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济生，1928年7月生，浙江萧山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在针刺镇痛的神经化学机理研究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979年，他首次用现代科学方法向世界阐释针灸的科学内涵，为神秘的中华传统医术——针灸真正走向世界打响了重要一枪。
他在国内外杂志及专著上发表论文500余篇，主编多部著作，获部委以上奖20余项，如吴阶平奖。作为中国疼痛医学的创始人，韩济生的针灸镇痛原理被认为是中国大陆继屠呦呦获奖之后，有希望 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中国大陆科技成果之一。
与针刺阵痛偶然结缘
访谈人：您刚刚获得的第二届谢赫·扎耶德国际传统医学奖，是表彰您为人类健康作出的卓越贡 献，这正应了您的名字“济生”，您的父母给您取名“济生”是希望您学医吗？
韩济生：我出生在浙江萧山的一个开业医生家庭。我的父亲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得一点医学知识，开了一家诊所行医谋生。父亲自己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医学教育，便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能正规地学医，有更大的本事普济众生，所以起名“济生”，其中显然饱含着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
访谈人：您几乎将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针灸研究，可谓与中医的缘分非常深。您是怎样与针灸结缘的？您对针灸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韩济生：1965年9月的一天，时任北京医学院（现名北京大学医学部，下文简称北医）党委书记的彭瑞骢对我说：“你有没有听说过‘针麻’（针刺麻醉）这件事？”我说：“没有。”于是他从头解释这个新事物：做手术不用麻药，只要在穴位上扎针就能起到麻醉作用。现在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开展这方面研究，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摇头，表示不可理解有这样的事。彭书记说他也觉得不可信，最好还是亲眼去看看。
第二天清晨，我们乘车到北京通县结核病研究所。所长辛育龄教授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胸外科专家。他亲自执刀，为一位青年女工行肺叶切除术。手术台上的青年女工双手、双腿上各扎有10枚针灸针，全身总共40枚。有4位针灸医师，各负责一个肢体。在统一号令下，每位医生轮流在相应的位置上捻针，场面颇为壮观。从辛主任操作手术刀切开皮肤开始，我们密切注视着患者的表情，没有见到任何皱眉之类的痛苦状。让患者用弯曲的麦秆吸食橙汁，她也坦然应命。我们问医生是否给了她麻醉药品，回答是没有。这个场面深深震撼了我，至今记忆犹存。
我认为，只要针刺切实有效就一定有其科学道理，一时讲不出作用原理没关系，总是会找出原理的。不必彭书记再动员，我当时就表示愿意做这个研究。
访谈人：20世纪60年代，针刺麻醉是非常神秘的，大家都能看到它有效，但谁也不知道背后的机制，也没有现成的研究路径可循。您是如何成功地找到可深入的科研路径的？沿着这条路，您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是什么？
韩济生：我当时把针刺镇痛当作一个科学现象来思考，用规范的科学体系来解读它的机制。我认为，要知道“为什么”，必须先确定“是什么”，一切都需要从现象到本质。
与传统的药物麻醉不同，针刺下患者的意识并没有消失，只是痛觉变得迟钝，而使某些外科手术操作得以进行。用科学体系研究针灸，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客观地测量痛觉。我知道在生理学上，钾离子的堆积可以引发痛觉，但怎么控制和测定钾离子呢？我们想了各种办法来测痛，最后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亦鸣工程师合作，经过反复试验、改进，终于做出了合乎实验要求的钾离子痛阈测量仪。
有了仪器，需要在人身上试用。我们在实验室放了8张床，同时对8名受试者进行“针刺对人体皮肤痛阈影响”的试验。在194名正常人和患者身上，详细观察记录了针刺镇痛的规律。
白天大家做实验，晚上我统计。例数越多，统计曲线越光滑。我们发现：每16分钟，痛觉阈值降低一半，再过16分钟，再降低一半。看着漂亮的曲线图，我心里非常高兴：针刺镇痛的消失有其特定的半衰期，就像同位素衰变或体内化学物质的一级消除反应，这种现象难道不预示着针刺镇痛有其特定的化学基础吗？这意味着针刺能激发出天然的镇痛物质来发挥镇痛作用，一个可以预见的规律就在前方，这是研究针灸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果。
