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运，1952年9月出生于山东省聊城市，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学部委员。现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山东大学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他是我国心血管病领域的著名西医专家，领导了通心络胶囊干预颈动脉斑块的临床试验，带领团队花费20年，采用现代科学认可的研究方法，明确了中药通心络防治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
从国内到国外，我与中医药的四重缘分
访谈人：我们访谈团队在前期整理访谈素材时，印象很深的是《张运院士团队20年研究通心络防治动脉粥样硬化获国际点赞》这篇文章，所以首先请您给读者说说您与中医药、与通心络胶囊的“缘分”？
张运：那我就先说说我和中医药之间的四重缘分吧。第一重缘分，来自工农兵学员时期。那个时代国家特别强调中西医结合，所以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我学习了不少中医药的知识，打下了一点基础。
第二重缘分在于我的夫人。我夫人是中医，而且是我们山东大学齐鲁医院的第一批二级教授，她的课题组也是中医行业中最早发表SCI论文的。我夫人现在是山东省名老中医，所以我们家里人生病，一般都是不吃西药的，全部都吃她开的中药。多年的家庭氛围熏陶，也建立了我和中医药的第二重缘分。
第三重缘分源自我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留学的一段经历。在挪威留学期间有这么一个小故事，那个时候在挪威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是很难的，需要具备以下几个资格：第一是经过学校审查，认为你具备专家资格。第二是必须在北欧以外的国际杂志，至少发表5篇论文。当时通信不便，投稿只能通过信件往来，发表5篇论文，最快也要5年，周期很长。第三是经过非本校专家组成的国际答辩委员会审查，认为符合了博士生毕业申请资格才能同意答辩。答辩过程中，先由评委会出两个讲座题目，要求围绕每个题目进行46分钟±1分钟的讲座，考查学生的教学能力。第四就是要在答辩环节顺利完成国际答辩委员持续3个小时的“轮番轰炸”，并拿到大部分评委“A”的评级。
正是这第三个条件让我和中医再一次亲密接触。按照评委会的规定，讲座的题目会提前10天宣布。当时我正在代表奥斯陆大学参加美国心脏病万人大会，正在我发表学术报告的当天午餐时间，我拿到了这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关于多普勒超声系统，当时我已经在该领域发表了8篇论文，所以对这个题目，我成竹在胸。
但第二个讲座题目让我傻了眼──“缺血心脏病的治疗：西方现代医学和传统中医的比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当时的情况下，我根本找不到相关的中医治疗资料。教授说：“你的夫人是中医，你可以向她请教。”但其实当时我和夫人已经分居了8年，在通信不便的年代，想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弄清这么大的中医命题根本不可能。但毕业讲座是严肃的，有困难只能自己克服。幸好当时在美国，听说美国的国会图书馆资料齐全，我推掉了原定的参观博物馆的行程，去了国会图书馆。馆长是一位华侨，在他的帮助下，我找了整整一车的中医杂志，在图书馆不吃不喝，“狼吞虎咽”中医知识。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如此密集地接触中医，恶补中医理论，梳理中医的学术进展。在后来的讲座中，我将中医“不通则痛，通则不痛”的理论思想和西医导管球囊扩张疗法结合起来，做了一场让外国评委直呼震惊的精彩讲座。这就是令我毕生难忘的和中医的第三重缘分。
第四重缘分，发生在我和我们课题组的科研工作中。在国家提出“中医药现代化”的方针之后，关于中医药的基础科研工作愈发重要。作为我们的研究主线，关于中药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治疗，在当时是缺乏明确的动物体内药效学和作用机制数据的。课题组决定寻找一个对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有明确治疗作用的代表性中药，这个“明确”，指的是疗效一定要在动物体内模型上明明白白地看到，而不是记载在古籍里。一个博士生偶然间找到了一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治疗冠心病和不稳定心绞痛的中药，叫作通心络胶囊。