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中医药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是经济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硕果累累的70年，是人民生活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70年，也是中医药事业快速发展，增进人民健康福祉的70年。70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医药人坚持不渝初心，铿锵前行，交出壮丽答卷。
一、中医药服务给百姓更多获得感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医药发展。中医药与西医药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维护和增进民众健康，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与健康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在治未病、防治重大疾病和康复中的重要作用日益彰显，百姓的中医药服务获得感不断提升。
中医医疗服务体系逐渐建立健全，中医医疗机构发展迅速。截至2018年底，中医医疗机构增至60738个，中医医疗机构床位数增加到123.4万张，从业人员总数增加到71.5万人，医师人数增加到57.5万人，年诊疗人次增至10.7亿，年出院人次增至3584.7万;中医医疗机构管理制度持续建设完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建设和中医药特色优势发挥，引导中医医院坚持以中医为主的办院方向，加强医院制度建设，不断提升医院管理水平，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提升中医临床疗效。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到“十二五”末，中医重点专科数达到1495个，覆盖全国31个省份。遴选出219个国家区域中医(专科)诊疗中心，建立分层次的专科专病体系，组织制定了406个中医优势病种的诊疗方案和临床路径。中医医院服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全国三甲中医医院由2012年194家增加到2018年底的442家。中医药在SARS、流感、埃博拉出血热等新发突发传染病的防控和地震、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中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持续提升。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牵头组织实施了“十二五”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各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基层中医药得以固本培元、强筋健骨。截至2018年底，全国已有98.5%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97.0%的乡镇卫生院、87.2%的社区卫生服务站、69.0%的村卫生室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其中，79.3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70.57%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6类以上的中医药技术方法。通过全国基层中医药工作先进单位创建项目，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将中医药政策措施逐步转化成了人民群众切切实实的感受。中医诊所备案制顺利推行，截至2019年3月31日，全国已备案中医诊所9990个。三级医院对口帮扶深入推进，组织187家三级中医医院参与对口帮扶，334家贫困县中医医院接受援助。
医改中医药工作扎实推进。截至2017年底，三级中医医院已经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63.04%的公立中医医院开展了纵向、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推动所有的公立中医医院开展综合改革。在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价格调整等体制机制改革中，充分考虑中医医院和中医药服务特点，实行差别化的中医药改革政策措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医保局保持密切沟通，共同推动符合中医药特点的医保政策落实落地，逐步扩大纳入医保支付中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范围。即将实施的新版药品目录包括中成药1321个，占比近半。截至2017年底，21个省(区、市)的所有地市将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支付范围，25个省(区、市)所有地市将中医非药物诊疗技术纳入医保支付范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不断加强中药饮片合理应用管理。启动建立了以中药饮片处方专项点评制度为核心、制定加强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中药饮片处方质量管理的具体政策和措施，开展中药饮片管理专项检查。
二、中医院由“重治疗”向“防治并重”转变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过不断摸索与实践，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治未病”理念传播、服务提供、服务规范和“治未病”服务体系构建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绩。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网络逐步建立健全，服务标准不断规范，服务能力大幅提升，群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不断增强，对治未病服务需求日渐增多，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发展顶层设计不断完善。2007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提出开展中医治未病工作的要求。同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中医治未病健康工程，印发了《关于积极发展中医预防保健服务的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201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将大力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列为七项重点任务之首。2016年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首次提出，要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中的主导作用。《中医药法》中也明确规定，国家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支持社会力量举办规范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
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网络建设方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从医疗机构起步，先后确定了173个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单位，涵盖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及社会独立中医养生保健机构等。确定了65个治未病预防保健服务试点地区，探索区域中医预防保健服务工作的机制和模式。自2012年起，在中医医院评审标准中明确要求二级以上中医医院均要成立治未病科，并提供相关服务。“十二五”期间确定了33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治未病重点专科。通过对各类机构“治未病”服务工作的不断规范与探索，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医养生保健文化传播，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建230余人的国家级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专家队伍，2000余人的省级专家队伍，深入社区、农村、部队等，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巡讲等健康教育活动，并制定印发《中医中药中国行——中医药健康文化推进行动(2015—2020年)计划纲要》，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中医药健康文化大型主题活动，进一步扩大传播范围。