1966年2月，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针麻学术大会上，我代表北医针麻组报告了这一成果，得到了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的表扬。报告完毕的当天晚上，我更坚定了要把毕生精力贡献给针灸研究事业的决心：一定要阐明古老的针灸疗法之所以能镇痛的内在机制。
从针灸理论机制探析到临床应用
访谈人：“针灸”一词除了“针刺”外，还包括“艾灸”，您找到了针刺镇痛的科学机制，您是否也研究过艾灸治病的机理？
韩济生：针刺和艾灸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操作，我们深入研究了针刺的作用机制后，也延伸研究过艾灸的机制。艾灸比针刺复杂得多。针刺是一种机械刺激，相对简单，而艾灸包括了热、药物和烟雾等更多影响因素。从神经通路的角度上讲，机械刺激和温度刺激通过迥异的神经通路上传至脑。
我们从神经回路角度入手，首先了解与艾灸相关的脑区和神经通路。已有的结果支持了我们的想法，艾灸对边缘系统脑区活动的调控要比针刺更强。因此，从理论上说，艾灸对负性情绪、认知等和边缘系统关系密切的疾病的疗效应该不亚于针刺，甚至更好。当然，这一推测需要基础与临床研究跟进验证。
有趣的是，研究过程中的发现除了直接回答艾灸的中枢机制，还意外地为中医领域其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举例来说，“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一直是中医治疗的特色，而且得到了临床支持。这些临床现象一定存在科学基础，但之前多将之归结于“五行生克”“稳态调控”等很虚的概念上。虽然疗效是肯定的，但机制解释难以被现代科学所接受。我们的研究发现为神经回路研究提供了新的模式，即内侧隔核胆碱能神经元无论是被抑制或被兴奋，均可以产生镇痛效果，但两者是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实现的。同理，针灸的“同病异治”，其原理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刺激模式，通过不同的神经通路，实现类似的行为学调控效果。
相反，同一条神经通路可能参与多种行为调控。例如，海马—前额叶皮层是边缘系统最受关注的通路之一，参与记忆、焦虑等行为调控。而我们在镇痛研究中发现，慢性炎症痛中海马—前额叶皮层功能连接度降低，与自发痛行为关系密切。而针灸可以显著促进海马区神经元新生，并提升海马—前额叶皮质功能连接度。因此，同样的针灸操作可以针对多种疾病（认知障碍、焦虑、慢性痛等）发挥治疗作用，即达到“异病同治”的效果。
总而言之，由针刺向艾灸方向的拓展，帮助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角，同时也提示我们，从大量临床经验总结出的很多理论，是有可能通过现代科学方法加以阐释的，而且中间可能蕴含着对现代医学同样有巨大指导意义的新研究思路。
访谈人：没想到古老而传统的针灸与现代科学能碰撞出这么多火花。您研究出针刺镇痛机制的成果，是第一次向世界阐明了针灸的科学内涵，这非常振奋人心。除了镇痛，我们了解到您还利用针灸帮助戒毒人员减轻戒断症状、降低复吸率，您是怎样想到要研究针灸戒毒的呢？
韩济生：我在搞清楚针刺镇痛机制之后，一直在思考针灸的应用价值和社会意义，后来我就逐渐锁定了戒毒、孤独症与不孕不育这3个方向。这3个方向都是大健康领域中的难题，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社会难题，我和我的团队经过多年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
我们发现：高频（100赫兹）电针可以显著地减少戒断症状，低频（2赫兹）电针也有一定效果，但作用微弱。这说明电针确实可以减轻戒断症状。后来经过实验对比发现，高频率的针刺刺激对解除戒断症状最为显著，而低频率的针刺刺激对解除心瘾更有效。韩氏仪戒毒效果也被证明明显优于国外通用的戒毒法。1997年，这种戒毒方法被卫生部和全国禁毒委员会选为有效戒毒产品。在国际上，针刺戒毒也得到了认可。
80岁生日的时候我突发奇想，不能再固守针刺镇痛和针刺戒毒两大战线，应该试着把针刺应用到更广泛的领域。针刺镇痛和戒毒确实有意义，但是西医本来就有办法对付，针刺只是增加了一个手段，被称为“辅助和替代疗法（CAM）”。我们应该去找那些西医目前还没有好办法的病症，用针刺试一试，看能否起到独特的效果。
经过一系列研究，韩氏仪对孤独症儿童的整体疗效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对焦虑、挑食效果更好。在患者方面，对冷漠（无论怎么叫都不理）和被动（不会主动发起社交，但是可以被带着一起玩）类型有效，对主动但行为怪异（想社交，但其交流的方法别人接受不了）类型效果不好。虽然针刺治孤独症离进入临床实际应用还有距离，但目前来看这个方向是正确的、有价值的。