从文献资料上看，这个药的疗效非常好，但却没有任何基础研究的数据。我当时也是抱着“赌一把”的心态，决定开展通心络胶囊的药理研究。初步研究的结果却让我们大吃一惊，药效好得惊人。对照组的兔子斑块破裂率达到60%，而给予通心络治疗的兔子破裂率竟然是0。这个结果好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因为当时样本量较小，只有10只，出于对实验结果的严谨态度，我们并没有立刻发表这篇论文。后来机缘巧合下认识了吴以岭院士，我们开始和以岭药业合作，对通心络胶囊治疗动脉粥样硬化开展了大样本和全方位的药理研究。我们对课题进行了严格精密的设计，增加了组别，将样本量扩大到75只，并且多通路、多靶点地去研究它的作用机制，论证它的药效，这才有了那一篇发表在《美国生理学杂志》上的论文。
文章发表的第二年，全球替代医学和补充医学的领袖、《美国生理学杂志》副主编郎赫斯请我去美国做报告。作为针灸爱好者，郎赫斯在我做完报告之后告诉我，他就是我这篇文章的审稿专家，他让我们返修了6次，我们都经受住了考验。他实验室的老员工私下告诉我，《美国生理学杂志》之前对中医中药方面的论文，一律直接退稿，这是第一次对纯中药敞开大门。
不一定要把中西医两个体系硬捏在一起
访谈人：从中西医心血管疾病诊断和治疗的角度，您认为如何更好地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诊病”相结合，实现中西医疗疾理念的相得益彰，为中国心血管临床和基础研究的发展，拓展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之路？
张运：2016年，我组织并亲自执笔在影响因子接近50分的顶级期刊《自然评论》（Nature Reviews）上撰写了一篇关于中药在心血管疾病中治疗作用的综述。在文章中，我和我夫人对中西医的差别作了一个比较。中西医其中一个差别在于，中医是关注宏观的症状，它并不是看病灶，它看身体，而西医是尽可能地去看病灶，并力求精准再精准。比如说肝癌，病灶在哪一个叶上，它周围的解剖情况怎么样……都是在治病灶；而中医是治全身，甚至中医还可以放着病灶不管，转而去管机体的调节能力。
中西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西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它是一种对抗医学。我们撰写的一篇社论就叫作《传统中医药对对抗医学的挑战》。西医为什么叫对抗医学？它就是通过降血压对抗血压高、通过降体温对抗发烧、病毒来了杀病毒、细菌来了杀细菌、肿瘤来了杀肿瘤……西医总是先把“敌人”找到，然后就开始兵戎相见，“对着干”，而且什么武器锋利、杀伤力大就用什么。中医有所不同，可能“敌人”来了，我并不杀你，友好相处，以和为贵，“说和”“劝降”，不战而屈人之兵，疾病就“投降”了，不一定非得打打杀杀。另外，西医是还原医学，总在力图还原机体的本质。发现了器官不满足，又发现了组织，接着细胞、分子、原子……越细越好。欧美的科学家曾以为基因是医学的终结，花费了巨量的人力物力去测绘人类甚至动物的基因图谱，积攒了海量的数据，绘制了一本基因“天书”，弄清了染色体的奥秘，然而却并没有像预期那般终结了疾病。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中医的哲学理念应该慢慢被西医所接受，并不是越细、越微观就越能解决问题，还是得回到宏观上来。中医在这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中医的宏观哲学思维脱胎于我国几千年复杂的思维演化，尤其是辨证思维，对西医来说，理解起来有困难。
曹雪涛院士曾说过一个关于阴阳的小事，说阴和阳本来就是对立的，怎么就可以一会儿阴一会儿阳，阴里有阳、阳里有阴，阴阳互变……实在看不懂，所以外国人看不懂我们的阴和阳。但现在阴阳学说已经逐渐被西医所接受，“阴阳”也已经进入英语了，成为正式英语单词。
访谈人：您认为，中西医具体可以在哪些方面形成优势互补呢？如何走出一条中西医深度融合的路？
张运：首先我认为倒不一定要把两个体系硬捏在一起，还是应该各自保持相对独立。刚才也提到了，它们“成长”的环境和过程都完全不一样。如果将其比作两个人，那他们在胚胎上的基因都是不一样的，硬捏到一起可能会存在很多问题。在思维方式上，西医要多借鉴中医的辨证思维，而在一些科学技术先进诊疗手段等方面，中医多借鉴西医，把西医的优点和中医的优点都拿过来，总的原则只有一条——对患者有利。我个人觉得，未必一定要把各个体系、各个学派揉在一起，就像物理、数学都有各个学派一样，医学也应该有各个学派，学派多意味着学科的繁荣，学派间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吵架，这样才能推进学科的发展。
