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新征程上奋力开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新局面
余艳红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成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
时维金秋，共襄盛会。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豪迈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锋号令，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本质要求，生动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对鼓舞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为新时代新征程上深入推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制高点，科学制定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对各工作领域进行战略谋划，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
这是一份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光芒的报告。报告就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作出深刻阐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这一百年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阐明了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以真理之光照亮复兴之路，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根本遵循。
这是一份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伟力的报告。报告全景式回顾了过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鲜明指出了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发出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的时代号召，团结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而奋斗。
这是一份饱含对人民血肉情感的报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报告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强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字里行间流露出中国共产党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追求，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
这是一份具有重要深远指导意义的报告。报告不仅揭示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还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总结出“三个务必”的宝贵经验、“五个必由之路”的规律性认识和“六个坚持”的基本路径，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是一部具有极强可操作性的工具书。
党的二十大已经胜利闭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就是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之于行动、见之于成效。我们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二十大精神上来，深刻领悟报告精神实质，牢牢把握过去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牢牢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要求，牢牢把握团结奋斗的时代要求。我们要更加深刻感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把党的二十大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具体举措。我们要锚定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中医药担当作为。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
“两个确立”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成果、最重大的政治判断、最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最确凿的历史结论，是时代和历史的选择。正是因为“两个确立”，党才有力解决了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从根本上确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两个确立”是新时代引领党和国家事业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政治保证，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回望十年奋斗历程，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取得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的掌舵领航，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回顾新时代中医药走过的十年，习近平总书记把中医药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领导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医药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如何认识中医药、如何发展中医药、发展什么样的中医药等根本性、长远性问题。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医药事业划定的新时代坐标。全体中医药人不忘初心，勇担使命，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跑出了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加速度。
——顶层设计和战略部署全面加强。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国务院印发《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建立国务院中医药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召开全国中医药大会，国办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十四五”中医药发展规划》。
——中医药服务能力大幅提升。中医药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组织实施中医药传承创新工程、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中医特色重点中医医院等重大工程项目。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中医类医院5715个，十年增幅72.76％；中医药总诊疗人次达12亿人次，十年间增长了4.5亿人次。
——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充分彰显。将中医药防治方案纳入传染性疾病诊疗方案，发挥中医药在传染病防治和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的作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制定优化覆盖预防、治疗和康复全过程的中医方案，创新形成“有机制、有团队、有措施、有成效”的中西医结合医疗模式，谱写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
——中医药人才队伍量质并进。首次印发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意见，首次召开全国中医药人才工作会议。截至2020年，全国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达到68.3万人，比2012年增长91.3％。实施中医药传承与创新“百千万”人才工程（岐黄工程）。十年来，评选表彰90名国医大师、201名全国名中医，中医药领域新增两院院士7名。
——中医药科技创新取得突破。屠呦呦研究员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中医药领域获国家级科技奖励58项。推进《中华医藏》编纂。遴选30家国家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建设单位和16家培育单位，建设青蒿素研究中心，建设41个中医药防治传染病重点研究室。
——对外交流合作日益活跃。中医药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在海外广泛传播应用，已传播至196个国家和地区，我国与40余个外国政府、地区主管机构和国际组织签订了专门的中医药合作协议。
中医药工作取得的这些成绩，是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生动缩影。我们由衷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是最可信赖的核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最可靠的主心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我们深切体会到，新时代中医药事业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掌舵领航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最坚定的底气，广大人民群众对健康的新需求新期盼是我们最强大的动力。