多措并举之下，中医养生保健工作成效尽显。社会对“治未病”的认知度、认同度和欢迎程度不断提高，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逐年提升，2017年达到了13.39%。通过在各类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加强医疗机构治未病科建设等措施，服务覆盖面不断扩大，全国84.75%的县级以上公立中医类医院建立治未病科室，引导了中医医院逐步由“重治疗”向“防治并重”转变。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享受到免费的中医养生保健服务，2017年，全国46.3%的65岁以上老年人接受了中医体质辨识及健康干预服务，58.1%的0~36个月儿童接受了一年两次的中医调养服务。不仅如此，随着群众对中医养生保健服务需求的扩大，各类服务提供机构“治未病”服务量明显增多，服务方式和内容不断丰富，服务技术和流程逐步规范，社会创办的中医养生保健机构蓬勃发展，在拉动消费、吸纳就业、创新经济增长点、助推健康扶贫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医药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度日益彰显。
三、中医药科技创新实现飞跃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医药科技创新实现了飞跃发展。
坚持自主创新，中医药原创优势更加凸显。2005年以来，协调科技部设立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题，共有34个项目203个课题获得立项资助。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调查技术规范”，初步构建了“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数据库”。党的十八大以来，持续加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传承、古籍保护传承、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等领域支持力度。实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工程，整理出版《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400余种。
坚持科技支撑，中医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编制战略规划，制定发布《“十三五”中医药科技创新专项规划》等战略规划。组织实施重大科技项目，积极组织实施“重大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等重大科技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重点专项已立项支持83个项目，累计投入超过10亿元。防治重大疑难疾病，建立了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科研体系，以41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为主体，继续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研究。加强中医预防保健康复研究，建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康复研究中心，在全国建设31家省级中医康复示范中心。
坚持重点跨越，中医药创新水平不断提高。组织开展了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在全国31个省(区、市)1332个县开展中药资源普查，结合长效机制，建成由1个中心平台、28个省级中心、65个监测站组成的国家基本药物中药原料资源动态监测和信息服务体系，布局建设了2个种质资源库。建立了40个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145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研究室、4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中医药研究平台和基地。2000年以来，中医药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117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行业共获得国家科技奖励50项，其中，屠呦呦获2016年国家最高科技奖。
坚持原创思维，中药现代化成绩斐然。中药研究设备、条件、人才和平台发生根本转变，建成了一批高水平中药研究平台。科技创新平台不断完善，已建立5个“国家中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3个“中药安全性评价中心”和4个“规范化中药临床试验中心”。中药农业不断走向机械化，中药材产地初加工向集约化、产业化发展，中药农业服务体系逐步建立完善。中药工业成为我国医药产业的重要支柱，中国制药工业百强榜上中药企业约占1/3，多个中药企业年营业额超过100亿元。
坚持引领未来，中医药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制定了《中医药科研伦理管理规范》，主导建立世界中联中医药研究伦理审查体系认证，正式批准成为国家认证项目(CAP认证)。建立真实世界中医临床研究范式，推动临床科研一体化。《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150条疾病和196条证候条目纳入传统医学章节。我国学者每年发表中医药SCI论文3000余篇，占国际中医药论文比例35%。中药饮片国际化进程也不断加快，取得了显著成绩。
四、夯实人才传中医薪火
中医药教育事关人民群众健康福祉，事关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教育和人才培养，为构建我国独具特色的卫生与健康服务体系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中医药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以中医药为主体、相关学科协调发展的办学格局，实现了从高职、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全覆盖。目前，中医药高等教育已培养出近200万名中医药专门人才，充实到中医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及对外交流与合作等各个领域，支撑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并在积极服务“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倡议中，成为传播中医药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使者。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14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实施中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深化医教协同，着重中医临床思维培养，加快培养中医临床专业人才。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师承教育与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和继续教育有机结合，贯穿中医药人才发展全过程的中医药师承教育体系，基本建立内涵清晰、模式丰富、机制健全的中医药师承教育制度，发展中医药师承教育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
中医药继续教育是医学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主管部门、中医药机构、社会团体及广大中医药人员以突出中医药特色为核心，推进中医药继续教育发展。2008~2019年，国家共组织实施12113项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年均培训中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近19万次，大部分省(区、市)也开展了省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
2009年，经中央批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原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开展了首届国医大师评选表彰，对奋战在中医药临床、科研、教学一线，心怀大爱、视患如亲、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部分老专家进行了“抢救性表彰”，共评选国医大师30名。截至目前，已评选出三届国医大师共90名，首届全国名中医100名，对中医药人才培养和教学队伍建设，起到了肯定和激励作用。
