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为人民群众健康作出新贡献
余艳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于文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2020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专家学者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点，也是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从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战略高度，充分肯定中医药在疫情防控中作出的贡献，对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作出重要部署。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准确把握、指导实践，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推动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一、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定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信心与决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聚焦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这个时代课题，充分肯定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长远性问题，为新时代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指明方向、描绘蓝图、明确任务，为做好中医药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深刻认识中医药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述了中医药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现实作用，是坚定民族自信、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增强了我们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底气和信心。
深刻认识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的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天时、地利、人和的大好时机，希望广大中医药工作者增强民族自信，勇攀医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这些重要论述深刻指明了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必须把握的重要机遇、重点任务，是我们做好新时代中医药工作的强大动力，是推动中医药发展的着力点和落脚点。
深刻认识中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服务于人民健康；中医药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这些重要论述充分肯定了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深刻阐明了中医药与西医药的关系，彰显了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促进中国特色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深刻认识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用开放包容的心态促进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更好融合，为促进人类健康、改善全球卫生治理作出更大贡献。这些重要论述着眼人类健康的广阔视野，始终坚持强烈的问题导向、鲜明的目标导向，为我们在新时代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开出了一剂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良方。
二、总结中医药在抗疫中的经验，发挥中医药在抗疫防病治病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
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屡经天灾、战乱和瘟疫，却能一次次转危为安，人口不断增加，文明得以传承，中医药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医药学是我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和与疾病作斗争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特别是在与疫病斗争中产生《伤寒杂病论》、《温病条辨》、《温疫论》等经典著作，形成了系统的、独特的防病治病的理、法、方、药。屠呦呦研究员从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汲取灵感，发现了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生命，并因此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近年来，病毒性呼吸道传染病频发流行，中医药在治疗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甲型H1N1流感等方面也取得明显成效，为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积累了丰富经验、独特理论、技术体系和经典方药。
发挥国家制度组织优势，动员全国中医药力量驰援湖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们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服从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的指挥，按照中央指导组部署，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总要求，组织全国中医药系统全力投入防控救治。我们与湖北省、武汉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协同联动，调动全行业力量，全程深度介入。第一时间选派国家中医药专家组赴武汉考察疫情、诊疗病人，通过四诊合参、辨证施治、三因制宜，从中医理、法、方、药角度认识和把握疾病，研究确定病因病机、治则治法。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共同发布具有中西医结合特色的第三至第七版国家诊疗方案，指导临床一线开展有针对性的中医诊疗。第一时间组建国家中医医疗队赴武汉整建制接管医院病区，开展救治和临床科学研究，探索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的诊疗模式。先后组建5批国家中医医疗队共计773人，整建制接管武汉市金银潭医院、雷神山医院、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8个病区和江夏方舱医院。
