在海外建立10个中医药中心。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发布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将以中医药为主体的传统医学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中医药助推“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人类维护健康、防治疾病作出更大的贡献。
40年，弹指一挥间。如今中医药正处于全面发展，走向世界之际，机遇与挑战同在。中医药事业、学术和产业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但中医药特色与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符合中医药特点规律和发展要求的政策机制、制度体系还不健全，中医理论有进步无突破，中医临床疗效有待巩固和提高，中医养生康复潜力尚待发挥。因此，我们要有文化自信，要奋发自强，要认真落实中医药法，以继承为基础，以创新为动力，推动中医药更好更快地发展。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8-7-19（3）
从本草文献考证到本草考古
黄璐琦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
我国的本草学，即古代的药物学，是世界上保持最为完整的传统药学体系之一。“本草”一词，始见《汉书》：“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本草学已经形成独立的学术体系。1981年台湾学者那琦博士、1988年大陆学者黄胜白和陈重明分别编著《本草学》。本草学研究可以辨章学术、辨明真伪，正本清源，澄清中药品种混乱，为药材的生产、加工与炮制提供历史依据，为继承和发展我国传统药学铺路架桥，从古代本草中挖掘更多的良药。《本草学概论》和《本草典籍选读》已纳入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教材，成为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的本草学研究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主要集中于本草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和本草品种考证两大方面。这些方面的成就主要依赖于对历代文献的整理。随着考古发掘，很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出土文物对医学史、药学史、本草学等研究的重要性。本文梳理了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方法及其局限性，认为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本草文献考证与本草考古分别是本草学研究中的二重证据法。
本草文献考证历史悠久
古代本草文献考证
历代本草学家都非常重视文献考证。唐《新修本草》序：“谬粱米之黄、白，混荆子之牡、蔓；异繁蒌于鸡肠，合由跋于鸢尾⋯⋯更相祖述，罕能厘证”。如在牡荆实项下，运用文献考证，《新修本草》对《本草经集注》中的错误进行考证和纠正：“按《汉书•郊祀志》以牡荆茎为畈竿，此则明蔓不堪为竿。今所在皆有，此荆既非《本经》所载。按今生处，乃是蔓荆，将以附此条后，陶为误矣⋯⋯今人相承，多以牡荆为蔓荆，此极误也。”
历代医药学家非常重视本草品种的名实问题及品种变迁，古代学者也运用文献考证厘清品种混乱，如沈括《梦溪笔谈》纠正了“一木五香”、天麻与赤箭等品种名实。此外，《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农学文献也为中药品种考证提供了很多文献依据。古代本草文献考证有两大特点：第一，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学、文字学为主，对当代实物观察为辅，如《新修本草》《本草图经》将文献考证与政府推行的中药资源调查相结合，《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则将文献考证与作者亲自实地考察相结合，澄清了很多品种的名实混乱；第二，在古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但在考证过程中依然有些古代品种仅仅凭据文献考证难以澄清。
现代本草文献考证
科学考证的意义在于确定本草药材的基原，反映用药的历史事实，正确的继承古人药物生产和临床用药。
经过发展，本草考证已经不限于中药的品种研究，扩展到药材的药用部位、历史资源分布、炮制加工、民族药等。“本草考证”已经发展为“是以本草典籍为依据，追溯中药历代本来面目，包括品种的历时变迁、原动植物的形态、分布区域、生境、栽培技术、药材性状、炮制、药性、功效等等，以帮助我们对现今使用中药的品质作出客观的评价”。
本草文献考证有其局限性
从本草考证的研究方法而言，“本草考证”即“本草文献考证”。即依托本草文献，运用现代知识对药物学某一内容进行的考证。本草文献考证具有以下特征：目的是继承用药历史经验；核心是澄清药物基原；基础是历代文献典籍，尤其是本草典籍；主要方法是植物、动物、矿物的分类学和鉴定学。
必须看到，一方面，随着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很多常见药物的混淆品种已经基本上澄清；另一方面，由于过于依赖古代本草文献，一些仅凭文献考证的结论存在争议。
