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燕，1929年2月生，河北乐亭人，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内科肿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通过现代医学方法，研究中医药在临床肿瘤学中的作用，在肿瘤的综合治疗上突出中西医结合，开创了肿瘤治疗“中国模式”，即“祛邪—扶正—强化治疗—扶正”。
他在抗肿瘤药的临床试验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曾获1978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二等奖等荣誉；曾任世界卫生组织癌症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国际抗癌联盟（UICC）教育委员会成员；现任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名誉主席和中国癌症研究基金会副主席，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从“扶正中药”结缘中医
访谈人：外界和业内都公认您是“能够将中医治病的理念融入临床实践的著名西医专家”。请您先分享一下您与中医药是如何结缘的。
孙燕：我生在民族危亡的年代，从小就立志习医报国。那时，我的偶像是一位同学的父亲——齐鲁医学院毕业，在昌黎县行医，为当地百姓看病的米大夫。1947年我如愿以偿地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1年进入协和医学院，1956年博士毕业。
那时，我对中医的认识还很朦胧。我学的是西医，但我是在农村长大的，从小生病就是吃些中药。我相信中医学保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繁衍，总会有存在的道理。
到了1954年，我进入临床实习，那时中央明确提出我国卫生工作的发展原则是预防为主和中西医结合，并且动员西医学习中医，协和医院也有了中医科。1956年毕业后，我在协和医院干部病房工作，与中医医生祝谌予共同为一位患顽固便秘的将军治疗，还受到过表彰。
1959年，我调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开创肿瘤内科治疗专业，当时由于药物匮乏，对中医治疗的需求很迫切。1962年，我开始系统学习中医，除了理论学习外，拜师三代世医姚孝武先生，在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实习。姚孝武先生毫无保留地把平生学问传授给我，离别前姚老师叮嘱的那席话，至今记忆犹新：“一年来，我严格要求你在临床上开经方，在以后的临床实践中，我希望你把握好两点，第一个是传承，第二个是创新。特别是中医在肿瘤治疗中的应用，创新是人类发展进步永恒的主题，我们要让中医药为老百姓的健康造福。”
我还有幸结识了我国著名中医教育家秦伯未，秦老亲自赠送中医典籍给我，调动了我做医生的另一只手，使我在临床实践中能够给患者开中药调理，特别是1966年在河南林县医疗队和1970～1972年在甘肃定西地区医院工作期间，受到广大患者的欢迎。
1970年在甘肃定西，我发现当地盛产黄芪，药农甚至挑着担子在赶集时售卖。1972年我回到北京，此时正值学习细胞免疫的热潮。那时，吴院长向我提出：为什么不用这些现代免疫学指标观察一下中医药的疗效？我就决定从黄芪入手开展对扶正中药的研究，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的效果进行细致的观察和分析。
我们发现，晚期肿瘤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大多有一定的损伤，而服用中药后，患者的疲乏和免疫功能等情况都可以向好的方向转归。“西医祛邪、中医扶正”成为我们治疗肿瘤患者的标准模式。
这项学术研究完成后，获得了第一届国际自然免疫与生物反应调节剂大会奖。我们团队还研制了包括贞芪扶正冲剂、固元颗粒及扶正女贞素，投产后已经在临床广泛应用，并获得了4项专利。其中贞芪扶正胶囊和颗粒已经进入了我国基本药品目录，出口东南亚和欧美国家，造福于更多的患者。
开创肿瘤治疗“中国模式”
访谈人：在您开启扶正中药的研究之后，取得了一些进展和突破，您也被称为“祛邪—扶正—强化治疗—扶正”肿瘤综合治疗模式（也称中国模式）的开创者，扶正人都亲切地称您为“扶正之父”。请您举例为我们介绍一下都有哪些具体实践和进展呢？
孙燕：大家知道，恶性肿瘤是一类很古老的疾病。现有证据表明，从古代埃及的木乃伊中，便发现有患前列腺癌骨转移者。我们目前给这类疾病的定义是，一类身体细胞在多种外因和一定内因长期作用下，所发生的异常过度活跃增殖疾病。