发挥中医药临床科研一体化支撑作用，不断优化诊疗方案和有效方药。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部署下，聚焦中医药临床救治、有效方药筛选和疗效评价，全力推进中医药科研攻关，设立了“中医药防治2019-nCoV的研究”、“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等重点专项，有力支撑了临床救治。同时，启动了应急研究专项，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本着边救治、边观察、边优化的原则，深入发掘历代疫病防治经验，对现有治疗瘟疫的中成药、经典方剂进行筛选，纳入国家诊疗方案。对已经纳入诊疗方案的中成药和方剂，同步进行临床疗效观察和科学研究，及时发布“三药三方”科研成果，优选出一批有效方药。
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提高防控救治水平。对医学观察期人群，中医药防控工作前移，探索并推广武昌中医药防控模式经验，服用中药提高免疫力。对轻症患者，以方舱医院为主阵地，做到中药早服应服尽服，有效减少轻症向重症发展。对重症、危重症患者，建立中西医会诊和联合巡诊制度，实行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减缓重症向危重症发展，最大程度提高救治效果。对出院恢复期人群，制定中医康复“套餐”，加快机体恢复。各地党委政府坚持中西医并重，统筹中西医资源，强化中医中药协同，中西医结合救治工作机制的作用得到有效发挥，开创了我国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的新局面。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比重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为全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贡献了中医药力量。
发挥“中国方案”特点，开展中医药国际交流合作。通过新闻发布会、中央主流媒体宣传，举办了30余场抗疫专家视频交流和直播活动，交流中国中医药抗疫诊疗方案、方药和经验，展示中医药全程深度参与疫情防控的进展，展示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的成效，展示中医药人抗击疫情的感人事迹，讲好中医药抗疫故事。根据对方需要，向有关国家捐助中药，向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提供中医药救治经验，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医药的认可，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
这次疫情防控，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和全国中医药大会精神的生动实践，是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是中医药人践行初心使命、体现责任担当的生动实践。中医药参与面之广、参与度之深、受关注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不仅有效缓解了早期疫情集中暴发、医疗资源不足的压力，而且在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医药成为“中国方案”的一大亮点和特色优势。实践充分证明，中西医并重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具有显著优势，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配合、优势互补，成为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实践也再次证明，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屡经考验、历久弥新，依然好使管用、经济易行，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值得进一步坚持和发扬。
三、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为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贡献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是我国卫生健康事业的显著优势。《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打造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的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效果导向，内外兼修，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推动中医药与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
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突出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传承是中医药发展的根基，创新是中医药发展的时代活力。没有传承，中医药发展就没有根和魂；没有创新，中医药发展就没有时代活力和应用价值。创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促进中医药学术发展，提高临床疗效，提高中医临床诊疗能力和水平。
面对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疑难疾病和新发传染病防治需求，中医药必须尊重规律，做到“传承师古不泥古、创新发展不离宗”，通过传承精华来发展中医药学，突出中医药特色优势，同时吸收科学技术和文明成果，创新中医药理论与实践，服务当代临床防病治病需求，发挥中医药独特优势和作用。
坚持安全有效根本要求，促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2015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西安市雁塔区二○五所社区中医馆时指出：“现在发展中医药，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2018年10月，总书记考察珠海横琴新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时强调，要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19年10月，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总书记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为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药为医用，医因药存”。要坚持中药质量安全有效根本要求，突出质量优先，不断提高中药质量。中药材质量好，中药饮片、中成药质量才会好，中医临床防治才会有疗效，中药产业才会高质量发展，中医药事业才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以较低费用取得较大健康收益目标，规划建设一批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鼓励在服务模式、产业发展、质量监管等方面先行先试，推动中药饮片、中成药及中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深化医改中医药工作，提高中医药疗效和防病治病能力，促进中医药事业和产业融合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探索政策举措和经验模式。