另外在学术观点和学术思路上，我提倡要不断有分支，否则没法创新。我在日常的教学、科研、临床中，都充分参考和尊重年轻学生的意见。广于纳言才是发展之道，任何科学问题都是可以争论的，不能武断、闭塞，故步自封。中医也是一样，如今的社会，我们不能抱着《黄帝内经》生硬照搬，一个字都不敢变通。正确的态度是在尊重原本的思维方式和哲学内核的基础上，加上现在新的内容。现在都说中医要守正创新，我认为要尊重古人的智慧，还要加上我们新的内容和思考。
在治疗手段和科技方面，西医的科技含量的确要远远超过中医。比如现在我们为晚期心衰的患者安装人工心脏，这个东西中医是没有的，但确实救了患者的命；对于心肌梗死患者，要把冠状动脉打开，放支架抢救，这种情况用中药是来不及的。但西医的手术治疗并不能把病灶清除干净，而且还会导致一些坏死组织的种植性转移，这些“残渣余孽”西医是消灭不了的，都跑到微循环里去了，把微血管堵住了。这时候中医在西医治疗的基础上，再加上中药，效果特别好。
所以我倒是觉得不能强调一个体系代替另一个体系，或者两个体系硬凑在一起“拉郎配”，而是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这才是今后中国医学的发展道路。
欧美主流杂志渐渐改变观念，不再骂中医了
访谈人：在您留学期间，那个时候的欧洲对中医有没有了解？现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欧洲对中医药的接纳情况有没有改变呢？
张运：留学时发生过很多事情，回忆当年，比较现实的问题是应对外国人对我们的蔑视。因为不了解，所以他们瞧不起我们。他们认为中国的教育是非常落后的，我的大导师问二导师为什么要接受中国留学生？“你赶快把张弄走，他学来学去肯定像以前的土耳其留学生一样留在挪威开餐馆了。”他们认为中国人能做的只是开餐馆，学不了他们高级的技术。我凭借自己艰苦的努力，将第一篇论文做出来了。我的数学知识比较好，而搞流体力学离不开高等数学。我发现了一个方法，能够计算瓣膜血流量，但外国人不相信。尽管结果做得很漂亮，但是他们绝对不相信大家都没解决的问题中国人能解决。所以他们组织专家调查我的材料，从原始资料开始审查，一个患者一个患者地审查，最后证明我的数据和结论完全正确。经过审查没有问题就投出去，投到当时欧洲最好的《英国心脏学杂志》。1个月后接到杂志社回信，结果令人吃惊，他们说乐意接受这篇文章而且不需要修改，这是导师根本想象不到的结果。因为在这样高水平的杂志，不需修改就接受的例子，奥斯陆国家医院只在10年前发生过一次，所以导师们觉得非常惊讶。
那时候他们对中医还只是道听途说，完全不了解，比如我在毕业报告上讲了中医的“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他们都不相信这来自几千年前中国的古人之口。我当时对他们解释道：“你们没有听错，虽然这个‘痛’并不完全对应心血管领域的导管痛，它是指的一种药物治疗的基础上的疼痛，但的确几千年前就提出了这个理论。”他们当时觉得非常惊讶。
在整个欧美范围来说，相比之下，我觉得美国对中医药的了解程度和接纳度更好一点。因为欧洲中国人少、华侨少，而美国有很多华侨和中国的留学人员，群众基础好，那里开中医馆的也很多。所以尽管中医药入不了美国社会主流医学体系，但是确实存在有很多美国患者吃西药治不好，没办法就跑去中医馆吃中药、拔罐、针灸的现象，因为确实效果很好。
那时候整个欧美科学期刊上的论文舆论阵地都是对中医的负面评价，这就导致学术界搜集文献做分析的时候发现全是骂中医的，整理文献做综述的结论也只能是骂中医的，这自然而然就给大家形成了中医不好的印象。要怎么办呢？只有像我们和现在一批批中医药人拿出科研和临床的强有力证据，才能扭转这样的偏见。所以在我成为欧美主流杂志的编委之后，我致力于让杂志接纳中医药的论文。而且现在我们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也都是懂西医的，改革开放以后培养的研究生都会做科研，逐步做出越来越多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医确实有疗效。渐渐地欧美主流杂志也改变了观念，不再“骂”中医了。
访谈人：在您看来，推动中医药走出国门、真正实现国际化，具体应该做哪些工作？有什么需要改进和加强的地方呢？
张运：中医药走向国际化，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首先我们要整理好自己的队伍，要多和国际交流，提高自己的科研水平，否则我们这些好东西只能被藏在家里，国际社也不会承认。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中医”不仅仅是中国医学，将来要变成“世界医学”，我们中国要能发展出一个现代第二医学，甚至不仅仅是医学，还要发展出现代医学哲学！所以我们不能老是说中医“住在中国”，这样它没法“长大”，也没法获得全球的助力。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而不是哪个民族的，不能始终躲在民族这扇门后。当然，走向国际化不代表把老一套都扔了，八纲辨证、脏腑辨证、阴阳学说等，这些中医理论是很宝贵的，我们只需要在原本朴素的语言中充之以现代化的内容就可以了。