与从事生殖生理研究的原北医生理学教研室李伟雄教授的交流，确立了我继续深入探索针灸临床研究的新领域——不孕不育。研究证明，韩氏仪可以增加血液中的孕激素，促进子宫内膜整合素等分子的表达，促进子宫内膜胞饮突的生长，进而促进受精卵的着床。虽然目前的结果尚在不断总结中，但韩氏仪已经得到很多合作医院的认可。
向世界阐明针灸科学道理
访谈人：目前全球已有183个国家和地区使用针灸，针灸在65个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可谓全球“针灸热”。您是第一位向世界阐明针灸科学道理的中国学者，您第一次走出国门、站在世界舞台上讲述针灸机制时，心情激动吗？当时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韩济生：第一次出国的经历非常难忘，那是首届全国针灸、针麻学术研讨会后的偶然机会。我的夫人朱秀媛当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工作，她的一位老师是宋振玉教授。1979年，宋振玉教授接到以前的导师、美国药理学学会理事长梁栋材（E.Leong Way，美籍华裔科学家）的邀请，请他去波士顿参加国际麻醉药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Narcotic Research Conference，INRC）年会。宋振玉教授已经多年不做相关研究了，就推荐我去。于是，我有了去美国参会的机会。
因为以前没有中国大陆学者去参加过这个会议，有人觉得很新奇、很感兴趣，也有人认为中国人讲不出什么东西。虽然我有点紧张，但因为准备充分，英文也不错，以系统、深入和确凿的实验证据，证实了针刺能使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出具有镇痛作用的化学物质，令人信服。
演讲结束以后，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对我说：“从1972年开始我一直主持这个大会，你演讲所得到的掌声是我主持会议以来听到的最响、时间最长的一次。”
当时中国使馆介绍我暂居在一位侨领谢侨远的家中。谢伯了解到我是从事针刺原理研究的，喜出望外，问我是否能给旧金山（大埠）地区的针灸医师做一次学术演讲。大家听完报告后热情高涨，纷纷表示：“请把你的论文留下，我们要把你的论文精装保存，以后如果还有人说针灸不科学，我们就用你的论文给以反击。”一双双热泪盈眶的眼睛，一次次温暖热情的握手，点燃了我内心的自豪感。我真想立即将这种切身感受告诉在北京的同事和学生们：我们的努力和辛苦没有白费！
访谈人：当时您在国际上作关于针灸的学术报告，影响力很大，类似“针灸外交”了。除了第一次以外，还有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国际交流经历吗？请您结合具体的经历谈谈进行针灸国际交流的意义。
韩济生：那个时代，很多国外的科学家不了解中国，也不认可中国的科研工作。通过国际学术交流，首先是展现了中国科研工作的实力，是为国争光，当然也让世界科学界看到了针灸的独特价值，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认识针灸、了解针灸、愿意尝试针灸，某种程度上也助推了全球“针灸热”，让针灸能走向世界，造福更多人。印象深刻的出国经历除了第一次，还有两次。
第二次印象深刻的是1997年，“针灸热”在美国愈烧愈烈，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对针刺是否科学、是否有效还是下不了定论，遂于1997年11月3～5日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总部召开有关针刺疗法的听证会，邀请医学界和社会各界（包括议员、律师和平民等）千余人参加。大会报告分两类：一类是有关针刺的历史、法律地位等社会学问题；一类是有关科学问题。我被列为第二类中的第一个报告人（题目是《针刺镇痛的内啡肽机理》），后面还有来自上海医科大学的学者关于针刺促排卵和改善呕吐的两个报告。听证会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从此，美国政府和医学界承认了针刺疗法的有效性，针灸得到广泛应用；美国的医疗保险公司开始为这种治疗方式买单；美国将“针灸理论”编入供医学研究生研读的高等教材《物质依赖》；英国的皇家医院也开始推广“针灸止痛”疗法。我觉得，我和同仁们将针灸用西方医学界所能接受的科学话语推向了全世界。
从1965年接受任务至此次听证会，我用30多年的研究对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有了一个交代。
还有一次印象深刻的是2004年7月国际麻醉药研究学会年会。其在日本京都召开，我受邀做学会奠基人演讲。国际麻醉药研究学会创建于1972年，学会规定凡是20世纪70年代参加的会员都有可能入选“奠基人演讲”候选人，这些人多已年过六旬。另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在哪个洲开会，就从该洲选一人做此演讲。这次会议在亚洲召开，主要是从日本会员和中国会员中寻找，我有幸被选中。