坚持中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彰显我国卫生健康发展显著优势。“促进中医药振兴发展，加强中西医结合”是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部署的重点工作任务，是中国特色卫生健康发展模式的必然要求。当前中医药学科、人才队伍、服务体系、中医药传承创新科技支撑以及中医药事业和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与西医药学科服务体系相比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加强、健全、完善，还需要“补短板、强弱项、激活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定中医药发展自信，彰显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显著优势。
一要加强古典医籍精华的梳理和挖掘，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加强中医古籍文献系统挖掘、整理和利用，重视活态传承，建立与知识产权制度相互衔接、相互补充的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制度。建立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平台，力争在疾病防治、重大新药创制、重大关键技术装备研发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二要加强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高中医医院应急和救治能力。建设一批国家中医医学中心、区域中医医疗中心和国家中医应急救援与疫病防治基地。全面加强中医医院建设，提升中医药特色服务、应急救治能力。三要推动中药审评审批机制改革，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坚持安全有效根本要求，通过完善标准、加强监管、全过程追溯、诚信体系建设等措施，提升中药质量安全。建立符合中医药特点的评价标准和方法，简化古代经典名方中药复方制剂注册审批程序。四要强化中医药特色人才建设，打造一支高水平的国家中医疫病防治队伍。深化中医药院校教育改革，强化中医思维培养和临床技能培训。加强对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的传承。建立完善促进中医药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评价和激励机制。五要建立中西医协同高效的重大疫情防控救治机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西医并重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推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建立中医药工作平台岗位，将中医医院纳入重大疫情救治基地建设范围。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中医药作为我国独特的卫生健康资源、潜力巨大的经济资源、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优秀的文化资源和重要的生态资源，是中国特色卫生健康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论述，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推动中医药特色发展、内涵发展、转型发展、融合发展，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增进人民健康福祉作出贡献。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0-8-17（1）
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战略思考
仝小林等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全球大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截至北京时间2020年8月16日16时，新冠肺炎全球确诊病例数已达到2129万，死亡病例超76万。面对这百年不遇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国乃至全球的公共卫生应急保障体系均遭受了巨大冲击。在政府和人民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坚强阻击下，我国本土疫情传播已经基本得到控制，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我国之所以能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取得阶段性胜利，并坚守住这来之不易的成果，不仅是因为采取了追踪并隔离高风险人群、暂停公众集会，以及限制人口流动等综合防控措施，中医药力量的全面、全程参与也是制胜的关键一环。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十分重视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坚持中医、西医并重，中西医协调发展的医疗卫生方针。因此，中医药学得到长足的发展和进步，并在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甲型H1N1流感、流行性出血热、非典型肺炎（SARS）、新冠肺炎（COVID-19）等传染病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例如，在SARS流行时期，中医药作为重要力量参与了疫情防治工作，并证实中药早期干预可阻断病情进展，减轻临床症状，在缩短发热时间、促进炎症吸收、减少激素用量等方面效果显著。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中医药迅速介入、全程深度参与救治，充分发挥“未病先防、已病防变、瘥后防复”等中医抗疫特色优势，以“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框架的创新社区防控机制“武昌模式”应运而生；在没有特效药情况下使大量患者得到了及时救治，这显示了中医药的疗效优势，也为全球抗疫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抗疫成功的背后也暴露出中医药在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例如，中医药力量应急响应不够及时、缺乏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中医传染病学专业人才与中药战略资源储备不足、中西医结合救治协调决策机制不顺畅等，这些问题和短板是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和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能力提升的“瓶颈”。因此，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势在必行。
一、加强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中医药应对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优势
中医药防治急性传染病具有独特的理论认识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从历史上看，我国是传染病多发国家。南北朝的天花，唐代的疟疾、麻风，明朝的鼠疫，以及清朝的霍乱等——自西汉以来，我国先后发生过321次较大规模的疫病流行。中医药正是在一次次抗疫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例如：《伤寒杂病论》便是东汉张仲景在观察诊治“伤寒”这一时疫的基础上撰写而成，开创了六经辨证体系；其后百年，葛洪撰写了中医第一本急救手册《肘后备急方》，汇集了多种治疗瘟疫的单方、验方，其中一些治法对后世影响深远——屠呦呦就是受书中鲜青蒿榨汁治疗疟疾的启发，改进了青蒿素的提取方法，救治了数以百万计的疟疾患者；明清时期瘟疫频发，吴又可首先提出“疠气”致瘟的病因学观点，叶天士、吴鞠通等医家则创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疫病诊疗体系，使中医药对疫病的防治从理论到临床逐渐成熟。
