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杨春波,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福建省第二人民医院)名誉院长、原院长、脾胃病科学术带头人。福建仙游人,第三届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世医第五代传人。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福建省名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首届会长、名誉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顾问,福建省中医药学会顾问,福建省中医药学会脾胃分会、传承研究分会名誉主任委员。系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中华中医药学会首届中医药传承特别贡献奖、“中国好医生”月度人物等奖项。系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政协第六届常委,福建省A类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万里云天万里路,《说文解字》曰:“路,道也,从足从各。”我出生于中医世家,是第五代传人,少年即步杏林,已走过七十多个春秋。从低渐高、由岖到坦,用心血筑就了我的岐黄之路。
世传熏陶 先药后医
1934年正月初四,我生于千年古镇枫亭(现隶属于福建省莆田市)的杨氏世医家中。祖父杨万青,为人诚善,医术精湛,驰名远近,他因治愈莆田官吏母亲的顽疾,而获赠“医同良相”大横匾。祖母解释:“相理国,医治病,道不同,理相通。”她的话深植在我幼小的心田。
杨春波(左)在为患者诊治。
父辈有4人为医,两人务药,在四壁皆医药的家中,耳濡目染,使我萌动从医之想,时或问祖母一二,可能因此,9岁读高小起的寒暑假,被要求背诵《药性赋》《脉诀》和《医学三字经》,鸡鸣即起,朗朗而读,邻居称是小和尚念经。小学毕业后,假期转随父亲(曾获评特级中药师)学识药、配剂、加工、炮制等中药技术。
由于我的好学,加上那谋生的年代,祖母与父亲商定,让我初中一年级后(14岁)辍学,去跟四叔杨加端(曾任枫亭医院院长、福建省中医药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学医。四叔是上辈人中年龄最小的,他资质聪慧、思维敏捷、善于钻研、广纳诸家,又尽得真传,故医名显扬、门诊若市。昔也染上好玩牌的恶习,常通宵达旦,又疲于应诊。在命我读《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医宗金鉴》的“伤寒”“杂病心法要诀”后,就很少再教授,我基本是靠字典助学;临诊除舌、脉外,证治多不尽言,提问时方作简解,至试诊时也只有点说,迫我只好勤记、多思。三年后,让我助诊,遇难询问尚能释疑述理。随后,我还参加承淡安针灸函授班,又留心学习民间诊治经验和草药。正是起步辛艰,主靠自学。
践读兼行 进修提高
跟师5年后,19岁的我在父亲新有恒药店坐堂,同店应诊的还有堂叔,他虽名望不高却资格老,我只能边配剂、边候诊机,在配剂中注意学习别人的经验。但由于是名医四叔的第一门人,再加父亲的推荐,从亲戚、朋友开始,后及夜诊、远诊,再加自己的认真侍诊,逐步打开了局面,来诊者渐多。
初出茅庐,常须依病翻书。记得首次夜出诊,63岁女性,头痛剧、口苦渴、大便不通、舌苔黄干、脉弦数。辨为风热头痛,而宜用何方?想起《医宗金鉴·杂病心法要诀》的芎芷石膏汤,是否对证?回家查书,即予该方加大黄,配2剂。翌日来告,药后大便得通,头痛即除;也是夜间,46岁男性胃痛来诊,取双足三里、中脘穴施针未效,阅针灸书,有阿是穴之法,即在胃相对后背部找到痛点,针下痛解;还有我姐夫患腿部流注病,屡医未效,我翻阅了许多医书,采用内服、外敷、针灸结合治疗内消而愈。边实践、边读书,这就是我独立应诊之初的景象,然桴鼓之效,给我极大信心。
1955年,我被县里选去晋江专区中医进修班学习,任副班长。7个月中,被传授了《伤寒论》《温热经纬》《中药讲义》《针灸学》《生理解剖学》《细菌学》《内科学》《急性传染病学》8门课程,结业考试获第2名。回来后,任职于枫亭联合诊所。1957年,我考进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系统学习了《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等15门业务课,还学习了《唯物辩证法》《实践论》《矛盾论》等哲学名著。该校第四期学员共140人,分甲、乙两班,我在甲班。学校设有学生会,我任秘书。该校是当时福建中医最高的进修学府,省属的中医单位都从这里选收人员,我当然不能懈怠,毕业考获全校之冠。两次进修,尤其是在福建省中医进修学校的经历,使我的中医理论水平显著提高,临诊更有体会、理解加深,更是在诊疗思维上,有了唯物辩证法的武装,证治愈明晰,这使我在中医路上有了大升华、大推动。