另外中医药要真正占领国际市场，现阶段必须按照西方的法则来证明它的疗效。当然我们也在做努力，尽量改变国外单一的评价模式。我在做杂志编委的时候，就时常跟外国人说，先别着急，不用急于让我们把这“黑匣子”讲清楚，因为太复杂了，可能几代人都讲不清楚。我们先看疗效，看有没有不良反应，看这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它的有益作用大还是有害作用大。如果它是个好东西，那我们先拿来治病，道理慢慢讲，让患者先获益。
西医对中医知识的学习要加强
访谈人：张院士，说到传承，就不能不提到人才培养。您之前说过，要关爱年轻人，尤其是博士毕业后的3年，是人才培养最重要的阶段。那您对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有没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呢？
张运：关于人才培养，我觉得要加强中医药的研究型人才队伍建设。
第一是要因材施教，加强研究生教育，但不能搞“一刀切”。现在无论中医西医，本科院校毕业以后，大部分毕业生还是要成为一线医生，到一线为老百姓服务。但由于现在的招聘制度等限制，研究生似乎成了医学生的一个硬指标，大量的本科毕业生一窝蜂地涌入科研，这种现象实际上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未必有好处。科研工作是有特殊性的，还是应该由真正具有科研思维、适合这一行的人去做。中医也同样，想要产生创新性的成果，就要在研究生培养上下功夫，培养出“高精尖”型的人才。
二是重视博士后教育。从培养体系来说，“博士生培养”还是一个学习的过程，而真正独立搞科研的应该是博士后。为什么我们的博士后出成果慢？我认为这和我国博士后待遇提不上去有很大关系。所以我说过一句话：“博士毕业后3年是人生最危险的时刻。”有些人觉得我危言耸听，但其实不然。我认为，在这几年内培养一个好的博士后或者年轻的科研人才，比评出一个长江学者都重要。科研最好的年龄在30～35岁，这几年是最好的创新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本应用于科学研究的最旺盛的精力一下子转移到家庭、生活和工作，而且是不堪重负的状态，人生中最美好、最辉煌的创新阶段就很快消失了，自己的科研兴趣随之磨灭。几年一晃就过去了，而思维的火花再也回不来。
另外就是西医对中医知识的学习也要加强。很多西医院校虽然在大学期间也会开设少量中医药课程，但水平仅仅达到了“扫盲”的层次，只能了解一个概貌。其实上大学时可能不了解，但参加工作实践以后才知道中医药的知识非常重要。所以山东省济南市已经开设了网上的“西学中”课程，大家可以自愿报名学习。另外“西学中”不光是要学中医的基础理论，还应该学习中医、中西医结合好的科研案例，这对于启发研究思路可能有好处。
访谈人：张院士，除了中医药的临床诊疗价值之外，中医的文化属性和价值也一直被大众津津乐道。您作为一位热爱哲学和传统文化的西医工作者，您是怎么看待中医药的传统文化价值呢？
张运：中医药是从传统文化里脱胎而出，所以它是医学，也是文化。中医里贯穿了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譬如阴阳五行、相生相克，这些都不单是中医概念，而是我们的传统哲学思想。所以我觉得要真正了解中医，就一定要好好学习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这部分其实我们做得都还不够，存在近代史学得多、古代史学得少的情况。对于文化乃至哲学，除了相关院系，其他院系很少有开设普及课程的。这样其实不对，等到参加工作了，发现哲学和文化的重要性了，再回过头来学习，往往受制于现实工作的繁忙和压力，难以学深学透，对于中医理论中蕴含的古人的辨证思维只能流于皮毛，难以深入骨髓。
当然，中医药文化想要传播，也要适应现代社会的特点，要多组织整理中医古文翻译，摆脱古文的晦涩，以科普的形式多去普及，要让人人都看得懂，甚至孩子都能看得懂。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中医药的文化魅力，而不是只知道中医能治病。只知道通心络能治动脉粥样硬化，而不知道通心络背后的脉络学说，这是很可惜的。
上面是对于群众层面的要求。对待中医药从业者，我认为对其古代文化和历史的要求要更高，古文功底一定得好。我曾经去拜会《周易》研究的领军人物刘大钧先生，老先生晚年致力于让现代白话文也能重现古文的精致和简洁。他经常抄写一篇宋朝的短文，用现代汉语重新描述后，再努力压缩至宋朝相同的篇幅。这种对于古文和现代文融会贯通的能力，中医从业者也要能达到。好好学习古文，做到对中医古典医籍信手拈来。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