依靠鲜明特色与传统优势，中医药在近现代历次重大疫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我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得以深刻体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指出，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至第七版中均纳入了中医诊疗方案。
研究发现，中医药在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新冠肺炎）疾病全过程中均发挥了独特优势。例如，对于大量疑似病例及密切接触者，通过大规模使用寒湿疫方（武汉抗疫1号方）提前干预，成功阻断疫情发展的迅猛势头。截至2020年3月2日，寒湿疫方在武汉累计发放72.3万付，救治5万余人次；武昌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资料显示，发放药品14天后，新增确诊人数首次出现断崖式下降，并维持在低位水平，证明中医药早期介入不仅保护了大量易感人群，也降低了高风险人群的发病率。对于轻症患者，中医药干预可以有效降低转重率。一项721例寒湿疫方干预轻症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中药可降低新冠肺炎轻型、普通型患者转重率，其中430例服用中药汤剂的患者无一例加重，而对照组是19例（19/291，6.5%）。对于重症患者，中医药干预可降低病亡率，提高治愈率。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开展的662例重症患者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中药汤剂干预组的死亡风险下降了87.7%。对于恢复期患者，中医药则具有促进患者康复、减少“复阳”风险的作用等。一项420例中医干预恢复期患者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中医综合干预组的复阳率为2.8%（9/325），而无中医干预组复阳率为 15.8%（15/95）。因此，加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建设，提升中医药防治重大疫病的服务能力，将使我国在面对未来新发突发传染病时更加从容。
2.新发突发传染病及慢性传染病防治形势日益严峻
许多原有传染病包括病毒性肝炎、肺结核、梅毒、艾滋病等仍广泛存在；由于环境改变、人口流动、耐药菌的增加以及不明病原微生物的产生，导致部分原本已被控制的急慢性传染病防治出现困难。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发传染病即以每年新增一种或多种的速度出现，包括2003年的SARS、2009年的甲型H1N1流感和今年的新冠肺炎等，传染病依然是人类健康的重大威胁。在新时代背景下，人类医学将面临如何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以及如何有效控制已有传染病和耐药菌感染等重大挑战。中医药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与治疗手段，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在现代医学有效药物和疫苗未研发成功之前，中医药可提供独具特色、行之有效的治疗策略、方药、技术，具有快速反应、快速救治、疗效显著的优势。
3.加强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契合保障人民生命安全与健康需求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是我国制度优势的充分体现，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健康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传染病对人类的威胁是严重的、长期的，而中医药是人类抗疫的重要武器。实践证明，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必须要有中医药参与，中西医并重快速介入是提高收诊率和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的基础，是成功战胜重大疫情的关键。加强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提升中医药在现代科技背景下服务健康的能力，同时符合健康中国的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因此，加强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体系建设，是传承中医药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经验精华的体现，也是创新中医药应对重大疫情防控机制的体现。
二、现有国家公共卫生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基本情况
1.我国国家公共卫生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现状
2003年SARS疫情之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善的国家卫生应急防控体系。其中，中医药在公共卫生应急工作中的优势和作用初步得到保障。例如，200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充分发挥中医药（民族医药）在疾病预防控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服务中的作用”；同年下发的《关于在卫生应急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通知》要求“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应组建中医药系统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组织领导体系”并“组建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中医药专家队伍”；2013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八条规定“国家发展现代医学和中医药等传统医学，支持和鼓励开展传染病防治的科学研究，提高传染病防治的科学技术水平”；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明确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发挥中医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加强中医药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
中医药相关部门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动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初步建立。2006年至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先后确定了全国超200家医院作为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基地建设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12年成立了突发公共事件中医药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按照中西结合、整合资源、统一领导、密切配合的原则，协调指挥中医药系统参加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工作。“十三五”期间国家重点推进了包括国家级中医药应急基地、国家中医药防治传染病临床基地、省级和地市级中医药应急基地、中医医院应急能力等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建设。正是得益于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的初步建立，中医药在SARS、甲型H1N1流感及新冠肺炎等历次重大疫情防控工作中均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逐渐显示出其独特优势。