1959年，我国临床肿瘤学界有一个重要的论证：我国学科发展的模式是什么？在金显宅、吴桓兴和李冰三位元老的支持下，结论就是“多学科综合治疗”（简称MDT）。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金显宅和李冰两位是外科专家、吴桓兴是放射治疗专家，但他们看到学科的发展必须以人为本，调动各方面力量，把患者治好，还要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毋庸置疑，MDT的模式为全国乃至全球多数国家所接受。在MDT中，无疑要发挥中医的辨证论治、扶正祛邪的指导思想。在当今肿瘤的临床治疗中，中医所占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几十年过去了，多数人认为，“综合治疗”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影响了我国后来肿瘤医院的学科建设格局，而“祛邪扶正”模式是肿瘤“综合治疗”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融合中西医临床实践所开创的治疗肿瘤的新模式。
由于现代细胞免疫学的发展，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现代医学方法观察研究中医药在临床肿瘤学中的作用。当时没有想到，后来竟成了我一生的事业。
我于1983年8月30日～9月3日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国际免疫学和中医中药会议”，在一定程度上掀起了国际肿瘤学界对中药治疗癌症和相关研究的热潮，美国医学会杂志（JAMA）曾专门发表评述将之誉为“东西方会谈共同调节免疫学的阴阳”。
在肿瘤治疗中，中医及中西医结合治疗是我国的诊疗特色。中医针对人体出现的各种病理生理过程，其特色是长于调理，扶正、纠正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使人体恢复阴阳平衡，最终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和获得远期疗效。所以，我们将中医的“扶正”方法，与西医的“祛邪”方法相结合，便会提高很多常见肿瘤的总体疗效。
“祛邪”和“扶正”如果反复轮替的话，就能取得更好的疗效。扶正中药能够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目前在业内已经得到临床和实验研究证实。在放化疗期间通过中医药调理，患者能够减少不良反应，这是多数临床医生达成的共识。
中西医结合点在于临床高水平的实践和研究
访谈人：您认为在中西医结合方面，曾经有过哪些误区和需要改进的地方？
孙燕：70年前对中西医结合就有争论。那时，压倒的倾向是很多西医未对中医做深入的学习、理解、实践和研究，认为中医是过时、荒诞、不值得研究的，少数研究人员开发研究中药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废医存药，很少有人真正从事中西医结合研究。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有几位中医先驱者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
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党和政府的倡导下，一大批有作为的西医工作者学习中医。中西医有了互相融会的趋向，并取得了一些成果。最大的成绩，我认为是中医进入医院，和西医的不同学科一样成为重要科室之一，中西医得到互相认识、交流乃至结合的机会。不足之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真正的讨论和论证不够，不允许讨论中医的缺点，因而进展不快。
我认为从历史的高度、从中医几千年的发展来看，近年来中医肯定是处于前进的时期，而不是有些人认为的被消灭、取代。但不允许讨论，不自求发展，甚至置西医的存在和成就于不顾，不积极学习现代医学的重大成就，有悖于中医药学的传统，必然会导致前述的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中央提出中西医并举。结合的空间扩大，学术环境更自由，思路也更具体，目前是开展争鸣、论证的好机会。世界医学重新重视自然和传统医学，应当抓住机遇，通过中西医结合对世界医学作出中华民族的新贡献。
对于中西医结合在临床肿瘤学领域的发展，我最大的心愿是在传承创新问题上达成共识。我们的研究曾经遭到一些比较保守的老中医反对，他们提出质问：“张仲景懂得淋巴细胞、免疫功能吗？李时珍从来没学过分子生物学。”在这些人看来，西医和中医原本就是格格不入的。
我认为这和浮躁一样有害。中医药学博大精深，倾毕生精力也学不完。医生的职责是“向患者提供最新最好的服务”，必须与时俱进学习临床医学的每一项进步。中医同行也不能迷恋一百年前只靠望、闻、问、切就能给患者服务的年代。
医学属于科学技术，不同于文学艺术，特别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提高防病治病的观点和技术，才能满足临床的需要。在我从事临床肿瘤学工作的60多年间，无论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一天不学习就会落后。时代的进步使得一个临床医生只靠四诊八纲、辨证论治，不懂现代的影像诊断、细胞病理诊断、化验结果，以及分子生物学检查就很难称职。