加快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推进健康中国”作出战略部署，专门强调“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卫生健康工作的高度重视、对中医药工作的亲切关怀，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继续推进中医药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牢把握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坚持人民至上，着眼人民全生命周期的预防、治疗、康复服务，完善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提升和优化中医药服务的可及性，切实加强公立中医医院党的建设，坚持把公立中医医院特色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全力以赴实现让广大人民群众“方便看中医、放心用中药、看上好中医”。坚持自信自立，站在坚定文化自信、增强民族自信的战略高度，加快中医药传统古籍整理和学术传承，深入挖掘中医药精华精髓，推动中医药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医药成为人民群众促进健康的文化自觉。擦亮中医药这张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名片，助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坚持守正创新，充分发挥中医药独特作用和优势，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不断创新中西医结合工作机制和医疗模式，提升我国医疗服务的水平和竞争力。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对中医药振兴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把握创新在中医药现代化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增强中医药事业的创新驱动力。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当前中医药工作存在的很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的问题，深化中医药综合改革，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巩固优势，抬高工作标杆、自我加压奋进，推进中医药特色发展、内涵发展、转型发展、融合发展。坚持系统观念，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中医药工作必须坚持的大逻辑和大主题，以深入实施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为抓手，进一步推动《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落细落实，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坚持胸怀天下，把中医药事业放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思索谋划，推动中医药深度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和“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国家战略，在中国式现代化中提升中医药贡献度，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全体中医药人将牢记初心使命，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守大医精诚不懈追求，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中医药需求；牢记团结奋斗，始终保持昂扬奋进的精神状态，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久久为功的工作作风，推动中医药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焕发新生机、展现新活力、绽放新光彩；牢记“国之大者”，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弘扬中医药文化，推动海外传播，推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医疗卫生体系，从增强历史自觉中践行初心使命，从汲取历史智慧中守正创新，从掌握历史主动中把握发展规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为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号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贡献中医药人的力量。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2-10-24（1-2）
中医药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在青蒿素问世50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
共同体国际论坛上的致辞
于文明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今天是世界防治疟疾日，今年是青蒿素问世50周年，也是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伟大理念两周年。今天举办以“加强青蒿素抗疟国际发展合作，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主题的论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国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向论坛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长期致力于抗疟事业，以及推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与应用的各位专家学者、社会各界同仁表示崇高的敬意！
青蒿素是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依据中医药古代文献记载，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发明的一项重大科技成果；是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与应用的一次生动实践；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宝贵礼物。这一成果，拯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为中国乃至世界抗击疟疾作出了突出贡献。
今天我们举办这次论坛，是回顾总结青蒿素这一重大成果，进一步推动青蒿素抗疟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举措；也是回顾总结50年来中医药参与防治疟疾、艾滋病、SARS、新冠肺炎等新发突发重大传染病的经验成果与实践应用，进一步推动中医药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举措。特别是2月28日至3月2日，世界卫生组织召开专家会议，对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进行了评估。评估专家认为中国中医药救治新冠肺炎是安全的、有效的。这一评估结果再次证明，中国中医药屡经考验，历久弥新，在新发传染性疾病防治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依然好使管用。
中医药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我们愿以此为纽带，不断加强中医药国际合作，与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各国共同推进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我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包括中医药在内的世界传统医学一定能够更好、更深入地参与全球重大传染病防控，维护各国人民健康，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力量。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2-4-27（2）
构建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的思考
严世芸 国医大师、上海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
胡鸿毅 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市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
今年4月，习近平主席在致青蒿素问世50周年暨助力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国际论坛的贺信中强调，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密切公共卫生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威胁和挑战，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维护各国人民健康作出更大贡献。