2.我国公共卫生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对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救治中重要作用的认识不充分。中医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近现代，均对传染病防治等卫生应急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但长期以来，社会上对中医形成了“慢郎中”的惯性认识，认为“中医临床疗效缓慢，治不了急症和传染病”。社会公众以及部分中医药从业人员对中医药应急救治能力缺乏足够了解，对中医药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救治工作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认识不足。例如，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救治过程中，中医临床疗效虽然突出，但国内部分省份对中医药救治能力的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导致中医药未能尽早介入、深度参与救治，因此限制了中医药作用的发挥。
（2）中医药应急响应机制及工作制度有待健全。与过去相比，中医药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急响应已经非常迅速，但仍然没有做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参与到疫情防控工作中。例如，中医诊疗方案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三版）》中才首次出现。因为在此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存在着卫生行政部门与中医药主管部门沟通、协调不及时，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机制缺失等问题。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及一些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中，尚无中医药主管部门和中医药人员参加。由于没有健全的响应机制及应急预案，“中医救治关口前移、第一时间介入”的战略部署在部分地区并未得到充分的贯彻落实，部分地方中医药主管部门尚未成立突发公共事件中医药应急工作领导小组，部分中医医院尚未建立突发公共事件中医药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关工作组，没有制定完善的医院应急预案等。
（3）中医药应急科研体系及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目前，应急状态下的中医药科研思路还不够明确，如缺乏中医药应对重大疫病的临床研究预案以及各单位间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密切配合、协调一致的运行机制，致使面对重大突发疫病时，难以快速开展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中医药防治疫病的高质量循证医学证据难以获得。此外，突发急性传染病的医学伦理与时效性比较特殊，如何保证在不妨碍治病救人的同时尽可能深入开展科研，获得有益研究证据，即构建应急状态下的中医药科研方法有待探索。此次疫情还暴露出中医药疫病防治的学科体系不够健全、专业人才队伍缺口较大等问题。例如，尚未形成成熟的中医或中西医结合防治疫病的学科体系，以及“中医疫病学”的学科队伍建设未引起中医院校的普遍重视；该领域的中青年临床专家及科学研究人员比较匮乏，在疫情期间，一线人员多为从临床各科紧急抽调，缺乏熟练运用中医药技能开展重大疫病应急救治的专业人才。
（4）中医药应急研究平台建设及应急中药储备管理有待加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中，大型数据库及科技平台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医药疫情防控工作的顺利开展。例如，中医药领域的传染病临床研究基地及生物安全三级（P3）实验室的缺乏，以至无法独立开展病毒感染模型构建等实验，限制了潜在有效中药的筛选研究。而中医药疾病预警预防平台、重大疫病的信息网络共享平台、高效便捷的药物筛选平台的建设与完善也是当前所急需的。应对重大疫病的中医药资源储备为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但其科技支撑和资源储备力量还比较薄弱。例如，国家级抗疫相关中药采购、供应平台，抗疫核心中药材的种植面积、质控、存储及加工等环节的常态化管理体系，以及储备药物的数字化管理体系等亟待建立。
三、加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秉持“守正创新”核心思想，首先，应充分认识国家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总结历代抗疫经验的基础上，找出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存在的问题和短板。其次，应立足现实基本条件，瞄准未来抗疫的实际需要，建好建强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尤其要在中西医协同抗击疫情、中医药应急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医药应急资源的生产和储备、借助现代科技打造中医药抗疫长效机制等方面，“平战结合”，搭好体系框架，并在谋求政策支持、聚焦防瘟抗疫、保障生命安全等目标方面出重拳，充分发挥中医药抗疫的疗效优势，传承好中医药的经验和智慧，释放中医药防治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活力。
1.进一步完善中医药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加快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并将其融入到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在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和《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卫生救援应急预案》时，将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建立中西医协同协作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完善中医药防控体系建设纳入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法制保障，进一步强化中医药在应对突发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主体地位。
2.进一步建立健全中医药应急响应与工作机制