许多病通过辨证论治可以药到病除，但是对癌症，就需要艰苦钻研，不断创新。中医药的调理无疑对患者是有益的，但是单靠目前的调理解决不了患者的全部问题，只有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其他方法合理、有计划地综合应用，以及更深入地从分子水平和细胞免疫功能方面调理，才能为攻克癌症和构筑健康中国作出贡献。
古代的经典我们必须学习、深入领会，但是科学技术进展迅速，医学进展也很快，每日都在更新，所以单靠阅读典籍不能解决临床所有问题。我有时开玩笑地说：“张仲景、李时珍这些伟大的先驱前辈，如果今天来参加大查房讨论具体患者的处理，也得先向我们学习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
当前各个医院都有中医科，中医医院也都有西医科室，互相合作、补充，更好地为患者服务。最好的例子是抗击新冠病毒，中医不是代替西医抢救危重患者，而是在配合康复和一般患者的治疗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排斥中医和排斥西医的“老式西医”和“老式中医”都过时了。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互相学习，在不断进步中共同为防治疾病作出贡献。保守，无论中医、西医都是没有出路的。
最大限度地应用现代医学方法阐明中医药作用的原理、机制，通过循证医学进一步证实，再精准地用于疾病的防治，从而对世界医学作出中华民族的贡献，无疑是全球对我国中西医结合的期盼。
访谈人：您如何看待中医和西医？对于两者的结合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孙燕：中西医是两种卫生保健体系，在历史上各自作出过卓越贡献。与西医相比，中医更重视整体认识疾病发生的条件，强调治未病。中医认识到正虚是疾病的重要内因，“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比西医早千年，正虚学说也经现代医学认识和承认。
中医治病重视病理生理的调整。西医比较能融合现代科学成就，认识疾病具体、深入，但和中医相比，较为机械，虽然强调个别对待，但对如何个别对待缺少深入探讨。中西医能不能结合？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结合点在于临床高水平的实践和研究。
我们知道中西医由于体系不同，结合的难度较大。我认为我们需要有4个前提和共识：①最好的结合点是实践而不是理论。②目前大家实际上已经有了几十年的磨合，应当说基础不但有而且较好。③经过长期实践考验的治疗方法总会有别于完全臆想和设想，问题是如何阐明其中的道理或不足。④高水平的临床实践和研究能解决各自的问题，使认识逐渐深入和富有成果。
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启发
访谈人：您是著名的肿瘤专家，那么以肿瘤防治为例，您可否举例说明您和团队做过的研究中是如何紧密结合中西医治疗肿瘤的？可以带来哪些启发？
孙燕：实验研究表明，虚证患者常有免疫功能降低，特别是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的表现，而实证患者免疫功能常不降低或降低不明显。这种虚证与实证的免疫功能变化的差别可能不仅是虚证患者易患肿瘤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肿瘤患者病情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医的治则是从辨证开始的，因此研究中医的证是什么就是不能逾越的问题。我认为中医的证多数是疾病发生的病理基础和疾病发展导致的病理生理异常。例如气虚、阴虚的人容易发生肿瘤，同时肿瘤到了一定时期也会导致气虚和阴虚。而阴虚比阳虚、气虚更为深沉难治，西医治疗如放疗、化疗又均可能导致或加重阴虚。
我们从内分泌、免疫学、细胞因子和抑癌基因入手，对中医证的认识就可能进一步深入。而通过对气虚、阴虚和气阴两虚的中药治疗，可以认识到这些中药对内分泌、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因子及基因的调控。
随着多年的临床实践和在教学研究中的不断学习，我对中医的认识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首先，中医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做斗争的经验积累，其中包括肿瘤、心脏病、冠心病、高血压、感冒等，都离不开中医药。但是这些经验，到了21世纪强调循证医学的时代，需要通过研究达到更精准可靠的证实和诠释。
其次，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中医的科学内容。拿经络来说，“循经感传”现在至少被认为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但是现代的解剖学，哪怕是最时髦的解剖学，也解释不了这个问题。解释不了不等于不存在，这时需要改变的是以往的解释体系，而现代的电生理就有希望阐明经络的存在，“络病学”至少已经是一种学说。
2015年兴起的精准医学也和我们的辨证论治是一脉相通的。只不过古人辨的是寒热虚实，而今天辨的是受体、基因和突变。但是，两者需要兼顾，需要融合。无论多么精准，每位患者的年龄、体质、免疫功能和病期不同，脏器的功能也都各异，医生也不能只看基因谱不看具体患者。因为治疗的是有七情六欲的人，不是机器。