加快中医药走向世界的步伐，需要我们更加重视对传统的保护，同时又要在守正的前提下解决好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的重大课题。中医药知识概念的现代表达是其文化与科技传播的重要基础。中医药要走出去，就要用世界人民听得懂、看得懂的方式表达传统中医药所蕴含的科学与文化内核，进入国际医学对话领域，建立既符合中医药自身特色规律又与当代科学发展无隔阂的现代知识和语言体系，对中医药的科学与文化内核进行清晰的概念表达，这必将有利于推动中医药最新成果及时得到知识转化，也是更深入地参与全球卫生健康治理的现实需要。上海在创建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的过程中，理应通过转变理念与制度建设，不断整合中医药传承、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科技创新与中医药国际标准领域的工作成果，率先探索构建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的有效路径。
以鲜活的临床实践视角，看中医药的现代价值和知识体系
中医药的国际化发展首先要靠坚实的临床疗效，以“实力说话”，这也是构建中医药知识体系的实践基础。经过艰苦卓绝的持续奋战，我们打赢了抗疫“大上海保卫战”。这场战役是对武汉保卫战的又一次延续与创新，中医药全程全方位深度参与，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兄弟省市白衣执甲、尽锐出战、同心守“沪”。按照中医药“广泛使用、普遍开展、成熟技术、有所作为”的要求，先后制定33个中医药防控指导意见或技术文件。在本轮疫情老年危重患者疫苗接种率较低的情况下，中医药精准救治、中西医结合互补对于快速降低死亡率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全国率先实现特大型城市中医药防疫干预人群全覆盖。公共卫生学研究表明，服用中药干预方对重点人群感染相对风险减少了60％左右。临床科研与临床救治同步推进，收获了多项高质量临床成果。首次证实了中药与小分子药物各有特点，联合使用治疗高危因素人群，明显缩短转阴天数，减少不良反应，在减少转重率和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价方面有着较好的前景。上海中医药大学团队证明了多个中药分子同样可以和SARS病毒和MERS病毒的棘突蛋白结合，具有广谱的抗冠状病毒棘突蛋白的活性，研究论文被植物医药界的一区杂志《植物药理学》（Phytomedicine）收录发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中华民族几千年都是靠中医药治病救人。特别是经过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非典等重大传染病之后，我们对中医药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我们要发展中医药，注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要加强研究论证，总结中医药防治疫病的理论和诊疗规律，组织科技攻关，既用好现代评价手段，也要充分尊重几千年的经验，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大上海保卫战再次证明，对生命的敬重与发展的需求不断创造了中医药辉煌历史与文化成就，在鲜活的实践中，优秀的文化又不断转化为中医药科学创新的理念和动力。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同用，相互支持，相互创造救治条件，有着很强的文化互补性。中医药的传承创新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件大事。在传承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和建立好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必将有力推动对生命奥秘和“未知领域”重大疾病的探索以及当代医学模式的转变，也将有利于全方位体现中医药当代重要价值和作用。
以历史文化视角，筑牢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本源根基
中医药文化具有兼容并包，自我调适，与时俱进的特点，是一种活的传统。要了解中医文化，一定要正本清源，知晓其形成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背景。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应当根植于中医药历史文化，遵循中医药认知规律，立足于中医药思维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对中医古典医籍精华的深度挖掘与现代转化，从历史文化视角中构建现代中医药知识体系，尊重中医药自身的思维特点和认知规律，以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为依据，深入挖掘中医药的文化特质和哲理思维，厘清脉络层次，实现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迭代”与“自创”。
中医药术语是现代知识学科体系的基础，它是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构建，凝聚和浓缩了中华传统哲学科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以词或短语形式概括和表达中医概念的核心词，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在防治疾病、保健养生的过程中进行探索的总结，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智慧，反映了中华民族在维护健康及探索人与自然、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深度与广度。中医学术历来争论比较多，名词术语的概念源流考释尚待深化。因而要深入挖掘中医药的文化特质，以及“天人合一”“比类取象”的哲理思维，以中医药学术发展史为依据，通过深入分析、总结中医药术语的发生、发展、演进乃至产生异化的规律。通过比较研究，进一步明晰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谱系与知识框架，梳理遴选出中医药基本术语体系结构。要重视中医药语言体系挖掘整理及内涵外延的科学界定，围绕专业性、确定性、可拓展性（组合或延伸）、可描述性、公认性这“五性”，通过对现有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整理、比较和提炼，力求清晰界定中医药基本概念，提出核心术语派生理论，通过中医药术语与西医学等其它现代学科术语体系的比较研究，挖掘中医药术语所蕴含的文化特征，建立起“历史文化与学术内涵相统一”“广泛性与确定性相一致”的技术理论与方法学。
以多学科融合的视角，拓展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边界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突出特点，是在学科不断分化、专业不断细分基础上的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而形成的高度整合化、跨学科化。学科交叉的力度和广度已成为影响创新，特别是源头创新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中医药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融哲学、科技、临床与健康养生文化为一体的多学科特性。作为中医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性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就是一部集医学、哲学、人文、历法、天文、地理、数学、气象、心理、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知识的大成之作。南北朝时的《雷公炮炙论》不仅是医药自身的经验总结，也是魏晋以来炼丹化学工艺技术等渗透发展的结果。从宋代到明代，受宋明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影响，又使中医药学走向学科发展的新高度。
中医药现代知识学科体系应当是融合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的多元学科知识体系，体现立体丰满的发展形态。为此，应首先打通和重构中医药核心学科之间的知识网络，以现有基础文献和科技史学科为“本体”母核，建立贯通基础与临床学科的研究与教学组织模式。中医药院校拥有较为完备的中医药文献源流研究团队，但近年来对于中国传统语言学科的课程建设显得十分滞后，各校的医古文课程教学团队建设水平近年来也缺乏新的亮点，很多院校只能承担一般工具性教学任务。因此，中医药院校要积极主动利用综合大学的学科及教学资源优势进行战略合作，以克服自身单科性院校的缺憾。其次，要打通和构建中医药跨学科之间的知识网络，注重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药学、材料工程、医疗器械等多学科的会聚创新，注重与现代信息技术学科的融合融通，主动对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海量数据支撑。
以国际化视角，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公共知识产品
2013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见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时表示，促进中西医结合及中医药在海外发展，推动更多中国生产的医药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以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标准化组织为主要代表的国际组织是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的重要发布平台，能够将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转化为全球公共知识产品，在世界范围内发挥最大的卫生健康公共效益。世界卫生组织第11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实现了全球范围内中医药病证的规范统计；《WHO中医药术语国际标准》为中医药的标准化和国际化提供了统一的中英对照蓝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的80余项涉及中药产品、中医医疗器械、中医信息术语的中医药ISO国际标准，成为衡量中医药产品和服务质量安全的有效尺度。在中药领域，相关国际标准正为中药产品提供安全与质量背书，为中药颗粒剂、超微粉、人工虫草菌粉等中药现代化剂型进入国际市场提供质量安全保障。在中医医疗设备领域，相关国际标准正运用信息编码技术规范中医诊断术语的信息编码，对中医诊断术语进行计算机可识别的定义、表示与格式规范，实现中医远程诊断与处方数据的交换。在中医药信息领域，相关国际标准正拓展与WHO国际分类家族的联系，构建以传统医学疾病分类为核心的标准体系，促进形成中医药在临床、科研、教育、管理、保险等领域的国际共识。这些成功实践告诉我们，构建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是中医药这一传统学科在现代获得创新发展的历史需要，更是彰显中华文化传承创新的生动案例。