本草文献考证期待新的材料或新的发现，尤其是期待古代实物的印证研究，以推动学术创新。要复原古代人参基原的真面目，不仅需要研究史学资料，更需要地下考古材料。日本正仓院中还保留了唐朝药物人参，据日本学者研究为五加科植物竹节参，但是《图说正仓院药物》书中第89页上图中有3枚为主根，与根状茎的竹节参明显不同，并且主根上有密集的铁线纹，据此我们判断正仓院人参样品中也有五加科植物人参。无论是竹节参，还是人参，日本正仓院中保存的唐朝药物人参无疑为五加科人参属植物。这为确定唐代人参的基原提供了考古依据。
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新发展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学科。自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引入，我国相继出土了丰富多彩的医药相关的重要遗迹和文物。为深入研究古代药物发展的源流，重建本草学的历史，有必要从考古遗存中，鉴别、分离出药物及相关实物或内容。本草考古作为本草学与考古学的新交叉领域应运而生。
本草考古是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具备本草学和考古学两个特征，是两者交叉领域。本草考古是本草文献考证的发展，在本草文献考证的研究方法上，进一步借助出土的文物为依据，修正和补充历史文献的错漏、局限和缺佚。
从时间范围来看，本草文献考证主要依据本草典籍，因此其时间上限为有文字记载。现存最早的本草典籍为《神农本草经》。考古学研究的时间范围限于一定时间以前的古代，包括史前时代（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原史时代（文字刚出现的时代）和历史时期人类的文化遗存。考古学研究的年代下限在各国不尽相同，中国长期以来以明朝灭亡（1644年）为下限。但是随着学科的发展，已有学者提出考古学下限随着时代和考古学研究本身的不断深入而向下延伸，中国考古学在实践中已经延至清代甚至更晚。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2018-5-28（3）
中医人要继承创新，用多元手段评估出共识疗效
王永炎中国工程院院士
当前，世界上各个国家、地区多以经济建设为主题，追求经济总量的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导致人类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此带来种种健康、疾病和社会问题。
中医药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是世界唯一全面、系统传承下来的医学。中医学者们必须有文化自觉，要继承中医学的原创思维与原创优势，以治未病、辨证论治为核心，朝向现代难治病，以循证医学与叙事医学及医学统计学，多元化、多层次的设计观察评估出共识疗效，是当今医学的总体任务。
认清形势，与时俱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国学国医带来回归重振的前所未有机遇，但如今仍处在统筹共谋发展时期，激励我们去争取真正春天的到来，从根本上转变弱势学科的状态。
当前，中国处在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与信息智能并行的时代。自从墨子号量子卫星发射成功，我国科技界从跟随者跃升而为领导者之一。单光量子不可分割勿需重复的理念，对中医学基础与临床研究有什么影响？大数据的数据之“大”怎样变成“活”数据，中医药研究的非线性不确定性数据背后隐匿着混沌的信息，并非是无序混乱无用的，如何融入我们的研究工作？这都是学人需要认真思考的。任何学科都重视始源，因为它关乎未来学科的走向，中原流域基于史前期的天文、地理、物候、气候等观测出河图洛书与负阴抱阳、冲气为和的太极图，是气-阴阳五行学说的哲学基础。今天的学人尚缺乏关联辨证论治、理法方药的研究。
中医学具有科学与人文的双重属性，社会价值观的异化、技术进步的同时带来一些医务工作者的冷漠与傲慢，与病人的距离远了。近世，叙事医学的兴起、人文医学的推广和医学伦理的教育都需要重塑以适应大健康、大卫生社会的发展。
中药学研究最迫切的是上市后临床再评价，尤其是安全性临床评价尚未真正列入日程，禁忌症、副作用、不良反应等安全性指标内容“尚待研究，尚不明确”，普遍于注册后没有补齐，不能符合国家用药的国际规范。中成药新药先天不足、后天失养的状况没有根本的改变。
医学人文伦理的淡化，造成临床研究缺位现象难度增加，又逢中药新药研发冷潮期的十余年，循证医学体系临床实验观察报告减少，国内中医药刊物中临床研究观察报告稿源仍然不足。新兴交叉学科合成生物学与结构生物学对天然产物研发的推进，化学生物与生物化学整合，深化代谢组学的启示，等等。中医学人较为普遍对高概念、大数据时代的信息沟通不足，对于信息、智能、西化、融合处于认知学习阶段，需要知识技能的进一步更新。因此，急切需要融入病证疗效的临床基础与研发工作中去，以与时俱进的姿态探索方法学的改进，学用象思维原发创生性，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全科医学与早临床、多临床
早临床多临床是强化临床研究基本功的关键步骤。全科医学是面向个体家庭与社会，集合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与叙事医学相关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全科主要在农村乡镇、城市社区一级医疗机构医务工作中体现，下农村、牧区、厂矿为基层医疗服务。北中医56级学生在读六年间三下农村、两下厂矿，见习周期累计两个学期，每个学生诊疗人次在5000至10000例，总结出熟读一本案头书、早临床、多临床是锻炼基本功的重要经验。近年，江西中医药大学创办的岐黄书院，培养的专业硕士生，下农村、下基层实习，缘于城市三级医院与农村乡镇医疗机构疾病谱差异很大，学生治上呼吸道感染能配方一剂煎服退热，暴发火眼两剂煎服愈病，则非常有利于巩固专业思想而热爱中医药学。