计算机无论如何在可见的未来也不能代替医生。所以，我常常告诫学生，做个好医生不能只会看化验单、X线片和病理结果，更需要查体、望闻问切，深入了解患者的虚实和精神活动。除了左手规范化以外，别忘了右手个体化，需要与患者交流、合作，动员他们自己抗病的积极性。
再次，中医还是种文化。中国人有中国的文化，用西方标准来评价，可能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但是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几亿人、几十亿人用了多少年都很有价值的存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争论已经基本平息，国家出台了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的重大举措。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医作为一种和生活观念非常密切的有价值的保健体系，或者是生活哲学、一个可以提高人们生存质量的知识体系，一定会伴随着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且会大大丰富中国文化的内涵。
在一些特殊时期，不许说中医缺点和提出问题，甚至乱扣政治帽子的做法不但不能使中医繁荣，反而对中医有害。允许百家争鸣会使中医发展和不断创新前进。但是也要注意另一种倾向，“真理说过头了就会成为谬误”。至少在临床肿瘤学领域内，中医还不能代替手术、放疗和化疗。我们主张综合治疗，各自发挥长处，使患者获益。
中西医结合已取得的研究成果
访谈人：医学同仁在中西医结合方面的成绩是怎样的？请您简要为我们做一下分享和介绍。
孙燕：我国中西医结合已经取得一些硕果：在阐明中医证的本质方面，如中国科学院院士沈自尹用中药调控肾上腺皮质功能；吴咸中院士在处理急腹症方面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三氧化二砷本来是一种老药，到了我们这一代的血液病学家发现能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扶正中药能促进患者的细胞免疫功能，已经成为临床医师的共识而且用于临床实践；同样，如果没有近代肿瘤新生血管的知识，人参成分之一Rg3也不可能成为肿瘤新生血管生成抑制剂。
在中西医结合研究的道路上，我们只走了一小步。一个人毕生的精力是很有限的，需要更多的同道，特别是年轻的同道共同努力，才能够取得更大的成果。
访谈人：正虚学说、上工治未病。我们知道您对中医在肿瘤预防方面情有独钟。您作为肿瘤内科专家，面对的患者很多都是进展中患者，而中医药讲究“治未病”，对此您怎么看？您认为应该如何更好地结合以守护人民健康？您本人在生活中是否也在践行中医理念？
孙燕：我对中医正虚学说情有独钟。早在医学院学习的时候就看到西医对感冒的处理特别简单，除了解热以外似乎就是观察，防止发生肺炎已经是很有经验的医生了。而中医则对感冒观察特别细致，首先要区分寒热虚实，风寒、风热、表虚患者的处理都有不同，特别吸引我进一步去学习。
亚健康人群的很多现代医学检查指标可能都在正常范围内，但从中医辨证论治的角度就有些失常。所以要调理，很多人就会找中医。目前国家科技项目——亚健康课题研究，这个领域就凸显出中西医的差异与中医学的实用价值。亚健康是一类状态，至少到目前为止，国内现代医学界对亚健康还是基本处于失声的状态；中医则不然，亚健康状态可以从中医“证”的研究和体质研究中演绎出来，针对个体、时间进行调整，能改变亚健康状态，这是很有价值的。
在临床肿瘤学实践中，现代医学在给患者手术、放射或内科治疗后，基本就是观察。而实际上我们在现代治疗后大部分患者都根据体质进行必要的中医治疗。我们比较早地注意到手术、放射治疗和化学治疗后都会导致患者气虚、血虚，而且会有“伤阴”的作用。术后中医辅助治疗，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加以适当调控，会带来很多裨益，其中包括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生存时间的延长。全过程管理已经成为目前临床肿瘤学的规范。
同样，康复也是中医的强项之一。中医药学重视疾病治疗后的康复，其实也是预防复发的措施。这方面除了药物以外还有锻炼和按摩等。如果加以观察、规范，均可对肿瘤患者有益。
访谈人：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在您从事的临床肿瘤学中已经取得一些中西医结合治疗肿瘤的共识，甚至写入规范。
孙燕：在临床肿瘤学中已经形成一些重要观点：①肿瘤诊疗需要辨病又辨证。②扶正与祛邪兼顾。③治病又治人才能长期控制病情。④分子生物学和现代免疫学是目前中西医治疗肿瘤的归宿，是研究的重点和目标。
医学的进展是全球人民的财富。从这样的高度来看，世界需要中医。构筑健康中国、推进中西医结合是中华民族对世界人民健康作出的特殊贡献。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6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