针对中医药特色发挥、协同创新、开放融合等方面存在的瓶颈问题，推动形成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大格局，是国家交给上海的重大任务。全面构建“规划引领、内涵导向、系统评价、多元激励、提升能级”五位一体的中医药高质量发展“制度链”，需要率先推出一批具有标志性、引领性、基础性的改革创新成果。而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建设正是一个集医教研产用为一体的综合性系统工程，不仅是中医药传承发展之“未来之要”，也能为中医药在卫生经济、医保结算、教育科研、优势病种质量控制与评价等具体工作带来“现实之需”。然而，中医药现代知识体系的建构其核心在“人”。最近四部门下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医药人才工作的意见》也指出，要提高人才队伍用现代科学解读中医药学原理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持续推动多学科背景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优化中医药人才队伍的知识结构，将促进中医药知识创新的要求融入各项人才工程之中，使中医药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推动现代医学模式转变过程中得以不断发展。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2-7-18（3）
回归象思维 深化中医理论研究
王永炎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是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根本。重塑回归象思维、创新国学原理之精要，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发展的重要举措，深化医学人学的中医理论研究是再创中医临床优势的先声。中医药界必须认识自己学科的优势，吸纳古今中外先进文明与技术，充实中医学科，寻踪国学原理、汇总各学派精粹，擢升基础理论。
国学哲理对中医药学理论研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象思维回归、原象创生性是中医药学原创思维的优势，基于临床实践，如防治疫病、现代难治性慢病的共识疗效，是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永续动力，也是医学人学的目标。
历代明医留下的医案、医话、诊籍，是一份宝贵的大数据，有待激活发掘，为生命科学、人类健康造福，为中医理论的守正创新赋能。
重始源，立足基础理论研究
任何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诸多要素的渗灌交融。就生命学科而言，从“论”上说，它必涉及古今中外哲学、文化、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多学科；从“史”上论，必须重视始源，崇尚国故，追思前贤，追踪古贤哲的哲学衍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当今中医药学者亦应尊崇中华优秀传统科技文明、儒学、道学、禅宗美育塑造明德正纲良知的人生格局，以振兴国学国医、国术国药，敢担当负责任，承前辈嘱托，望后学续薪火，以格致正事为“任我”，事上炼求事功成，成为中医药发展的传承者与践行者。
中医药学始源于史前期中原黄河流域文化。文化即寓科技文明内涵。文字、能冶炼金属制作工具、建立聚集五千人以上的城池，人们始有宗教信仰等为其始源的例证。中华大地农耕文明在先，以河图洛书、太极图说负阴抱阳中气为和，连山易归藏易，易经易传等是其载体，兼容涵化异族他国之文化。中医元点集著《黄帝内经》是其思想精华的集大成者与光大者，为国医国药理论之肇始，亦为后世临床、临证、诊疗之圭臬，中医基础理论发展之源泉。
以史为鉴，回归象思维，立志守正创新
回首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后，几乎只有诠释“经学”之师而无真正的思想家，原创思维被悬置，少有创新成果或为原因之一。追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玄学大帜及宋明儒道互补理学心学的论争，还有佛学禅宗的本土化，中华传统哲学和社会科学指引着各门学术的发展进步；传承民族的伟大精神，崇仁德、尚和合、顺自然、知常变、净性明性的精华，实为中医理论发展之史鉴。
反观中医药事业在当今时代不断创新发展，疫情灾害频发，医家挺身抗疫救灾第一线，救民于水火，以人为本，生命至上，存疗疫医案，举守正创新之旗，令中医药学瑧于学术发展进步新高峰。
目前，中医理论基础设有教席，已建科研机构，办有专业期刊，属二级学科，已培养出硕博士高层级人才梯队，迎来中医药理论体系良性发展的机遇。
象思维与中国文字语境相关。物象、具象思维与形象、概念思维可以互动，其原象即大象无形、大音无声之象是具有原发创生之象，心理情感心灵之象，是道通为一的“一”整体动转混沌之象，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知行合一之象，体现了廖廓幽玄的宇宙观，“观”是范畴大则识仁，大一无外内含小一，小一无内寓有大一，大—小一中和则礼归于仁。大德曰生则生生不息又厚德载物。中医学以象数易气神一体为原创思维，以疗效为原创优势。
中国哲学间性论阐释医理的关联性
中国哲学以“天人合一”作为世界图景，其间性论有中华科技文明的特征。战国时期历经百家争鸣创立了道、太极、阴阳、有无、中庸等一系列的基本范畴，创发了具有中国特质的间性哲学，亦即指导中医学的哲理基础。
人的健康、疾病等整个生命过程的易变，均以中国哲学间性论为本源展开反思、纯思、向思，旨在深化中医药理论有思想的原创学术研究。五脏间性符合道与术和合规律，呈现当今高概念学理，足知古今哲理正反之间、成败之间、幽玄与显明之间，尚有疏分归纳和合第三象限。气聚成形而气散太虚，太虚为独具创生性的原象思维。中医药学临床是优势，仲师明示“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证治之”，仅仅十二个字立为辨证论治总则，后世医界赞誉“一言而为天下法，匹史能为百事师”，体现了中国哲学间性论之精华。
中医临床与教学科研人员需要感性、理性、悟性的整合，重在悟性，体道在实践阅历经验积淀进而信储存脑海丰富的直觉。勿论顿悟渐悟经验重建都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创新环境的培育。“知犯何逆”理解为气运核心的病机，必须观象议病细察患者，身处自然社会人群复杂系统中及隐喻的人际关系“难为”情感的反应。明理细辨病机与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的形态功能的间性关联。
天人之间的气、理、虚、通、一、和与阴阳、至极、太极、无极是中国古人判断世事在不断地变化的基本预设。易经可称易变之经典，正是一部人类最早研究间性现象，并从中得到的智慧付诸实践的间性论的重要文献。阴阳的符号系统与负阴抱阳中气为和的太极是最有影响的范畴。易以道、阴阳、动静、天地、乾坤、刚柔、正反、进退、显隐、来往等既对立又关联是相生相尅、相反相成的间性整体，混沌由始至终动态演变，它不是形而下的器物，而是形而上之道。中医学理“法于阴阳，和于术数”，以明道正纲提升技艺水平表述间性论的哲理，是中华民族传统科技文明的瑰宝，也是中国哲学为中医药学奠定的理论基础。
把握前沿迎接大数据科学时代
本世纪医学门类纳入生命科学范畴，信息化、智能化的新纪元已开启，中医药学界必须认识自己学科的优势，善于吸纳古今中外先进文明与技术，强化基础理论研究发挥临床优势。
医案大数据得到激活发掘。《中华医藏》的编撰工作初步统计古籍约八千余种，其中各家医案以百千计，再加上近现代中医师们完整系统的病例资料，可汇聚成一份可资发掘研究的大数据。古今医案是非线性大数据，应利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构建能够揭示生命能量与健康疾病多模态、多元化、多指标的数据库。
1999年笔者在“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973基础研究项目提出了整体和谐效应假说，即不同配伍所出现的不同效应源于对抗、补充、调节等多种药理作用的和谐。历经12年，学术团队紧跟多组学网络药理学与化学生物学新技术，深化整体和谐“方剂组学”的验证。目前提出借区块链发展“方证相应”一体化的模块药理学研究，进一步阐释证候与复方间相关联的假说。非线性大数据的激活发掘，多学科、多元化、计算机算法的研发已成为中医药科技工程的重要工作。各类相关生命健康数据库的建构，高性能的计算机程序编组业已为主要的研发工具，协同创新开展中医基础理论研究。
中医药学科迎来“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健康工作方针，中医学人需要文化自觉，净化心灵，提高治学执教能力。尤其是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者要刻苦攻读古贤经典，明晰国学原理，兼学文化哲史美学，开放吸纳中外科技文明进化的成果。树立优良的学风、作风、文风，成为振兴中医药事业中坚骨干。
转载自《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年第28卷第1期
中华文化认识世界的三项原则
刘长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医考虑问题，从根本上说，有三项原则是我们所遵守的，而这三项原则不仅是中医的，而是整个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中医学和西医学完全是两个医学体系。那么为什么产生了两种文化形态，在这两种文化形态基础上又形成了两个医学体系？从认识论和思维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思维和西方人的思维有本质不同。尽管我们和西方人认识的是同一个世界，但是认识的方法不一样，思维方式不同，所以就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也就产生了中医和西医两种医学体系。
认识是一个有选择的过程
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中医学与西医学在形态和取向上为什么如此不同？这就要从人的选择说起。科学方法和认识取向，说到底，是对世界的一种选择。英国近代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主张认识来源于经验，是片面的。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主体的能动作用也不限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表及里，由此及彼，加工制作，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主体的作用首先在选择：选取与自己的知觉能力、主观需要和认识方法（兴趣、偏好）相对应的信息，然后进行输入和加工。世界无限深广、丰富、多样。不是它提供什么，我们认识什么，而是我们选择什么，它就向我们提供什么。认识受选择制导。