（1）在应急响应机制方面。要建立中医药分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根据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严重程度，建立与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分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相衔接的中医药分级疫情应急响应机制，完善中医药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工作的启动机制、应急措施及终止机制，明确各级中医药管理部门和中医医疗机构分级响应的具体要求，制定并实施中医药分级疫情管理制度。
（2）在应急工作机制方面。进一步明确并强化各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在公共卫生应急管理方面的职能，赋予其在本区域内一定的统筹协调、物资调配、应急救助、防疫研究等职能。建立各级中医药机构由下至上的应急直报系统，进行风险预警。各级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和中医药主管部门要加强沟通，实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中医药主管部门和各级各类医疗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共通。
3.建立政府协调的中西医协同应急救治机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统一决策部署，要求充分发挥中西医各自的优势，中西医协同参与救治。正是这一决策的贯彻落实，才使得中医通治方寒湿疫方在武汉市武昌区快速大规模向易感人群及轻型、普通型患者发放，保护高危人群并有效延缓或阻断轻症患者向重症、危重症转化。建立政府协调的中西医协同机制，就是要确保中医药第一时间介入、全程参与救治，保证中医药抗疫经验和智慧得到充分运用。在这个前提下，中西医协同应急救治机制应加强以下3个方面的建设：①推动中医药纳入公共卫生法治建设，明确中医药参与应急防控体系建设的权利、责任和义务；②在集中统一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中，健全和优化“平战结合”的联防联控机制，上下联动、中医药全面参与的中西医协同的疫情应对机制；③将中医药纳入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之中，中医药全面介入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风险发现、报告、预警、响应和处置全环节当中。
4.建立基于“武昌模式”的“中医药＋”抗疫长效机制
利用现代科技助力中医药发展。“武昌模式”是源于中医“未病先防”医学思想的传染病创新防控模式。面对疫情集中暴发、没有特效药物和疫苗、大量高风险人群无法得到及时诊治的危急情况，以“中医通治方+社区+互联网”为框架的“武昌模式”将防控重心前移、下沉至社区，不仅大大降低了高危人群发病率、阻断轻症患者病情加重，还为政府决策提供了实时的数据支撑。其核心就是通过中医“望闻问切”快速找到新冠肺炎的病机特点和演变规律，确定共性治疗方案（即通治方），第一时间通过社区大规模集中用药，从而让尽可能多的高风险人群和患者得到及时干预，截断疫情的恶化；并借助互联网建设“中医药＋”新冠肺炎中医管理平台，搭建了沟通隔离区患者、一线抗疫人员、社区医生、专家团队与志愿者之间的联系通道，实时收集并反馈一线疫情防治资料。在疫情防治常态化背景下，“武昌模式”为中医药如何有效参与疫情防控，如何打造中医药抗疫长效机制，提供了一套切实可用的方法和标准操作的范本。
5.加强中医药应急科研体系与基础平台建设
（1）中医药应急科研体系建设方面。要完善以中医药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国家科研平台为引领、省级中医药科研平台为支撑的中医药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科研体系。国家可以设立专项资金，依托现有的科研院所和医院，建立国家级中医药防治传染病研究机构，加快完善中医药疫病研究基础建设，在中医药系统内建设 P3 实验室。增设国家级中医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专项课题，将中医药防控新发突发传染病作为一项固定的研究内容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建立资助的长效机制。
（2）基础平台建设方面。建议以此次疫情为契机，对现存数据资源进行整合，建设具有中医药特色的疫病预警平台：与现代气象学等学科领域合作，深化以“五运六气”为核心的中医疫病预测原理研究，建立科学实用的中医疫病预测平台，并将成果转化应用；建设抗疫中药（及其有效成分）筛选平台，基于古代文献、疫病大数据及高通量筛选手段，确定一批应对疫病感染切实有效的“靶方”“靶药”，并设立科研专项，开展中药“量-效-毒”研究，加快中医药防治疫病新药创制。
6.加强中医药应急学科体系与人才队伍建设
（1）学科建设方面。① 支持建设一批中医预防医学、中医传染病学、中医急诊学、中医肺病学等重点学科，培养一批学科带头人和学科团队。加强中医传染病学学科建设，组织领域专家厘清学科内涵、规范名词术语、拟定教学大纲、充实课程内容。② 推动疫病领域的中西医融合发展，结合此次抗疫经验、各取所长，探索建设具有中医特色的疫病防控新学科。③ 指导建立一批有关疫情防控的学术团体，整合各地资源、促进经验共享、助力学科长效发展。
（2）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加大中医临床类专业“温病学”等抗疫经典理论课程比重，设置《中医疫病学》《中医运气学说》等课程。设立人才培养专项，面向中医医院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培养一批高层次中医药应急领军人才和骨干人才。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中医药应急人才的培养使用、待遇保障、评价激励等方面给予适当政策倾斜。
7.加强中医药应急资源的生产和战略储备
为保障中医药能够第一时间、深度参与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工作，应加强中医药应急资源的生产和战略储备。①由中医药相关部门组织编制国家中医药应急物资储备目录，纳入军、民和地方政府一体化的应急物流系统，提升中医药应急资源及其他卫生资源的有效调度。②大力发展基于基层社区的中医药应急资源储备和配置，实现“藏医于民、藏药于民”，在大灾后能及时向民众提供基本医疗服务。③加强抗疫中药资源的储备和生产，根据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具体情况，及时调度相关应急资源，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中医药管理部门要定期开展应急培训和演练，配备必需的设施设备，将具有中医特色的应急技术加以整理、研究和推广，在平时临床中充分发挥其作用，以备战时需要。
8.加强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加强新发突发传染病中医药应急防控体系建设，还应当推动建立中医药应急对外交流与合作机制，加强中医药抗疫的海外宣传，与国际社会分享中医药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诊疗方案与实践经验，提升他国政府及民众对中医药的认可度。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疫情防控和应急工作。比如，针对中医药具有优势的恢复期治疗，以及国外接受度较高的非药物疗法（如针灸、推拿、功法、药膳等），在经确证有效后，尽快形成相关指南，积极向海外推广。此外，还要加强国内外应对重大疫病的科研合作，并建立长效机制，借助发达国家技术优势，助推中医药防疫治疫的科学研究。
转载自《中国科学院院刊》2020，35（9）：1087
打造中西医学疗效评价“公平秤”
刘保延 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
辨证论治的临床效果及其评价