此外，201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两部委开展“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评选，共授予60位中医药高等教育教学一线的优秀教师“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称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中医药高等教育领域开展表彰奖励。
同时，为提升中医医院管理者能力素质，提高中医医院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201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中医药管理人才治理能力提升项目—中医医院科主任管理能力提升部分”，拟用3年左右时间，培养1万名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和贫困地区二级中医医院科主任，进一步提升中医医院科主任治理能力，提升中医医院科室管理人员专业化水平和管理内涵。
五、中药现代化助力产业跨越式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中药产业已基本形成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中药农业为基础、中药工业为主体、中药装备工业为支撑、中药商业为枢纽的新型产业体系，发展模式从粗放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产业技术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和产品，中药工业产值不断攀升，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中药产业作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最重要的民族产业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有着重要意义。随着改革开放，特别是中药现代化战略的实施，促进了中药制剂对西药制剂技术的运用，优化和丰富了中药传统剂型，中药在技术创新与药品创新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截至2015年，中成药有2088家GMP制药企业，从传统的丸、散、膏、丹等发展到现代的滴丸、片剂、膜剂、胶囊等100多种剂型，品种达1.4万余个，有6万个药品批准文号。中药工业总产值7866亿元，占医药产业总量的28.55%，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中药出口额达37.2亿美元，海外市场潜力很大。中药材种植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农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
中药农业规范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近年来，各地以基地建设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积极打造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主体，全链条、系统化组织推进了中药材可持续性、规范化、产业化种植，50余种濒危野生中药材实现了种植养殖或替代，500多种中药材成功实现了人工种养，基本满足中医药临床用药、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中药饮片工业规范化、现代化程度提升。中药饮片生产已由手工操作发展到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中药饮片的生产、技术、管理水平逐步提高，质量不断提升，基本满足了市场及医疗用药。中药饮片工业的增长速度在整个中药产业中发展最快。
中成药工业集团化、品牌化进程加速。围绕“大品种、大企业、大市场”培育，重点扶持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产业，集中度逐步提高，涌现出复方丹参滴丸、血塞通等年产值过20亿的中成药品种20余个，创造了显著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
中药国际贸易乘“一带一路”东风快速前行。中药国际贸易持续增长，“一带一路”为中药国际贸易提供了新的机遇，服务贸易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中药大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了国家竞争力，如同仁堂在国外设立销售网点100多个，天津天士力、成都地奥、兰州佛慈等企业产品国外注册申请成功，中药出口贸易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品牌化经营格局。
中药制造专业化、自动化程度提高。通过加强引进和采用国内外先进工艺及成套装备，我国中药装备水平得到了大幅提升，促进了传统中成药工业的技术升级，推进了节能减排技术改造与创新。
六、群众中医药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药是率先走出国门的中华文化之一，是民间交流的天然平台。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高度重视中医药文化保护传承，先后研究制定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强中医药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中医药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建立跨部门中医药文化工作机制，传播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扩大中医药文化宣传影响力成效显著，群众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跨部门合作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推广保驾护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积极协调文化和旅游部，组织开展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情况调研、中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与保护工作，中医药项目已有130项入选。协调多部门建立中医药文化科普市场监管机制，引导大众选择科学正确的中医养生保健类图书、净化中医养生保健类图书和音像制品市场。
为扎实推进中医药文化工作落实，2007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中宣部等23个部门主办“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中医药科普宣传活动。该活动通过主题宣传、健康咨询、科普巡讲、中医药文化进校园等形式，深入群众传播中医药文化理念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从2016年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全国31个省(区、市)248个区(县)内启动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为之后工作的政策研究提供了数据支持。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还建设了一批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培养了一批中医药文化科普人才，并积极引导中医药文化精品创作。目前已在全国31个省(区、市)遴选确认了81家全国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总面积近45万平方米，收藏展示中医药文化相关展品8万余件，年平均开放天数306天，年接待一千多万人次参观，每年开展各类中医药文化宣传活动3000余场。2011年至今，已组建了一支230人的国家级专家队伍和2000余人的省级专家队伍，每年举办科普讲座6500余场。通过项目资金引导全国编辑制作图书、音像、影视、动漫等中医药文化科普作品1500余种。
在扩大中医药文化宣传影响力方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通的官方科普微信“中国中医”，会同中国网共同建设“中国中医”频道，《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等行业权威媒体的微信公众号发挥了舆论引导、权威知识信息传播的重要功能。各省利用新媒体形式报道全省中医药发展工作动态、普及中医药知识。