用具体的有限的方法只能进入与其对应的世界的某一具体层面或具体领域，而不能进入其他层面或领域。这就决定了西方的科学不可能是唯一的科学，西方的方法不可能是唯一的方法，用西方方法把握的世界（知识、艺术、宗教）不可能是全部世界，只能是世界的一个层面，而世界有很多的层面。
运动形式不同，决定学科分类；认识层面不同，决定科学多元。认识客体的运动形态的不同，即认识领域（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科学学科的分类，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同时还要看到，同一认识领域（对象）具有不同的层面，如同一事物的物质实体构成和自然整体关系，就属于不同的层面。因此，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形成不同的认知方法和不同的知识体系。中医、西医同以人的生命为研究和调控对象，却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套人体模型和诊疗方式，这一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认为对同一领域（对象）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那实际上是否认了事物存在层面的多样性和认识取向的多种可能性。这与世界具有无限性和复杂性的观点相悖，也与认识主体对于信息具有选择性的事实相悖。
综上可见，认识主体多样性的选择，决定了科学与文化的多元。
那么，涵盖中医药学的中华传统文化用的是什么方法，走的是什么道路？进的是哪个层面？与西方文化、西医学不同在哪里？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认识世界的方法，概括起来有三项原则：“天下随时”“道法自然”和“立象尽意”。这三项原则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思想原点是“以时为正”，其关注和认识的层面是事物的现象层面，是发现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
“天下随时”——以时为正
中西文化各有自己的原点，就笔者的观察，时空选择决定文化和科学的走向。发源于古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具有明显的空间特征，属于空间文化；诞生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化则具有突出的时间特征，属于时间文化。空间文化和时间文化是对人类生活影响最大的两类文化，其他种类的文化，则介乎二者之间。
时间和空间是万物的两种最基本的性质。天地万物都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时空统一不可分割，但是时间和空间又相互分别、各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当人们面对世界的时候，不可能时空并重，而必定有所选择，或以空间为本位，从空间的角度看待时间和万物的存在；或以时间为本位，从时间的角度看待空间和万物的存在。这两种态度和做法具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类都是必要的，有益的。之所以有这两种选择，是因为人的思维和感知在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注意中心。因此，在对待外界事物时，或以空间为主，或以时间为主，这两种做法只能分别进行，而不可能体现在同一过程中。
人类文化正是这样被分成了两大源流。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偏向以时间为主，西方文化的主流则偏向以空间为主，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与发展，就形成了中西两种性质不同却优美对称的文化形态。中西文化的不同时空选择，可以用这两种文化主流的全部表现来说明。
西方在哲学上，从古希腊至现代，西方有着重空间轻时间的传统。前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在创建学说时很少讨论时间问题，而花了好多气力争辩有没有虚空。毕达哥拉斯派以“数”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由数产生点、线、面、体，再由体生出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和世界万物。这意味着，万物由空间产生，而空间连接本原。爱利亚派的巴门尼德否认运动和变化的可能，因而指斥时间不属于真实的事物，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只属于人们感觉中的不合逻辑的世界。
西方传统艺术以表现审美对象的空间美为主要目标。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派主张美产生于数的和谐，美由数的一定比例决定。由此西方艺术把与美相关的数规定为某种固定不变的比例，如“黄金分割”。这样的美属于空间美。西方经典绘画和雕塑，则以严格的人体解剖为基础。中华传统艺术，以“气韵生动”为灵魂，力求展现生命韵律之美，即音乐流动之美，主张美产生于刚柔、进退、开合、动静、虚实、往来、消长等阴阳关系有节律的推移。气韵就是生命，流动之美就是时间之美，故中国传统绘画重传神而不重形似，妙在似与非似之间。中国古代建筑采取木土结构，木主生，土主运化，重在屋顶羽翼之美。可见，西方人喜欢的是静态美、形体美，中国人喜欢的是动态美、韵律美。
在科学方面，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被公认为西方科学思想的源头，其公理演绎式的逻辑思维形式一直影响着西方学术的发展。西方最发达的学科是物理学，牛顿力学、电动力学、相对论、量子场论等都主要是研究空间属性。近现代西方科学的最大成就是对物质结构的研究，物质结构系事物的空间本质。现代系统科学虽然将关注的重心转移至时间，但所采用的方法和立场仍然是以空间为本位的，西方的生命科学、进化论、各种史学理论几乎皆如是。西方传统思维对时间的淡漠和疏离，影响巨大而深远。
中华学术从“观象授时”起始，很早就形成了“以时为正”的观念。中华学术的源头是《周易》。王弼：“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是故，卦以存时，爻以示变。”（《周易略例》）《易传》：“天下随时，随时之义大矣哉！”（《随·彖》）“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损·彖》）“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文言》）“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无妄·象》）“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彖》）“变通者，趣时者也。”（《系辞下》）六十四卦所揭示的正是自然与人事的时间历史规律，其核心思想可用“与时偕行”四个字来概括。
中华古代天文学十分发达。中华古人视宇宙为生生不息的大化流行，而不是既成万物的并列杂陈。天是自然界的最高概念和总称，其直接的显现是空间，但中国人对天的感受是“时”，称“天时”，天时带动地利。中国传统农学取得辉煌成就，注重农时是其第一法宝。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故中国人偏重从衍生的角度去理解各类具体事物。孔子：“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孔子继承并发扬了“以时为正”的传统，强调天道、人道因时而变，与时偕行，故曰“君子而时中”。中道与时相统一，“时中”即以时为正。孔子是知行中道的楷模，与时偕行的典范，所以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
《黄帝内经》以阴阳五行为“道”，为根本理论，而阴阳五行的实质是昼夜四时，这使中医学成为真正以时间为本位的医学。《黄帝内经》以时间为本位，把人和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过程，其直白而集中的表述，见《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阴阳的本始表现即昼夜四时，四时阴阳正是天地大系统所显示出来的时间。《黄帝内经》以四时阴阳为人和万物的根本，可见是要从具体的时间过程研究人与万物的死生、沉浮、终始等一切变化规律。更要注意的是，《黄帝内经》把顺从时间所显示出来的规律，如春夏秋冬、黑夜白日等，视为“得道”，这就表明，《黄帝内经》之“道”的实质是时间，是时间的根本特性与规律。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空间的特性是并立和广延。空间可以切割、占有，只能分享，不能共享，而且，只有在切割和分解中，才能显示空间的存在，在空间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差别和排斥，这决定了西方传统的主客关系采取“对立”的形式。
诚然，认识活动必须主体与客体“相对”，但是相对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性质，主客“相对”既可表现为“对立”“控制”，也可表现为“合一”“相融”。西方传统所采取的主客对立只是相对形式中的一种，凸出了相互排斥性，强调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和宰制，这就决定了西方人在认识过程中，主要采取抽象方法、分析方法、公理演绎方法以及限定边界条件的实验等方法，对客体实行预设、定格、抽取和控制。其所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不可避免地要割断对象的整体联系和流动过程，因而必定要透过（宰制）现象，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事物相对稳定的内在联系。
时间的特性是持续和变易。时间一维，不可回逆，不可切割，不可占有，只能共享，不能分享。在时间的范畴内，主体与客体之间显示统一与平等的关系，这决定了中华传统文化贯穿着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主客相融的牢固观念。时间存在的客观基础系事物的变易，没有变易则无时间，但是，光有事物的变易，还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时间，要将时间概念和变易概念做适当区分，万物都在变易，并不意味它们都有时间，时间一定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三个要素，而且唯当将三者统一起来，才成为时间。所以，过去、现在和将来，必须相对于某一认识主体的当下，并被该主体综合成一个整体过程，这时它们才能成立，才能存在，也才有了时间。