1979年7月，我在忐忑中首次出国访问，就是去参加国际麻醉药研究学会年会，那是第一次有中国大陆学者在该会做大会学术报告。当时我没想到自己会在25年后受邀成为奠基人演讲者，而且是在促使我发愤图强的日本。这次会上，我以《针刺原理研究四十年》为题介绍了北京大学医学部神经科学研究所的部分科研成果，赢得了很多喝彩。演讲前夜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从1937年难民群中一个9岁儿童，历经千辛万苦，盼望抗战胜利，还我河山；到一个76岁的学者，站在日本京都学术会议的讲坛上，讲述中国针刺研究的故事。这难道不是标志着中国国际地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科学解读针灸机制，促进中西医汇通
访谈人：中西医源自不同的文化土壤，在思维理念、方式方法等方面都有很多不同。社会上有种说法是，中西医是很难融合的。作为一位以西医与现代科学知识为背景的科学家，您在研究针灸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中西医思维碰撞、话语体系隔阂等问题？您如何看待和解决这些问题？
韩济生：按传统中医理论的说法，针灸的作用是调理气血。气血、阴阳、五行等这一套中医名词，外国人是听不懂的，其根本原因是东西方文化隔阂导致的思维方式差异，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在科研实践中，其实是绕过了这个难题，不去探究这些理论概念，而是从阐释科学事实入手来做研究。
无论中医、西医，其目的都是将机体从疾病态转化为健康态，中医、西医的技术方法作用于机体发挥治疗效应时，必然引起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就是科学事实。只要将这些变化说明白、讲清楚，就诠释出了这种疗法的科学内涵。
实际上，传统中医药学中蕴含着古人超凡的智慧，比如针刺要选穴、捻针可以加强疗效等都是古人在实践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运用现代技术方法解读这些经验，需要有一个成熟的科学思维模式。我觉得所有的科学问题都可以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来思考。就拿研究针刺原理来说，在空间上，明确了针刺穴位可在全身产生镇痛效应，并且找到了针刺产生的镇痛物质；在时间上，明确了针刺起效和消失的时间规律，并且发现镇痛效果最好的穴位电刺激频率是2赫兹和100赫兹。这样从时间、空间两个维度，基本就能把针刺镇痛的科学内涵说明白、讲清楚了。这相当于避开了思维碰撞、话语体系隔阂等问题，而是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并拓展了传统针灸，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中西医融合与互相促进。
访谈人：的确，从阐释科学事实入手，其实是找到了中西医契合之处，这样做研究才能像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的那样“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您研究针灸将近半个世纪了，基于多年的积累，您如何评价针灸乃至中医这门学问的理论及实践？
韩济生：针灸乃至中医能传承上千年，肯定是有疗效支撑的。比如我早年亲眼见识到的针麻手术；还有我爱人晚年得了中风，胳膊抬不起来，因为一个契机请来了石学敏院士给她扎针，扎了一次针胳膊就抬起来了……这些事实都说明针灸确实是有疗效的。但是谈到机制，中医一般会用阴阳、气血这一套理论来解释，以现代科学的视角看，还是一个黑箱，我们所做的研究就是努力让黑箱变白一点，让大家更明确地认识到针灸起效背后的科学道理。
这些年我们做出了一些成绩，但其实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在崎岖小道上的摸索。有些问题是在困惑了多年后豁然开朗的，有些问题是随着神经科学知识的发展而得到解决，还有一些问题已存在多年，至今仍未得到解释。所以，“黑箱”只是变白了一些，还没有完全清晰地展现其机制内涵，这也正说明了针灸乃至中医这门祖先传下来的学问极其博大精深。
我本人对于针灸研究也是有短板的，我没有专门学习和研究过针灸理论，也没有专门搞过中西医结合，我对于经络是不是独立存在持存疑态度。2003年访美时，曾有人对我说：“既然你不认为有独立的经络存在，为什么不写一篇文章从科学上来否定它呢？”我当时答道：“否定一个东西不容易！即使有一百个理由，也不能从根本上排除将来不至于出现一个阳性证据的可能性。”我想说的是，做研究要实事求是，有几分事实说几分话，不要轻易去维护或否认某个理论。只能说，以我们现在的科研成绩仍然没有将针灸的机制搞得非常透彻，还有“揭不尽的谜底”，也正是这些神秘的问号构成了科研思路的源泉，激励着科研工作者永远向前。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