中医药文化科普知识的网络传播也不限于健康类网站。66.7%的综合门户、78.9%的新闻门户网站、67.3%的健康门户网站、35.0%的生活网站均设有中医药频道或专栏;全国有30多家中央及地方上星电视频道均开播中医药文化及养生类谈话栏目;手机软件平台已经开发上市1000多款以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知识为题材的新兴手机应用软件(APP)，总下载量1000万次以上;中医药文化及养生保健知识类图书也长期高居畅销图书排行榜。
七、向世界展示中医药闪亮名片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中医药已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开展人文交流、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与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载体。
在推动中医药全球发展方面，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中药逐步进入国际医药体系，已在俄罗斯、古巴、越南、新加坡和阿联酋等国以药品形式注册。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培养本土化中医药人才。
在支持国际传统医药发展方面，中国政府致力于推动国际传统医药发展，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为全球传统医学发展作出贡献。中国总结和贡献发展中医药的实践经验，为世界卫生组织于2008年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并形成《北京宣言》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第62届、67届世界卫生大会两次通过《传统医学决议》，并敦促成员国实施《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目前，中国政府与40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主管机构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
在促进国际中医药规范管理方面，为促进中医药在全球范围内的规范发展，保障安全、有效、合理应用，中国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秘书处设在上海，目前已发布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2019年5月25日，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
在开展中医药对外援助方面，中国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69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基本上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挽救了许多垂危病人的生命，得到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充分肯定。
此外，中医药行业还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扩大我国与沿线国家在中医药领域的合作，并取得积极成效。
出台《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2016-2020年)》，为推动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制订了顶层设计。积极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并将中医药内容纳入论坛成果清单。通过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支持行业机构开展“一带一路”建设。据统计，截至2017年6月底，中医药海外中心和国内基地合作国家达88个，累计接待重要来宾260余位，累计主办、承办国际会议和相关活动约275次，累计服务外宾约13.4万人次，其中外籍患者约12万人次，推动所在国中医药相关法规制定多项，发表国际论文39篇，出版外语专著11部，承担各类课题48个，获得国际专利2项，锻炼了一批国际化人才。
同时积极支持地方和行业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上海、江苏、福建、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陕西、甘肃、厦门等10个省市设立本地区促进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发展的配套资金。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公众号2019-10-1～7
中医药振兴发展70年
一、中医药发展政策机制不断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保护、促进和发展中医药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新中国成立初期，把“团结中西医”作为三大卫生工作方针之一，确立了中医药应有的地位和作用。
1978年
中共中央转发卫生部《关于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解决中医队伍后继乏人问题的报告》，并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大力支持，有力地推动了中医药事业发展。
1982年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指出，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保护人民健康。
1986年
国务院成立相对独立的中医药管理部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相继成立中医药管理机构，为中医药发展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将“中西医并重”列为新时期卫生工作方针主要内容。
1998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颁布，国务院还相继颁布了《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管理条例》《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
2003年
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指出，国家保护、支持、发展中医药事业，实行中西医并重的方针，鼓励中西医互相学习、互相补充、共同提高，推动中医、西医两种医学体系的有机结合，全面发展我国中医药事业。
2009年
国务院颁布实施《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充分认识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发展中医药事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等10项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政府把发展中医药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中医药发展政策机制日益完善。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中医药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九大提出“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和“坚持中西医并重，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
中医药法
立法
《中医药法》于2017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提供了有力法律保障。建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多部门协同推进机制。
落实
加快制定中医诊所备案管理办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办法、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品种备案管理办法、中药经典名方审批管理办法、中药经典名方目录等法规规章，把《中医药法》明确的重大制度落细落实。
国务院印发实施《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年）》和《中药材保护和发展规划（2015—2020年）》，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明晰中医药发展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编制了一系列专项规划，逐步构建起符合中医药特点规律的法律、规划、政策体系，基本形成了医疗、保健、科研、教育、产业、文化“六位一体”的互动格局。