时间有其客观依据，即事物的变化，但同时不能离开主体的感受、内省和实践。所以，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的时间本身，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中华传统思维以时间为主，这就决定了中华古人在观察客体时，总会把主体融入，因为没有主体的融入，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时间，既然时间离不开感受，而感受本身正是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因此越是深入感受时间，在时间中观察世界，就越会与客观世界融合。而且，时间一维，朝着一个方向驶去，是不可切割分立的过程整体，因此，以时间为主看待事物，又势必形成和强化主客偕同、万物一体的观念。这就表明，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与以时间为本位的时空选择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
天人合一，主客相融不仅不排除二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分别与相对，而且始终以此为前提。试想，没有二者的分别与相对，如何谈得到他们的相融与合一？其实说“合一”“相融”的同时，就已经将分别与相对包含于其中了。而且，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人能做到与天彻底无分别的合一。道学、佛学修行的目标是与天道、自性和法性相合一，可是无论老庄，还是诸佛菩萨，都始终保存着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名号，这就说明还有分别。重要的是要明确天人合一中所保持的相对于分别与空间思维中的主客对立有本质不同，它是一种以协调统一为主导的相对，一种以尊重对方为前提的分别。而且，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可以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水平，它们都属于主客相对的另一种形式。
因此，天人合一、主客相融并不排除主体对客体有“观”，有“取”——仰观俯察，近取远取。“观”是观察，“取”是选取、比较和归类。从“仰观”“俯观”“近取”“远取”可见，主体显然是把认识对象——天地万物，包括自身置于与自己相对的一边。
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两句话合起来，堪称天人合一之经典表述，这样的主客关系要求认识主体在认识过程中不作预设，不干预、切割、控制客体，完全尊重事物本来的生存状态，然后观察其自然而然的变化，找出其自然变化的法则。中医藏象经络、辨证施治、药性归经理论，其中许多的内容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概括出来的。
道无预设、无执着，并在尊重和不干预已成事物的前提下，生化万物。人法道，顺遂万物之自性，去认识、辅助、赞化万物，这就是“道法自然”。“道法自然”在认识和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就是“顺”“因”“赞”“辅”。老子主张“无为”，即顺其自然，绝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老子说：“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64章）“不敢为”，是指不敢有破坏事物自然整体和自然生化的行为。“辅万物之自然”，是指赞化万物，帮助万物按其天赋之性自为、自治。此即“无为”，即无预设、无干预、无执着之作为。
时间不可逆转，万物的生化只沿着一个方向前进，故依从时间之道，把人和万物看作自行生化、自为自治的主体，《黄帝内经》主张“治”的根本原则是“顺”，即赞化，即辅赞人与万物的自为自治。《黄帝内经》说：“无代化，无违时，必养必和，待其来复。”此语可视为贯穿中医诊治的全过程。
“立象尽意”——观物取象
遵循“法自然”的原则，尊重和不干预认识客体，我们面对的就是现象，顺遂事物的自然变化，来认识事物的运动规律，就不能破坏现象，而且认识所指，就是现象本身，就是要把握事物现象层面的规律。
《易·系辞》说，圣人“观象于天”“立象以尽意”，而《黄帝内经》有“阴阳应象大论”。他们所说的象，就是现象，就是主张观物取象，并以象的形式或意象性概念来概括和表述现象层面的规律。“阴阳应象大论”的篇名和其论述告诉我们，阴阳直接与现象相对应，是对现象本身的概括。阴阳表达的是象，它作为概括，不是抽象的概括，而是不离开象的概括。中医辨证之“证”，正是人身生命自然所呈之“象”。
我们所说的现象，是指事物在自然状态下运动变化的呈现。从内涵上说，现象是事物自然整体功能、信息和所有内外各种关系的表现。从状态上说，现象是一个过程，是事物自然整体联系的错综杂陈，充满变易、随机和偶然。可见，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既然如此，现象就不像西方传统哲学所说的那样，只是其背后“实体”的附属存在，没有任何积极价值。
首先看无机的物质存在。由单个或少量无机物体发生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其所呈现象与承担运动过程的实体之间具有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体”有何种变化，“象”则大体有与之唯一对应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体”，“象”的独立意义不明显。然而大数量无机物体的整体运动，如大气环流、地质变迁、自然灾害、太阳系小行星带的运动分布等，由于参与运动过程的物体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关系复杂，不确定因素无法预测，使得这些运动的现象与实体之间难以找到确定的对应关系，现象层面的独立意义变得明显，不可能单纯以其实体的物理化学性质来说明和测定这一类运动的变化情形。在很大程度上，这类运动的现象要由现象本身来解释，难以由产生现象的实体构成来解释。
再看生命的存在。每一生命个体都是一个复杂的具有多重结构的有机整体。生命个体所呈生命现象与其物质构成——实体组织之间，既存在一些精确的直接对应关系，同时又存在一些不直接对应的关系，如经络现象至今未能找到直接对应的实体组织，而经络对生命体的调控作用却是巨大的。
又如各种非器质性疾病，并不能从生命实体构成得到说明和治疗。还有，精神情志与形体健康的关系，已越来越受到医学家们的重视，精神情志属于生命的现象层面，其状态有着极大的自主性、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形体的决定，但反过来会对形体的健康产生很大的积极或消极影响。
由上可见，经络、非器质性疾病、证候、精神情志等，它们虽然以生命的实体构成为基础，但与实体组织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而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临床实践证明，这一类生命现象以及那些与实体组织有直接对应关系的生命现象，绝不是纯粹被动的附属的存在，不是实体器官消极的外部呈现，它们对于生命过程和生命形体的存在，有着积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辨证（象）施治，采取针灸、汤剂、刮痧、按摩、推拿、调神（气功）等手段能够产生整体疗效的道理。通过人身生命系统的“界面”对疾病进行诊断和治疗，就是在生命个体的现象层面实现对生命的认识和调控。
每一生命个体，都有生命之象和生命之体两个方面。对于生命过程，“象”的层面和“体”的层面，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但是各自起的作用不同。因此，要全面把握这类复杂系统，必须从“象”和“体”两个层面分别进行。
人的心灵系统可谓超复杂超高级系统。现代科学认为，心理现象的物质基础是脑神经系统。大脑作为心灵系统的“体”是生命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与生命机体密不可分，但是心灵系统的“象”，却是对外部信息的提取、加工和感受。人的意识、思维、想象（心理过程），人的情绪、心境（心理状态），有不受限制的独立自主活动的能力和空间。心理之“体”只为心理活动提供了物质“载体”，而基本上不能干预心理活动的对象；心理活动的对象作为心灵系统之“象”，则几乎不受载体的制约和支配。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现象不是消极被动的存在，不是实体的附属物，远非完全由实体决定。实际上，现象是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是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对事物的存在和变化有积极能动的作用。那么，究竟应当如何理解这个“自然整体层面”？即如何理解现象的实质？从根本上看，现象与实体又应是怎样的关系？
现象作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作为具有积极和独立作用的事物整体的组成部分，无疑也有本体意义。比较而言，现象的关系是易变的，不稳定的，因而更多地显示着时间的特性；实体的关系是不易改变的，相对稳定的，因而更多地显示着空间的特性，二者在时空上，各有侧重。中华传统文化以时间为本位，在认识上落脚在现象层面，“观物取象”，以把握现象层面的规律为己任，是顺理成章的。
打开科学的另一扇大门
以空间为本位，到现象背后去寻找本质，这一扇科学的大门已被西方科学打开，但是这不是科学唯一的大门，至少还有另外一扇大门，那就是以时间为本位，探索现象本身的规律，研究世界的自然整体层面。
现象既然是事物在自然状态下的呈现，现象层面也就是事物之彻底开放的，自然生成的，完好无损的整体层面。如果肯定一切存在都有规律，那么就应当承认事物的自然整体层面也受规律支配。否则，世界将分为截然不同的两半，一半有规律，一半无规律。那是不可思议的。
应当肯定，世界是统一的，一切运动形式和存在层面皆有规律。《黄帝内经》和中医药学所揭示的众多规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辨明，就是要将规律和规律的具体形态区分开来，不可只承认一种形态的规律，不承认其他形态的规律。将规律与规律形态分离开来的依据，是世界有无穷多的层面，不同层面有不同的存在形式和不同的特质，因而不同层面的规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现象处于永恒的变动之中，与他物有复杂的相互联系，承载现象的物质实体则是相对简单、静止、稳定的存在。因此，现象层面的规律有其特殊性，不能以现象背后的规律形态为标准。显然，现象背后的规律在形式上会趋于严格、精准、固定，现象本身的规律则相对宽松、灵活、自由，具有较大的容纳区间。但是，不管怎么特殊，所有规律，无论现象背后还是现象本身的规律，都必须具备一切规律的基本特质。这就是联系的重复性、普遍性和必然性。
必须指出，所谓必然性不等于唯一性。必然性可以表现为一个不会超出的严格界定的范围，在这个范围之内，却可以有无限多种的可能性，无限多种的具体呈现。这样理解必然性，规律就可以容纳不确定性，同时又不失规律的基本特质，不失规律的指导作用。