中医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绝非一人可以完成，凝练科学问题，设计假说、方案与技术路线，组织临床观察，适时调整计划及至预期结果的总结评价等等，都要靠团结进取的学术团队，团队的每个成员都应具有为团队修身、为事业出力的品行。团队的首席必须以“仁德”为怀，仁德就是力量，是社会的规范，也是人文准则。国学传统以敬代静，“守静笃”“护正气”“敬恕和”“敬”是主体敬畏谦卑之德；人的聪明智慧禀受父母师长学派，理应敬畏，一切科技成果都要符合公理数学表达，经过时间实践的检验，必须谦卑。“恕”是关键，团队中的众人平等、包容、友好相处，共同营造和谐开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项目首席要善于发现和调整人际间的矛盾，维护团结十分重要。
从东学与西学、差异与融合的大背景看，中医与西医整合是历史的必然，中医药学科研究与高等教育应体现中医中药与理化生物学整合、象思维与概念思维的整合、系统性研究与描述性研究的整合，中医药正处在生命科学与人文哲学融合互动的高概念时代，学科知识技能正在进步，以辨证论治的疗效带动了学科框架的更新，以中华民族的“尚一”、“尚同”的哲学智慧进一步完善医学体系。
为中医药学科由弱向强转化，冀望青年中医学人竞业奋争，向你们鞠躬致敬！
（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第五届岐黄论坛上的讲话）
节选自《中国中医药报官方号》2018-12-28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张其成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院长
中医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让中医药走向世界，是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提出的振奋人心的号召。这不仅是全体中医人的时代使命，而且是摆在当代中医人面前的历史考卷。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目的是让中医药优质的健康医疗服务惠及世界、造福人类。目前，中医药服务已遍及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逐渐为五大洲的民众所接受，尤其是针灸、气功、太极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友人的喜爱。这说明，中医整体医学、整体健康的观念和方法是有效的，大众是受益的。中医将生命看成脏腑经络相贯相连的整体，将人看成与天地相通相应的整体，通过日常生活中饮食、起居、运动、情志的调节，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达到不得病、少得病、晚得病和不得大病的目标。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中医药是我国先民在天人合一哲学理念指引下，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伟大发明创造，几千年来一直护佑着中华儿女的健康繁衍。据《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统计，从战国至1949年，存留于世的中医药图书共计12124种。加上陆续发现的中医药出土简帛文献和传世的孤本、秘本，中医古籍数量相当可观，深入挖掘大有可为。同时，要挖掘传统文史哲和科技典籍，特别是《道藏》中与医药养生相关的宝贵资源。这些都是“物”的资源。此外，还要重视“人”的资源。关注健在的国医大师和各级名老中医专家，做好口述史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
让中医药走向世界，需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成果。中医药形成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吸收先进科技成果的过程。例如，西汉中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吸收了当时天文、历法、音律、物候的知识。在当今社会，中医药如果排斥现代科技、与现代社会相隔离，那就不可能发展创新，不可能走向世界，其结果必然是为时代所抛弃。对中医药一定要有文化自信，但这种自信不是画地为牢、固步自封，而是立足自身，勇于运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开拓创新。事实证明，越是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越能创造出重大成果。屠呦呦受到《肘后备急方》的启示，利用乙醚提取技术发现青蒿素，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科学家，就是最好例证。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药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文明交流互鉴、共建共享的过程。这就需要弄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特质，摸清受众需求，多用受众能理解、好接受的方式来展示中医药发展成果。应利用好海外的孔子学院和中医中心等平台机制，加强与海外各类中医药团体平台的整合，借助新媒体手段，不断提高中医药国际传播的文化认同度。
节选自《人民网-人民日报》2018-1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