二、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幅提高
1．中医药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临床疗效确切、预防保健作用独特、治疗方式灵活、费用相对低廉的特色优势，放大了医改的惠民效果，丰富了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内涵。
2．基本建立起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
城市中医医疗服务网络：以中医类医院、中医类门诊部和诊所以及综合医院中医类临床科室、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主。
农村中医医疗服务网络：以县级中医医院、综合医院（专科医院、妇幼保健院）中医临床科室、乡镇卫生院中医科和村卫生室为主。
充分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防治重大疾病和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作用不断彰显，中医药以其“简便验廉”受到群众广泛欢迎。
3．中医药在重大疫情防治和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疗效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肯定。中医治疗甲型H1N1流感，取得良好效果，成果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同时，中医药在防治艾滋病、手足口病、流脑、乙脑、人感染H7N9禽流感等传染病，以及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等突发公共事件医疗救治中，都发挥了独特作用。
三、中医药传承创新加快推进
人才培养
建立独具特色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基本形成院校教育、毕业后教育、继续教育有机衔接，师承教育贯穿始终的中医药人才培养体系。
初步建立社区、农村基层中医药实用型人才培养机制，实现从中高职、本科、硕士到博士的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民族医药等多层次、多学科、多元化教育全覆盖。
院校教育
截至2017年底：全国有高等中医药院校43所（其中独立设置的本科中医药院校25所）,200余所高等西医药院校或非医药院校设置中医药专业，6所中医药院校入选“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11个中医药相关学科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建设了794个中医药重点学科。全国高校中医药类专业在校学生总数达85.8万人。
师承教育
深化中医药师承教育，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截至2018年底，建设了1413个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851个基层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64个中医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
探索建立引导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褒奖机制，评选表彰了三届共90名国医大师、100名全国名中医和60名中医药高等学校教学名师。
中医药文化
中医药文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已有130个中医药类项目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医针灸”“藏医药浴法”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黄帝内经》和《本草纲目》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加强中医药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持续开展“中医中药中国行”大型科普活动，全社会利用中医药进行自我保健的意识和能力不断增强，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率达91.72%，中国公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达到13.39%。
全国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率91.72%。
科学研究
中医药科学研究取得积极进展。这些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为提高临床疗效、保障中药质量、促进中药产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支撑。
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实现了中国本土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零的突破，这是中国科技繁荣进步的体现，也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体现。
组织开展国家级中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及中医药防治传染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临床科研体系建设，建立了涵盖中医药各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室和科研实验室，建设了一批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工程实验室，形成了以独立的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药大学、省级以上中医医院为研究主体，综合性大学、综合医院、中药企业等参与的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
完成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试点工作，并初步建成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
中医药理论体系得到全面系统的整理，并借助现代医学及其他现代科学技术、方法和理论对部分中医药理论对中医药理论进行了科学阐述，在常见病多发病及危急重症临床治疗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中药产业
中药产业快速发展，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具有独特优势和广阔市场前景的战略性产业。
颁布实施一系列加强野生中药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建立一批国家级或地方性的自然保护区，开展珍稀濒危中药资源保护研究，部分紧缺或濒危资源已实现人工生产或野生抚育。
基本建立了以中医药理论为指导、突出中医药特色、强调临床实践基础、鼓励创新的中药注册管理制度。
中药已从丸、散、膏、丹等传统剂型，发展到现在的滴丸、片剂、膜剂、胶囊等40多种剂型，中药产品生产工艺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基本建立了以药材生产为基础、工业为主体、商业为纽带的现代中药产业体系。
四、中医药“走出去”步伐加快
中医药已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103个会员国认可使用针灸，其中29个设立了传统医学的法律法规，18个将针灸纳入医疗保险体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同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
在“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和地区创建了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数百所中医药院校。
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保持密切合作，为世界卫生组织于2008年在中国北京成功举办首届传统医学大会并形成《北京宣言》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政府的倡议下，第62届、67届世界卫生大会两次通过《传统医学决议》，并敦促成员国实施《世卫组织传统医学战略（2014—2023年）》。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ICD-11）》，首次将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传统医学纳入其中。