认清了中国和西方两个本质不同的科学传统，也就自然地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古代科学如此发达，西方近代科学却没有诞生在中国。不仅如此，即使到了今天，用成熟了的西方近、现代科学也不能解释中医，不能解释中国科学传统。因为它们认识的出发点和大方向根本不同，不是一条道上跑的车，不是古代与现代的前后关系，而是两个并行的认识源流。
中国人的原创，就在于为打开科学的另一扇大门开辟了道路。我们应当沿着这条道路作出新的贡献。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2-3-28（3）
守疗效之正 创共识之新
——对中医理论传承创新发展研究的思考
杨金生 中国中医科学院
中医药学包含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只有做好对传统中医药学的传承与创新，才能更好地激发中医药的生命力。如何正确地理解“守正”与“创新”的关系，是中医药学发展的关键。对于生命科学来说，不仅要“守传统之正，创时代之新”，更重要的是要“守疗效之正，创共识之新”。如何将当代中医临床中产生的新观点、新经验纳入到中医学理论体系当中，如何让中医学的思想与理念得到医学界、全社会甚至全世界的普遍认同与接受，这正是当代中医学术研究所应承担的时代使命。
疗效是中医理论实践价值的集中反映
疗效是医学科学衡量对疾病治疗效果的核心指标。临床疗效是中医立业之本，是中医的生命力。中医理论充分体现了实用性原则，中医学具有实践优位的学科属性。中医理论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阐述人体生命规律、现象和干预法则的基本理论；二是指导防治疾病有效实践的临床诊疗理论，后者是中医理论实践性的集中反映。
要秉持尊重历史、尊重文化、尊重原创的原则，认真厘清思想、方法和经验，“方知玄里之玄，始达妙中之妙”。这就需要理论研究工作者，将其还原到当时的自然条件、人文背景和经济社会模式等环境中，加以考证、理解、核实和阐释，客观看待古籍中所记载方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临床取得疗效的另一个前提是中医医生理解和运用理论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关键在于医生理解掌握中医理论的范围、程度和临证思辨及决策能力。医生自己需要钻研理论，从而提升其辨证论治的水平。因此，基于现代疾病所形成的诊疗经验和思维方式过程的回顾梳理与凝练评价，是中医理论研究的重要工作。
共识是中医理论传承创新的阶梯
中医理论的共识性需要从两个视角来理解。一是对于中医理论基本范畴来讲，它具有相对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这部分内容主要是中医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阐明了有关生命、健康、疾病及其防治的基本规律、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另一方面，中医理论如何在临床实践中发挥作用，主观决定权在医生个体。尽管在处理具体疾病方面见仁见智，但是其根本指导思想并未超出中医基础理论的范畴。理论的传承需要形成共识的中医理论验证、评价模式。今天的理论研究应更多地关注具体病证，基于临床疗效对临证经验和案例加以发掘与提炼，形成关于每一病证通识性的基本诊疗思路与规范措施。
目前高等院校教材，就同一病证的论述与防治方案不尽相同；中医药指南及不同指南制定手册推荐使用的推荐意见分级标准不尽相同，纳入的中医药循证临床指南与国际指南制定手册要求尚有一定差距；特别是对于现代疾病的中医诊疗理论研究，距离形成规范化的基本理论共识还有很长的路需要摸索前进；同一个病证从不同角度认知所形成的不同流派的经验，虽是中医理论的一大特色，却因不能形成共识而难以成为创新的阶梯。因此，凝聚共识是我们当代中医基础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责任。
文化是中医理论支撑载体和传承根柢
文化主要是文字、语言和风俗、教化，是一个民族对自然、社会、科技等在精神层面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医理论形成的基础。“天人合一”“以时为正”“道法自然”“三因制宜”等中医学思想都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医原创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在中医学范围内的具体运用和发展。不同时代，中医理论的发展特点和基本内涵也是不断演变的，具有时代文化的烙印，应尊重、区分并升华与应用。
中医药文化不仅体现了人文情怀，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古今临床大家多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正是对传统文化精华的领悟，提升了医生诊疗思维水平，增加了临床实践的艺术性。今天从丰富与发展中医理论的视角来研究传统文化，其根本目的还是古为今用。其一是要促进中医自身理论的丰富与表达，其二是要增进医生的人文情怀进而提升临床效果，其三是以先进文化为契机，以文说医，以文传医，把中医理论的根本性质、属性、功能、特征等正确认知传播给世人。
中医理论研究要借鉴现代文明发展成果
中医药发展必须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才能逐步迈向现代化、科学化与全球化。比较西方哲学等人文科学内涵，加深对中医理论原创思维自身特点的清晰认知，找出二者之间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具体差异，明确各自在认知和解释生命规律中的实际价值，运用现代语言准确、客观、科学表达。尤其是中西医理论，在学科性质、理论特点、知识结构、功能价值和意义等方面进行充分比较，尊重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诊疗模式，为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的话语沟通和实践互补形成新理论。
中医理论的传承创新，既要挖掘传统典籍中的古代医家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更要凝练当代文献中著名医家基于共识的循证医学研究。要借鉴现代医学、生命科学等多学科最新进展，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方法，客观、真实分析、判断现代科学技术与中医理论研究融合的可能性，并进行广泛、深刻论证，探索二者在实践层面相互配合的可能途径与方式，进而阐明现代科学技术视角下中医理论认知生命和临床应用的基本原理与机制。
集成中医临床评价优效的新理论
中医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使中医临床面对患者体现出鲜明的个体化特征，而个体化治疗并不符合随机对照试验的标准条件。中医临床实现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优化，主要依靠医生辨证论治的水平。患者的个体化表现就成为医生临床诊疗的第一个变量，医生各自思辨行为以及选取参照物的多样化形成第二个变量。两种变量的权衡，是中医辨证论治最鲜明的特征，即使是面对现代医学不明病因的新发、突发疾病，中医只要“观其脉证”，即可“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给临床“真实视界”的优效评价带来了诸多复杂的考量因素。
因此，在中医理论现代研究工作中，如果依靠中医基本原理、规律和法则，对古文献记载的临床报道的合理性、安全性和优效性的还原研究模式，已不能满足科学的追求。要全面收集、整理、总结与提炼现代疾病防治中的有效经验，发现新现象和新规律，构建新理论，为中医医生提供更多具有参考性、启发性的理论依据，才能提升临床治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规范化科学化推动中医走向世界
中医学规范科学走向世界，必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被世界广为理解和接受的背景之下。当前，多种途径促进着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医疗法的熟悉和接受，通过精湛有效的临床技术，不断向其传输中医文化、理念和知识，继而为接受中医理论创造基础。针灸技术的国际认同与广泛应用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中医理论规范科学的现代表达，能够为中医学国际化传播起到有力的沟通和桥梁作用。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挖掘精华才能传承创新。
传承和弘扬中医理论，要本着科学、客观的态度，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使之与现代临床实践相适应，与当代思想文化和现实价值相融通。正确区分传统古籍与传世经典、个别案例与经验总结、独特见解与普遍共识的差异；正确对待历代认知与现代知识、传统中医与现代医学、传承保护与发展利用的区别。进一步促进中医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提升中医理论的科学性；进一步增进中西医理论的包容与互鉴，提高中医理论的实践性，真正实现守疗效之正、创共识之新，推进中医药现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
摘编自《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22年第28卷第1期
反思近代中医理论转型与思维嬗变
王振国 山东中医药大学
中医药学拥有数千年的实践积累，体系独具，理论独特，成就辉煌，但在当代社会却不能尽情展示自身特色与优势；中医药发展历程中积累了浩如烟海的学术典籍，今天却常常无法摆脱自我辩护的尴尬；近百年来中医药拥有了快速发展的教育规模，却发现存在着学术传承的危机。这与近代百年的思想、科技、文化大变革密不可分，“文化断层”与“思维异化”成为当代中医学术传承困境的基本原因。
文化断层指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以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教育内容与方法发生重大变革，使当代人多已不具备传统文化的基础训练和思维能力；思维异化指中医学在经过近代“科学化”改造之后，主体思维一定程度上与西医趋同。从“医”到“中医”，从“本草”到“中药”，不仅是名词的变化，更是一个文化重塑和思维异化的过程。
中国传统文化对医学的形塑