辨证论治是遵循中医学发展规律、实现“天人合德”理念的原创诊疗方法，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目前仍然是中医诊疗疾病的主体方法。辨证论治过程中，每一次复诊均会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对上次治疗的效果做出判断，以此作为 “效不更方”或“无效更方”的重要依据，但这种对效果的评判始终只是停留在医者本人针对患者个体的层面。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临床流行病学、循证医学被相继引入我国以后，中医、中西医结合的有识之士开始借鉴现代临床评价思路和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尝试，但符合辨证论治特点的评价方法尚未形成，辨证论治疗效缺乏高质量证据的问题仍在长期制约着中医优势特色的发挥。辨证论治临床疗效评价，是指用科学合理的方法，对医者辨证论治患者群体的效果做出客观、量化的评价，目的是为医者思路的调整、方案的优化与改进，以及疗效的提升提供支撑，同时也为辨证论治推广应用提供高质量的临床证据。辨证论治大致可分为个体化干预（使用饮片煎煮汤剂）与专病专方干预（协定处方、院内制剂、中成药等）两种形式。中医个体化干预是临床使用的主要方法，表现为同一医者根据同一患者不同诊次的临床表现与证候演变而调整方案，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疗；也可以是不同医生对同一疾病患者辨证论治，采用各自不同的诊疗方案。个体化干预是辨证论治突出的特色优势，也是中医需要坚守的发展方向。 “专病专方”形式是在辨证论治过程中，随着经验积累和提炼，所形成的针对某种疾病、某一症状等较稳定患病群体的相对“固定干预”。实践证明，“专病专方”是个体化干预的重要补充，但代替不了个体化干预形式。辨证论治临床评价瓶颈主要是指对个体化干预的评价。
固定干预的评价方法不适合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特点。临床流行病学的临床医学科研设计、衡量、评价（DME）方法，是将流行病学与统计学相结合，从群体的层面，采用量化的科学方法对临床疾病进行研究的现代临床研究方法学，是公认的创造临床最佳研究成果的有力工具。其对干预类研究均是针对固定干预，选定标准的患病群体，通过对照与临床结局治疗前后的变化，来评判干预的疗效，在评价过程中为了避免系统性偏倚，要将医者等人为干扰因素消除到最小，以便评价结果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干预本身的效果。DME方法被引入我国以后，1982年我国出现了首个针对证候方药的随机对照试验，开启了采用DME方法开展辨证论治疗效评价的先河。几十年来，有关中医临床试验的报告已有几千篇，基本采用的是“固定干预”针对“标准证候”的疗效评价思路与方法。如根据疾病统一的病机选定一个固定方药，针对一个规范、标准证候进行干预，临证时再适当随症加减，对其进行疗效评价；或根据疾病的标准证型选定相应的固定方药，分层分组进行疗效评价，这些方法由于缺乏公认且难以把握的“标准证候”，以及“固定干预”扭曲了个体化的特点，而且研究质量难以保证等问题，尚未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评价方法。此外，辨证论治前瞻性队列、适应性设计、个体随机对照等思路和方法虽已被提出，考虑了辨证论治个体化的特点，但尚未见有实操性案例的报告。目前大数据时代真实世界临床研究方法已经开始应用于临床评价的实践，遵循规律，解放思想，另辟蹊径，开创辨证论治临床疗效评价的新思路、新策略，选择新方法，走出符合中医特点的发展道路正当其时。
辨证论治的疗效并非单纯由方药、针灸等干预措施所产生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产物，以现象层面即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为认识的重点，形成了一条独特的认识路线，以静观和意象方法获得了关于天地万物自然整体状态的规律，并按照这样的规律实践，建立了人与人、人与万物共存、共荣、共享的体系。辨证论治正是这一体系的具体体现，其包括辨证、论治与反馈调整三个阶段。辨证是医者在中医理论指导下，通过望、闻、问、切获取患者临床表现，并经四诊合参，在对中医病因、病位、病机和病势等分析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疾病证候诊断的过程；论治是医者根据辨证结果，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形成治则治法和治疗方案的过程；反馈调整则是根据患者治疗后的反映，对诊断、治疗方案进行适当调整，最终达到防治疾病目的的过程。辨证论治是一个医者主导、医患互动，以疗效为导向，证—治—效紧密相关的整体、动态、个体化、复杂的干预过程。从治疗效果看，虽然离不开方药、针灸、按摩等干预措施的作用，但实质是医者将“干预措施”与患者 “状态”有机结合所产生的综合效果。由于药物有四气五味、升降沉浮、七情和合的区分，穴位有归经、分布等不同，而患者的健康状态又与自然、社会、家庭以及心理环境紧密相关，而不同医生遵照和对中医理论的理解有别，各自的临床经验有异，将“干预措施”与患者状态匹配的结果因人而异且相差很大。同时在医患交互过程中，不同医者与不同患者交互的模式也不相同，每个医者都有各自的方式，而这些都会对辨证论治的疗效产生影响。可见辨证论治效果体现的是医者驾驭“干预措施”与医患交互等综合能力和水平。对于这样一种以医者为核心的辨证论治，如果只针对固定干预“方药”“针灸”等干预措施而单纯评价其作用效果，一则支撑其的“证候标准”难以达到共识，即使制定了“证候标准”但临床实际中也难以应用；二则固定干预并不能客观反映“人与人”“人与物”共存共荣的效果。这与现代医学疾病对抗模式是不同的。现代医学中干预措施是标准化的简单干预，针对一个标准化诊断的同质人群，评价疗效只需要评价某种干预方法对某种疾病是否有效，在评价中医生、患者人为的、非特异性的因素均是被控制、消除的主要内容。而对于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疗效的评价必须从简单范式评价固定干预措施（简单干预）的传统套路中解脱出来，回归到辨证论治的本源和特点，来评价在辨证论治过程中驾驭干预措施的医者——“人”的疗效，为辨证论治疗效的不断提升和优化奠定基础，评价结果推荐的是“医者”，而非一个固定方药。
体育竞赛评价“人”驾驭“物”效果的启迪
体育运动早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初期就已经出现，是一种特定心身活动形式，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体育运动是人的自然需要和本能冲动，是一种寻求生存平衡、身体强大和生命意义的自然表达，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需，也是最为真实的情感体验。体育比赛是对运动员身体本能、对驾驭器物能力和水平进行评估的过程。比赛中裁判员通过评估的标准（指标）对运动员遵循规定规则所进行运动能力和水平进行评价。要求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不仅要遵守运动规则，还要遵从道德规范。体育比赛显示的不是器械本身的作用，而是运动员驾驭器械的能力和水平，是“人与物”共融的效果。例如，乒乓球比赛中乒乓球是运动场上运动员公用的器物，比赛不是评估乒乓球本身的作用，而是评估运动员个人驾驭乒乓球与运动员群体相互协同实现进球目标的能力和水平。比赛制定了一整套合理、公认的规则和指标体系，有严谨的专业化裁判队伍，有公平公正的流程和管理，以保障比赛的结果真实可靠。比赛的类别是领域类与区域层次类相结合，而运动员或代表队的水平，是由不同层次的比赛记录来体现的。高层次比赛的参加者是通过低层次的比赛而逐级选拔产生，区域的运动水平往往是由代表队的水平来体现。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互联网等广泛的应用，体育比赛记录、显示、组织、实施的方式及机制日新月异，但这些现代科技只是让体育运动的特色更加突出，而并没有改变体育运动本身的特点。
辨证论治的过程类似于体育运动，医者是运动员，干预措施——方药、针灸等相当于运动员手中的篮球、足球、乒乓球等，尽管干预措施是直观影响治疗效果和预后的主体，但实际效果由医者驾驭这些干预措施，以及医患交互的综合作用共同产生。可以借鉴体育竞赛以评价运动员驾驭运动器物能力和水平的思路方法，评价医者辨证论治某病的效果而非单纯评价干预措施的作用，评价结果推荐的不是一种固定方药或针灸等外治方法，而是一个或一群治疗某种疾病疗效较优、把握度较高的医者。通过对医者疗效的评价，同时可对医者诊疗的特点、优势分析总结，成为医者间相互学习、以疗效为导向不断提升自我辨证论治能力和水平的原始动力。还可以对医者诊治某种疾病的“专病专方”进行整理挖掘，为更多来源于临床的院内制剂以及中药新药的研发提供支撑。对于中医治疗某类疾病的效果，也可以效仿体育比赛的方法，以经过层层筛选的“代表队”来体现中医不同层次治疗某种疾病的能力和水平，而不是用参与此类疾病治疗的所有医者的平均治疗效果来体现。由于辨证论治是“证-治-效”紧密相关的过程，蕴含着中医对健康、疾病、养生观等认知以及有效干预措施的思路和途径等丰富的内涵，有显著疗效的“代表队”成员的理念、经验也将成为中医理论完善的源泉和依据，这也是克服目前中医理论与实践脱节、走出“纸上谈兵”困境最有效的解决办法。