推动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秘书处设在中国上海，由我国主导制定的《一次性无菌针灸针》《人参种子种苗第一部分：亚洲人参》《中草药重金属限量》《中药煎药机》等41项ISO国际标准陆续发布。
开展中医药对外援助，已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近70个国家派遣了医疗队，基本上每个医疗队中都有中医药人员，约占医务人员总数的10%。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9-6-24（2～3）
中医药之花绽放一带一路
中医药作为民心相通的“健康使者”，已在“一带一路”沿线人民心中生根开花。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也开辟了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新版图，激活了新潜力。值此“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中医药海外中心、国际合作基地、国际标准体系建设和中医药国际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累累硕果。
坚持高位推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等28场国际活动中宣介中医药。
•中医药先后纳入中白、中捷、中匈联合声明、《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等。
•截至目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同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签署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
强化标准引领
•推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疾病分类第11版（ICD-11）增设“传统医学”章节，中医药历史性地纳入国际主流医学统计体系。
•主导国际标准化组织成立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249），秘书处设在中国，中国科学家首次担任主席。
•经我国主导的中医药标准发布后，煎药机国际标准制定企业每年贸易额增长15.2%，四诊设备国际标准制定单位产品的使用单位从2014年的500余家，增长到2016年底的2000余家。
促进民心相通
•“中医针灸风采行”已走入“一带一路”35个国家和地区。
•全球设立中医孔子学院7所，亚洲、欧洲各2所，非洲、美洲、大洋洲各1所；独立课堂2个，下设课堂23个。
促进贸易畅通
•全面参与中外自贸区谈判，中医药成为国际谈判的重要“进攻利益”，澳大利亚对包括中医师在内的中国特色职业给予每年1800名配额，新加坡新增承认我国两所中医药大学学历，马尔代夫首次将中医药内容纳入自贸协定承诺表，允许在马合资设立中医医疗机构。
•与商务部联合开展中医药服务贸易试点建设，据不完全统计，三年建设期内，19家重点企业（机构）接待境外消费者逾450万人次，服务贸易收入逾10亿人民币。
共享健康资源
•中央财政设立中医药国际合作专项，重点支持30个高质量中医药海外中心和50个高标准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的建设工作。
•截至2018年12月，在医疗方面海外中心和国内基地累计服务外宾约69.28万人次。其中，外籍患者约 54.47万人次。
发挥地方优势
•引领并指导北京等16个省市制订专门的中医药“一带一路”规划或实施方案。
•10个省市设立专门的配套资金。
•13个省市与当地发改、商务等部门建立了联动机制。
•24个省市与外方签署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合作协议。
未来发展
加强传统医学政策法规、产品注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交流沟通和经验分享，为中医药“走出去”创造良好氛围。
支持优秀中医药机构与沿线合作建设中医药海外中心。以医带药，开展注册，让中医药成为“一带一路”上共商、共建、共享的卫生资源。
开展中医药公共外交，将中医药打造成中国在国际舞台的一张亮丽名片。
启动中医药国际大科学计划，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中医药传统研究方法，开展多领域、跨学科联合攻关。
以下为中医药海外中心创建单位
非洲
中国——马拉维中医药中心
中国——多哥中医药中心
美洲
中国——美国中医药肿瘤合作中心
中国——北美广誉远中医药中心
欧洲
中国——俄罗斯中医药中心（圣彼得堡）
中国——黑山中医药中心
中国——西班牙中医药中心
中国——卢森堡中医药中心
中国——瑞士中医药中心
中国——北欧中医药中心（瑞典）
中国——瑞典中医药中心
中国——法国中医药中心
中国——葡萄牙中医药中心
中国——乌克兰佛慈中医药中心
中国——波兰同仁堂中医药中心
中国——捷克中医药中心
中国——中东欧中医药中心（匈牙利）
中国——德国中医药中心
中国——俄罗斯中医药中心（莫斯科）
中国——意大利中医药中心
大洋洲
中国——澳大利亚中医药中心（墨尔本）
中国——澳大利亚中医药中心（悉尼）
中国——澳大利亚康平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
中国——澳大利亚振东中医药中心
亚洲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中医药中心
中国——阿联酋中医药中心
中国——尼泊尔中医药中心
中国——以色列中医药中心
中国——马来西亚中医药中心
中国——泰国中医药中心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9-4-25（3）
新中国的中医外传和海外发展
朱建平 中国中医科学院特聘首席研究员
百年中医外传分民国时期西学逐渐做大，中学包括中医日渐受抑，中医随商贸、移民等有零星外传；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医外传主要服务于外交，进入新时期又转变为服务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本文重点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医外传的历史、途径，分析中医海外发展特点，以较长时段、国际视野、多层面寻求中医海外传播、发展的思路、对策，将历史经验和教训转化为解决当今难题的智慧，以期为今后中医海外发展提供借鉴和启发。
中医外传的三个阶段：
服务于中国外交的中医外传（1949～198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率先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国家间医学交流随之开展。中医对外交流的特点是为我国外交服务。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推行、研究、整理针灸疗法的消息和专论，苏联保健部部长随即表态：“针灸疗法的祖国是中国。……苏联医学界，也同样有责任学习针灸疗法，并帮助进行科学的研究。”并派17位医师来华学习。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后的第二年，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保健合作协定，又派3位医师跟随中医研究院副院长、针灸所所长朱琏学针灸。为此，朱琏编写了《新针灸学》，并在苏联、朝鲜出版。这一时期，面向苏联、朝鲜、蒙古、缅甸、印尼来华留学生，开办了针灸、内科、中药、医史课程。来华参观中医的有24个国家之多。
中医专家为外国政要治病、随援外医疗队出国，以服务于国家外交。如韦文贵、唐由之、冯天有分别为阿尔巴尼亚、越南、柬埔寨、也门政要针拨白内障、治眼疾和颈椎病等。中医研究院专家叶心清、岳美中、杨甲三等应邀前往苏联、朝鲜、越南、蒙古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也门、泰国等执行医疗保健任务。1963年后，我国开始派出援非医疗队；20世纪80年代，又向阿尔及利亚、马耳他、摩洛哥、博茨瓦纳、吉布提、阿联酋、卢旺达等国派出医疗队，其中有中医，尤其是针灸医生。
“文革”期间，中医研究院、广州中医学院为朝鲜、越南、老挝、阿富汗、刚果、日本、德国等培养留学生、进修生。同时，接待欧、美、亚多国针灸、中医、中药访问团。1975年中医研究院为主的中药针灸医师代表团赴日参加学术年会，自此中医出国不再是只去执行外交任务了。1983年我国派代表参加保加利亚第八届世界针灸大会，会上专门提出“中国针灸穴名国际标准化方案”。针灸传美是中医外传的重大事件。美国总统尼克松秘密访华，针灸借势热传美国。针灸传美先后有媒体、科学家、医生、民间参与其中，相互激荡，越来越热，不同于针灸传苏主要由政府按计划进行。针灸传美的意义还在于对其他欧美国家所产生的辐射性影响。
1984年，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指出，中医药的外事工作应服务于我国外交政策，重点应放在做好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作上。这一阶段中医药的对外交流刚刚起步，活动范围较小，主要服务国家的外交政策，是落实我国外交政策在中医药领域的具体体现。
在中医政策指导下的中医外传（1986～1996）