要厘清中医的理论嬗变及思维转型，首先要明确何为中医本体。中国医学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儒、道、医三者的文化交流，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构架，独特的“生命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中国文化又形塑着中医学的形态。例如，汉末魏晋以来的医学传承，受道家文化影响至著，“道医”是医药学家的重要代表。而唐宋以后，儒学则对医学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渗透与形塑，中医理论得以系统整理、凝练和升华，提高了医学的人文境界。在医学队伍构成方面，“儒医”成为医学传承的主流。
“儒医”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宋会要辑稿》曰：“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这类医者大多具有儒学根底，他们注重对医学经典的研读，其行医作风也多合乎儒家的道德标准，对中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儒者的参与，中医学医乃仁术的本质定位、精气为本的学术基础、以和为贵的学术宗旨得以确立。同时，儒医以区别于一般医家的独特道德理想、思维定式、生活方式、处世风范，使医学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地位提升。
在医籍正典化方面，“儒医参定，置局校书”是当时的一大特色。在宋开宝年间，宋太祖命医工刘翰、道士马志等共同撰集新本草，任命翰林学士卢多逊、李昉以刊定之职，医、道、儒三家合作撰写新药典，成为医儒结合的一个范例。校正医书局校正了我们现在传承的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黄帝内经·素问》《脉经》《针灸甲乙经》《外台秘要》《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嘉祐补注神农本草》《图经本草》等。校正医书局的工作历时10余年，其最大贡献就是使各流派传承的重要医籍实现正典化。
在医学教育方面，宋代进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制度化设计。一是通经之士，兼领医术，即让通经学的儒者来兼管医学；二是分科教导，仿儒学之制，在儒学的模式下，对中医分科教育进行了系统规范；三是试补考察效儒学立法，即按照儒者的待遇考察医者，我们现在熟知的“大夫”“郎中”等称呼都是宋代官制在中医学中的历史遗存。
晚成的医圣张仲景也是儒学影响医学的一个侧影。唐代王焘《外台秘要·卷一·诸论伤寒八家合一十六首》提到的“伤寒八家”涉及华佗、张仲景、王叔和等医家，将张仲景与其他诸家并列而论。但经过宋代校正医书局的校正刊行，《伤寒论》成为政府颁行的经典，正典化的《伤寒论》与儒医化的张仲景“医圣”形象逐渐为世所公认。
总而言之，宋代儒学从人才队伍、医籍整理、教育体制方面深刻影响着中医学的发展，改变了汉末至宋前以搜集经验方为主的学风，使得金元医学呈现理论创新与流派争鸣的繁荣局面，为“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的态势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包括身体观、疾病观、治疗观；形成了以健康为核心，以整体观念、辨证论治为主要特征的形神一体的思维方式；也形成了以疾病谱系变化（包括疫病）的应对为问题导向和驱动力的发展路径。
从博物传统到数理传统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文化碰撞史，一方面是不断学习借鉴西方文化，另一方面是从各个角度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学校与科举、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立宪与革命、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等等，是近代中医学发展的大背景。在这种背景下，中医不断发生理论的嬗变与模式的变革。
桑兵在《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中说：“中国人百年以来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与此前的几乎完全两样，这一天翻地覆的巨变，不过是百年前形成基本框架，并一直运行到现在。今日中国人并非生活在三千年一以贯之的世界之中，而是生活在百年以来的知识和制度大变动所形成的观念世界与行为规范的制约之下。”在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冲击下，中医学对自身理论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整理，并构建了以西医模式为参照的中医学科体系，思维方式从博物传统向数理传统的嬗变，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医药学呈现出与传统中医学不同的面貌。博物传统是以人的尺度研究问题，是平面化、非还原的、网络化的，注重整体特征和整体联系的考察事物的方式；数理传统首先强调数学化，可量化、可计算、可预测、可控制，能够诉诸实验研究方式。近代中医嬗变可由“本草”到“中药”，“医”到“中医”两组概念的演变窥见一二。
从“本草”到“中药”
近代之前的本草学，完整地体现了中国的博物传统。药性理论是典型的源于博物传统的学术体系，“本草”是考察中国博物传统的最佳标本。孔子讲，读《诗》可以“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宋代郑樵认为：“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唯本草一家，人命所系，凡学之者，务在识真，不比他书只求说也。”正因于此，李时珍《本草纲目》在世界上并不被单纯视为一部药学著作，而是一部博物学大典。即如明代王世贞在《本草纲目·序》中所说：“兹其仅以医书觏哉！实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
近现代科学则是建立在数理传统基础之上。“中药”一词代替“本草”是在20世纪中叶以后，深受数理传统的影响。1933年《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对“药物学”内涵与外延的表述可以体现近代科学影响下“本草”到“中药”的转变：“药物一科，即古之本草，其内容宜参照近世药物学通例，分总论、各论二篇。总论，如讨论药物之一般通则或禁忌配合等。其各论中宜仿药质分类法，每述一种药，须别列子目，如异名、产地、形态、性质、功效、成分、用量、禁忌、附录等，以清眉目。”
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以药性为核心，“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到以功效为核心，从药理、药化等角度解析，近代背景下构建起来的中药学与传统本草以“药性”为本体的格局已经大不相同，其体例结构、项目设置、药物分类、内容阐述等均突出表现了“西化”的格局。“据性而用”，药性的体现是整体的、综合的、复杂的。按功效分类，潜移默化地产生一种思维定式，以偏概全，像把麻黄固化为一味解表药，把石膏固化为一味清热药，这就是思维模式的改变导致的弊端。所以《本草崇原》讲：“知其性而用之，则用之有本，神变无方；袭其用而用之，则用之无本，窒碍难通。”
从“医”到“中医”
本草如此，中医理论的嬗变与体系的变革更是如此。理论的嬗变有两个关键环节，一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医学知识成为西方医学知识传入后得以内化的基础和凭借，使得中医出现了“失语”的现象；二是在“科学化”的旗帜下，对中医进行了体系化改造，中医自身的思维训练、意义传递和生成功能弱化乃至逐渐消失。
中医是如何“失语”的？我们知道，西方医学借道于日本而传入中国是一个重要途径，日本人的翻译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对西方医学知识的接受。有学者曾讨论日本的解剖学译著《解体新书》对中国医学典籍中名词术语的利用，特别是张介宾的《类经图翼·身体名目篇》中丰富的解剖学词汇，为日本学者翻译西方解剖学提供了语汇库。通过他们的翻译，这些传统医学词汇和概念被赋予了中西两种诠释，传统概念有了双重内涵，成为新的知识体系。
总之，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使中医学在研究方法和思路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是以西医学为参照，对中医进行整理，希望达成中医内部结构“科学化”、外部形式“现代化”的目标。目前的中医药学科体系，基本上是在近代科学思想与教育模式下对中医药学进行规范与重构的结果，可称为“近代范式”。
近代以来制定中医学术标准、统一病名、编审教材等举措，是社会对中医改革各种期待的一种综合反映。1933年《中央国医馆整理国医药学术标准大纲》分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两大类的基本原则，以及基础学科包括解剖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医学史，应用学科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的构建模式，被高等中医药教育大体沿袭至今。功过是非，尚待评说。
发皇古义、固本开新是中医发展必由之路
文化断层与思维嬗变的问题，不仅涉及思维方式、认知方式，也反过来加重对传统的误读。因为今人已是按照西式分科和西式系统“条理”过的知识进行思考，依据这些新的制度体系规范行为。抛弃了传统的知识系统，用削足适履的方式重构的学术体系，使得中医文化传统内在一致性的知识、价值和思维方式被割裂。这是我们在中医药教学、临床与研究过程中经常会产生困惑的原因之一。
因此，重新认识传统中医学的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认知方法，反思近代中医理论转型与思维嬗变，可以为当代中医药发展提供诸多启示。如果我们缺乏对近代中医研究模式形成及理论嬗变历史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中医特色的现代研究。
中医学本来就是一个开放的、与时俱进的体系。美国哲学家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一书的序言说，“一种哲学传统一旦被改造为我们西方人所熟悉之物，且以与其迥异的西方之真理标准为基础来评价，那么，这种传统肯定只能是西方主题曲的一个低劣变奏。”哲学如此，医学亦如此。中医学必须“我主人随”，用中医理论阐释中医实践，用中医实践升华中医理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医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因此，发皇古义、固本开新是中医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转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2-1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