根据中医特点完善疗效评价“公平秤”
疗效评价是不同医学间统一的度量衡系统，应该是一杆“公平秤”，根据中医临床特点完善此“公平秤”，是疗效评价的首要任务。中医药与现代医学以及其他医学间干预效果的比较，是丰富临床诊疗方法，不断提升临床疗效的驱动器。疗效评价系统是一个跨学科的、统一的“疗效”的度量衡系统，应该是一个“公平秤”。作为一个“公平秤”其度量衡系统是标准、规范的，是适应于不同学科的。如对疾病的诊断标准、疗效评价的标准、数据质量标准等应该是统一的，是学术界公认的。但由于各个学科理论基础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识角度和方法不一样，对构成“公平秤”的器件要求不一样。如“秤盘”的大小、“秤砣”的规格等，各个学科要求不同。目前的此“公平秤”是现代医学根据其临床特点所打造的，在许多“器件”上并不能完全适应“中医药”学的需求，如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在现代医学中就没有，需要我们创新思路，来建立相应的“器件”和方法，要根据中医自身的特点来改造、完善临床评价体系，而非给中医单独构建一个评价系统。在临床干预效果评价中，“比较”是基本方法，找到“同质”人群进行抽样分组，也是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根据辨证论治鼻祖张仲景《伤寒论》“某种病脉症并治”的思路和方法，我们可以从疾病入手，采取统一疾病诊断、纳入、排除标准，统一年龄、疾病程度等，来保证在疾病层面患病群体是同质的，并根据研究目的对疗效评价指标和测量方法达到共识进行统一。而对于证候诊断（主要是影响预后的非特异性因素）等理、法、方、药（穴位）等则不制定统一的标准，由医生自己来确定，但要规范、完整、准确地做好诊疗过程数据收集，特别要注意治疗效果数据的规范与跟踪收集。关键是要收集一定时间段中被评价医生治疗此种疾病的“全样本”数据。最终显示的是两种干预（中医是某个医生、现代医学是某个干预药物等）对某种疾病的治疗效果而非效力，这种比较可为中西医优势互补奠定基础。同时我们要采取“先人后药”的辨证论治疗效评价的策略。在对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医者疗效评价中，先采用真实世界的临床研究方法，通过比较找出治疗某一疾病比较有明显效果的“人-医者”，其后再对医者有效的干预措施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明确其核心的处方、加减变化的规律以及针对的人群，形成相对固定的方药或方穴与刺灸方法。在此基础上，再采用 “理想世界”的方法，在严格控制条件下开展随机对照研究，来确定固定干预的净效应，“两法并举”走出适合中医特点的临床疗效评价之路。
大数据的理念和方法将成就个体化诊疗的临床评价
用评价“人”来评价辨证论治疗效不只是评价思路的转变，更重要的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是大数据时代研究者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的一场革命性变化。评价具体方药等固定干预净效应的方法，是一种抽样、精确、小数据的方法，是小数据时代简单范式的体现，而评价医者辨证论治的疗效将主要采取全样本、混杂、大数据真实世界临床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大数据时代的复杂范式。
任何一个临床研究过程都是一个数据产生、收集、融合、存储、管理、分析、利用的过程。在传统临床研究中，由于要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尽量排除研究者、研究环境对研究对象的干扰，根据研究目的，采用结构化的临床观察表，收集研究目的规定的、有限的、与结局密切相关的数据，形成可分析利用的最小数据集，以便用精确的数据判断干预与结局间的因果关系。但辨证论治的临床过程，医生面对的是患者而非受试者，主体与客体、客体与环境不可能分离，每位医者的学术观点、遵从的中医理论以及临床经验等都不可能通过所谓的证候标准来统一，医者对疾病认识的角度不同，对同一疾病抓取的临床表现不尽相同，医生各自的理、法、方、药是自洽的，但医者间则是不同的，所以只能采用真实世界的数据来进行研究。而真实世界的临床数据，是将临床诊疗过程中医患互动的信息、干预后效应信息，进行如实、规范、完整、及时地记录，进而形成可分析利用的数据。对复杂临床数据进行预处理、建立数据仓库、建立临床数据多维检索查询系统、数据挖掘分析平台、知识图谱展示平台等，都是真实世界临床评价研究所必须的。而我们十多年来研发的中医临床科研信息共享系统正是实现以上研究的有力支撑和技术平台。传统的临床干预性研究中对照、随机、重复的原则是保障不同干预组间可比性的基础，对于“人”的评价同样适用。我们可以根据临床具体条件，采用解释性或实用性随机对照、队列研究、病例对照、巢式病例对照研究、伞式研究、蓝式研究等设计，尽可能使评价对象间差异最小化，使医者辨证论治疗效的差异不是来自患者本身的差异，而是医者的干预。
辨证论治以医者为评价对象的疗效评价，其数据是临床实践中的真实世界数据，但并不影响不同研究设计的应用，随机对照试验仍然是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的金标准。对于此类的研究我们已经以原发性失眠等为例，开展了一系列的临床研究，建立分析挖掘新知识的模型和相关平台，积极探索了从评价医者入手，开展的前瞻性队列研究、随机对照研究以及安慰剂对照研究等，初步显示此类研究是可行的，是可以达到评价辨证论治疗效以及发现不同医者诊疗特点、核心处方的目的。对于辨证论治疗效评价中“人”驾驭干预措施能力和水平的评价方法、组织模式、运行机制等，体育竞赛中许多成功的经验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学习、借鉴。
辨证论治是中医原创的诊疗方法，尽管其规范用语只有60多年，但此种方法从张仲景开始已经使用了近两千年，目前仍然是临床的主体，也是中医需要坚守的特色优势。既往评价干预措施本身疗效的方法，由于扭曲了辨证论治，并不能客观地反映辨证论治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提出借鉴体育竞赛的理念和方法，利用真实世界的数据，以评价主导辨证论治的医者及其代表队的疗效，来反映辨证论治的疗效，将能直接促进辨证论治的方案优化，提升辨证论治的疗效。同时为患者找到合适的医生，让医生去诊疗适宜的患者奠定基础；为专病专方的发现和深入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此外，这一方法也为从临床实践凝练中医理论，丰富和发展中医理论找到具体载体奠定了基础。同时我们认为，从系统论来看，每一位中医医师就是一个独立的子系统，而中医则是由这些子系统组成的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子系统间处于一种自适应、自组织、自我完善、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的发展过程中，而辨证论治个体化诊疗的临床评价，将会成为中医发展的动力系统，为中医走出符合自身规律的发展之路，奠定坚实基础。尽管我们已经按照此思路和方法做了一些探索性研究，但具体的方法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立和完善。相信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5G技术等不断完善，随着辨证论治效果评价新方法的建立和应用，以高技术为支撑的辨证论治新热潮必将形成，并突破瓶颈，释放潜能，使中医的优势特色在健康中国建设中发挥出更大作用。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0-12-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