1987、1989年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医学气功学会先后成立，总部设在北京，由中国人出任主席。随着这两个国际学术组织活动的开展，我国中医在国际上有了自己的交流、展示平台。
1991年10月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举办，会上发布题为“人类健康需要传统医药”的《北京宣言》是世界传统医药发展史上的纲领性文献和里程碑，对传统医药学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之后，自然疗法、按摩导引、脊柱相关疾病、血瘀证、中医心病、药膳、佛药、中风、中医药文化与民族凝聚力、仲景学说、传统医药延缓衰老、传统医学美容学、中医风湿病等各种专题性国际会议纷纷举办。同期相继在英国、美国、韩国召开了首届国际中医药、艾滋病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国际传统医药、中韩传统医学学术会议。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医留学生教育逐渐开展并形成规模。1989年，国家中医药考试中心、国际针灸考试中心成立。1991年10月，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和中国香港、台湾等地区的考生参加了首次国际针灸专业人员水平考试。1993年7月，首次国际中医专业人员水平考试开考。1990年~1998年，有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万多名境外学生来华学习中医药，是前20年学生总数的40倍。1992年中韩建交后，来华学习中医药的韩国留学生人数猛增。1992年，中国传统医药国际学院在天津成立。1994年，北京、上海等7所中医药大学相继成立国际教育学院。各地中医学院也都成立了国际培训部。同期，一些非学历培训机构出现，如1987年卫生部在厦门建立的中医药国际培训中心。
合作办学则在20世纪90年代有新的突破，如1993年南京中医药大学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合作成立中医系，开设中医本科学士、硕士课程；1996年北京中医药大学与英国密德萨斯（Middlesex）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与日本神户东洋医疗技术学院签订合作办学协议，标志着海外高等院校向中医药专业开放，中医药高等教育正式进入国际高等教育领域。
这一时期的中医药对外援助仍在进行。先后向圭亚那、纳米比亚、科摩罗、莱索托、厄立特里亚和尼泊尔派遣医疗队，有中医、针灸医生参与。1988~1994年，作为我国与马耳他两国政府卫生领域的一个合作项目，“地中海地区中医中心”建成并投入使用，是中医单向援外转为两国合作的一个典型。
中药出口方面，据统计，1992年中药总销售额125.7亿元，出口创汇4.5亿美元 。截至1997年底，全国141个企业获得三年有效期出口中药产品质量注册证书685个，包括丸剂、片剂、冲剂、口服液、胶囊等十多种剂型 。
1988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将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列入《1988年—2000年中医事业发展战略规划》，不再全是服务于国家外交政策，而与坦桑尼亚，巴西，新加坡，澳大利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及其补充和替代医疗事务局（OAM）等部门签署了交流与合作协议。这一时期的中医外传，从过去的民间逐渐转向政府之间，尤其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政府间交流。
在中医药对外交流规划下的中医对外交流与合作（1997至今）
199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积极创造条件，使中医药更广泛地走向世界”。同年11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出台了第一个专门的中医药对外交流政策性文件《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十年规划》。2003年《中医药条例》第24条规定“国家支持中医药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首次把中医药的对外交流政策固化为国家行政法规，随后在《中医药国际科技合作规划纲要（2006—2020年）》加以具体落实。2017年7月生效的中医药法第九条明确规定：“国家支持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医药的国际传播和应用。”
这一阶段政策法规的密集推出，与中医药优势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的关注有关，也与我国日益强大有密切关系。截至2018年，中医药已经在全球183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运用，有86个国家政府和中国签订了有关中医药的协议。我国支持在国外开展近4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的建设，制定了一批国际中医药标准，建立了一批中医药走出去合作基地。针灸在许多国家获得法律许可，中医药对外交流与合作从自发、分散的方式，逐步向在政府框架协议指导下，以多途径、宽领域、重质量为特点，以开展中医药教育培训、科学研究、医疗服务、文化交流为内容的合作方式转变。中医药医疗、教育、科研和产品开始逐步走向国际。
进入21世纪，中医药对外交流总体呈现出以下五个方面的特点：
政府间交流与民间交流齐头并进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中医药领域交流合作有新的进展。2002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卫生部关于继续合作试治艾滋病的会谈纪要》；2005年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奥地利共和国联邦卫生和妇女部中医药领域合作和谅解备忘录》。2006年科技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和中国中医科学院与美国国立卫生院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心签署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意向书，将中美在传统医药领域的合作由民间提高到了政府合作的层面；2008年，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与美利坚合众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在整合医学和中医药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中医药国际组织有不俗的表现
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自成立后，定期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和专题学术会议，与其他国际组织联系与合作，致力于促进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1997年开展国际针灸资格（水平）考试，出版《国际针灸学教程》。1998年，与世界卫生组织建立非政府性正式关系，派代表参加第51届世界卫生大会，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针灸术语标准化”“经穴部位国际标准”等文件的起草、制定及有关针灸标准地区性协议的推广工作。
世界卫生组织对传统医学较以往更为重视
2001年，WHO西太区第52届委员会会议通过了“WHO西太区传统医学发展战略”，对促进中医药发展及对外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3年，中国遭遇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SARS）的袭击，中医药应对取得良效，引起国际的重视。2004年，我国主办的中医药防治SARS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中医药防治方案得到WHO的认可，推动我国与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区共同制定《中医药治疗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临床指南》。2019年，世界卫生组织审议通过了《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其中纳入了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药正式接入国际主流医学这一分类体系。
来华学习中医药的留学生规模继续呈现快速增长势头
2001年前，中国已与13个国家建立了学历学位互认的协议。2001年德国作为第一个发达国家与我国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002年至2010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9年翻了一番，留学生分布涵盖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亚洲学生居多。截至1999年，世界卫生组织在我国建立的三个“国际针灸培训中心”，已为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了近万人次的医务工作者。中医药已经成为除中文之外最受欢迎的学科，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境外学生接受中医药教育。此外，中外合作办学有实质性的进展，1997年北京、南京、广州3所中医药大学分别在英国、澳大利亚正式开办了中医本科学历教育。上海中医药大学从2004年开始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合作开展中医本科教育项目。
中药出口市场活跃
中药出口商品分为中药材、植物提取物和中成药三大类，2003年三者占中药出口总值分别为59％、25.3％和15.7％。到2011年，植物提取物的份额占到了第一位，其次是中药材及饮片，中成药和保健品所占的比例略等。中药出口商品涉及的品种在 1 000种以上，主要有人参、蜂王浆、片仔癀、清凉油等。2003年,我国中药出口覆盖到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0个。中药材出口的主要市场是日本、欧盟和韩国；甘草、人参、银杏叶、茶叶等植物提取物出口的主要市场是美国、日本、欧盟和韩国；中成药出口的主要市场是东南亚、日本和美国。
这一时期，疾病谱的变化、现代医学的缺陷等使得世界将目光转向了其他非主流医学，聚焦有特色优势的中医药。我国抓住机遇，多渠道、多层次地推动着中医药走向世界，同时也面临文化差异、标准不同，绿色、技术、贸易壁垒等多重考验，需要尊重各国法律，努力提升自身的价值，继续惠泽人类，同时将所蕴含的东方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
中医在海外多样化发展
中医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和形式进入异域他乡，在不同的自然社会文化生态中展现出不同的发展样式，然而加以归纳，大体可分为韩国的本土化、日本的实用主义、欧美的替代疗法三种模式。
韩国本土化模式
中医自汉代开始传入朝鲜半岛，经历引进、吸收，本土化，形成有“乡药”特点的韩医。近百年来，韩医受中国的影响非常明显，韩医在韩国如同中医在中国，随国运而兴衰。中国政府实行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体制，韩国政府承认韩医与西医并立，从制度上给予传统医学与西医同等的地位，中韩之外，世界其他诸国，再无此例。
日本实用主义模式
中国古代，中医即传入日本，经历被接受、融合、本土化的过程，出现新理论、新技术，在明治前命名为“皇汉医学”，后来称之为“汉方医学”。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1874年发布《医制》，引进西医，代替汉医。之后只有持有西医执照的医师才有资格开汉方药。中国《伤寒论》等200多种经方变身为汉方成药浓缩制剂，方便携带服用，其中有140余种纳入医疗保险，但多为西医师按西医思路使用，忽视中医辨证论治，因而有后来的“小柴胡汤事件”，长期用小柴胡汤治疗肝炎、肝硬化等肝病，出现药源性疾病。到昭和时期，在汉方医家的努力下开始复兴。除韩国外，日本由引进、吸收中医，到本土化，脱亚入欧，废止汉医，再到汉医复苏的历程在“汉字文化圈”国家中具有代表性，崇尚实用。
欧美替代疗法模式
早在元代，法国、意大利就通过商业、文化、外交、旅行，开始接触中医。法国是最早接受和运用针灸的欧洲国家，并相继出现以乔治·苏里耶·德·莫昂特(George Soulié de Morant) 为代表的尊重中国传统一派；希望以西医神经学说和其他科技手段对针灸原理和经络做出“科学的”解释的一派；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现的耳针疗法流派。针灸归属“替代疗法”，政府准许中医药的学历教育。在意大利，二战后始有医生研究针刺，1968年意大利针灸学会成立，1972年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纪录片《中国》记录针刺麻醉。
1971年，中国针灸随美国总统访华、名人名刊名家宣传掀起一股热潮。1973年4月20日在内华达州诞生美国第一个中医法，成立独立的州中医管理委员会，允许没有医生执照的专业人士申请针灸、中草药和中医执照，合法行医。截至2017年3月怀俄明州止，美国有48个州和特区出台针灸或中医法，绝大多数州承认针灸师独立行医的合法性。
20世纪70年代初美“针灸热”波及英伦之岛，开设针灸教材、器材商店和针灸诊所，以梅万方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罗鼎辉为代表，用中药口服外洗治愈西医棘手的皮肤湿疹，经西医专家推荐、媒体宣传，一时中药店遍地开花。其中赫伯医药（Herbmedic）和Dr.China等中医连锁店几乎英国城镇都有一家。1998年，中医诊所多达3000余家。
受美国“针灸热”以及中澳交流增加的影响，中医药在澳洲的发展加快，澳洲的中草药进口额大幅增加，不少西医诊所开始提供针灸服务。1993年以来，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悉尼理工大学和西悉尼大学三所公立大学开设中医相关的学士学位及以上课程。2013年成立中澳国际中医药研究中心。2000年维多利亚州率先通过中医立法，为1千多名中医师、中医针灸师、中医药剂师注册。2013年成立中澳国际中医药研究中心。
医药分家在欧美有较长的历史，一般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受地方（州）政府管理，药品由中央（联邦）政府管理。英国有悠久的草药师传统，德语国家有较长的个人行医的历史，个人行医视为手艺之一，归商业管理，中医师不能获得注册成为合法行医者，真正要得到官方认可并公开行医，则必须获得行医资格证书及从业执照。资格医师通过针灸继续教育培训，方能从事针灸操作。
中医外传有道 加快融入主流
中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体系，在当下世界医学格局中，西医学（现代医学）是主流，而中医学（传统医学）仍为补充与替代医学。中医学具有科学与文化的双重属性，在走向世界，面对陌生的语言文化，遭遇异质医学时，如何才能较好地被接受，较快地融入主流，为更多的民众健康服务，是非常值得研究的。
疗效与安全是中医外传的基石
疗效是中医存在发展的硬道理，也是中医外传、在外发展的基石。18~19世纪，人痘术、《本草纲目》外传，是中医对于世界医学发展做出的两大贡献。针灸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也是因为有疗效。进入现代，中医仅有疗效是不够的，还必须安全，安全第一。在当下海外医学科学语境下，要按照安全、有效、国际公认的金标准，提出可以被国际认可的中医药的科学证据。例如法国在世界上率先采用红外线成像方法和同位素示踪及Y照相机显像对经络进行研究。2017年6月27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发表论文，通过504例受试者的随机对照临床测试，证实了针刺治疗有效控制女性压力性尿失禁。随着我国国力的强盛和外国对中医的重视，中医国际大科学研究项目的开展，相信会有更多科学证据助力中医的国际传播，进而进入有关标准、临床指南。如1980年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43种针灸有效的病症，2015年针刺被纳入美国过敏性鼻炎临床指南。
医道医术并重是中医外传的对策
中医学分医道和医术两个层面。医术主要指技术、方法，这部分是可物化、可操作，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容易本土化。例如针灸，容易被海外接受，并与其他疗法相结合生发出新的针灸疗法。1956年沃斯利（Worsley）创“五行针灸”，成为英国独特的针灸门类，其实五行针灸仍是以传统中医针灸基础理论为主干，突出五行学说而已。法国由富耶推动的顺势疗法与传统针灸联合运用，至今依然是大多数法国针灸医生通用的治疗方法；法国甚至提出耳针疗法。针灸进入美国，特别是经过西化的“无痛针灸”和“无菌针灸”，突破了针灸初期发展的两大障碍。随着中医向海外的不断传播，已经要求除了医术层面的有效传播，还需要完整的中医理论的传播，才能有效指导中药、针灸的应用，真正发挥中医的优势，为人类健康造福。
立法、普世价值观与策略性翻译对中医外传的意义
当今中医海外传播，立法是关键一环，提倡普世价值观和有策略地翻译也非常重要。中医立法，基于临床安全有效的科学研究证据，争取媒体、公众的信任，取得所在国的合法地位，对于中医在海外的传播是尤其重要。中医合法化，有利于进入国家医疗体系、医疗保险体系，有利于中医的发展。
提倡普世价值观，强调宣传中医养生治病康复的固有价值、尊重生命的普世价值，好东西与大家分享，而不是“分别人一杯羹”，要弱化经济价值，淡化商业竞争，减少技术壁垒和利益障碍。
注重策略性翻译。在当下海外医学科学语境下，中医药的翻译主要采用归化法，尽量用彼国原有的概念及术语来翻译，来解读，以便较快地被了解，被接受。另外，由母语专家主译的中医作品，往往容易被认可。譬如英籍意大利裔专家马万里(Giovanni Maciocia)编撰的系列中医教材，广受欢迎。随着中医医道或文化属性部分的外传，中医需要采用异化翻译，将中医特有的概念、理论原原本本介绍出去。可见，中医翻译是随着中医国际传播的节拍，与医术、医道的传播，与科学属性部分、文化属性部分的传播相适应的。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19-07-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