圆梦登所 心立三志
由于学习成绩优异,1958年,24岁的我与另一位同学,来到福建省中医研究所报到,这是梦的实现,更是我中医路上的关键转折。我既兴奋也惶恐,心中暗立三志,即通过虚心学习、努力工作,成为精医疗、善科研、能教学的优秀中医人才。
我先在图书馆工作,不仅可以饱览群书,而且还摘抄了数千张卡片。一年后,被安排在学术秘书室,它是代所长管理、协调学术研究的部门,含该所的科研计划、总结和学术活动等,还负责特约研究员、全省名老中医、民间诊疗经验等的联络和搜集、整理,下有图书馆和情报资料室。我两年后被任命为该室的秘书主持工作,同时还要参与科研和临床。参加了万年青醋酸液防治白喉、主持了鹧鸪菜驱蛔虫等研究;跟名老中医李建颐临床,总结他治疗癌肿病等经验;随温病学家吴云山,治“乙脑”、论温病、疗杂症等。其间,为了提高文化水平,我去了省直机关业余大学中文系进行学习。
1964年,趁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检查中医工作的机会,福建组了8人代表团(我任秘书),随副部长一行往上海、南京参观中医药科研成就,使我大开了眼界,备受鼓舞。领导、专家的直接指导,使我能较快地成长。此间6年中,我撰写了11篇文章,分别在《中医杂志》《健康报》《哈尔滨中医》《福建中医药》等发表;处女作《几种中医简易诊断法》,也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可谓之中医路上始登峰,山花绽放,前途似锦。
下放山区 广泛临床
1969年12月,我携妻子下放到闽东北山里的松溪县茶平公社高洋大队,腊月寒风颇刺骨。参加田野、山间劳动3个月后,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务医、培养赤脚医生,成为全科医生。
当时松溪与政和两县合并称松政县。在大队工作一年后,我被借调去松政县第二医院;又过一年,我被转借到松政县第一医院,这里也有省属医院下放的医师。在两家县医院工作期间,我采取中西医结合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明显提高了疗效,将死亡率从20%降到2.2%,且消除恢复期症状,无后遗症出现,尤其是对呼吸衰竭、心力衰竭等危重症,展示了针刺、中药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当地影响极大。我还总结了45例治疗经验,在全省“乙脑”会议上获得好评。
3年多的山区农村医疗生涯,我广泛接触了各种病症,采用中医多种诊治技术,极大丰富了临证经验。1973年,我被调回到福建省中医研究所。39岁的我,被定为主治中医师,任中医治疗乙型脑炎课题组组长。被选为中华中医药学会福建分会第一届常务理事。由于“乙脑”与中医温病密切相关,所以对“乙脑”的治疗必须与温病学同研。在广泛搜集全国中医药治疗“乙脑”经验的基础上,我带课题组成员赴沈阳、武汉等地的传染病医院取经,并结合福建医院和自己的经验,撰写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的中医药治疗》综述性文章,全文计3万多字,在《福建医药卫生》刊登;我还撰写了与之相关的《高热、昏厥的辨证和治疗》,对提高全省中医药治疗“乙脑”的水平发挥了作用。这12年,从城市到农村,由农村回城市,使我临床经验更丰富、受益更广泛,且朝着专题研究的方向走去。
温病脾胃 重点探研
1982年福建省中医研究所复办,改称福建省中医药研究所,我先后任临床二室主任、副所长,评为副研究员。我还兼任福建省政协第六届常委,被聘为《中医杂志》特约编辑、《福建中医药》编委,福建省青年中医学术研究会顾问;被选为福建省中西医结合研究会、省中医内科委员会等5个学术团体的委员、常委和副主委等。
我建议福建省政府召开了中医工作会议,参与省“七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规划的编写和科研成果评审等,获“从事中医药工作三十年”荣誉证书。因承担《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内科学》温病总条目编写任务,以及福州中医班教学的需要,我认真探研温病各种著作和相关文献,完成了风温等7个分条目、《新编温病学》的撰写。结合临床,对温病提出了新的分类,总结了温病壮热和暑温高热的证治经验等。
因“乙脑”发病已少,我们结束了与福州市传染病医院的合作,转与福建省立医院消化科合作,进行慢性萎缩性胃炎的中医研究,同时在该院中医科门诊出诊。胃炎属中医脾胃病,我以它为突破口,进而主探“脾胃”的临床意义及其现代病理学基础和相关病、证的治疗,从此踏上研究“脾胃”之途。对于萎缩性胃炎的研究,我总结了“证”的探讨和近、远期疗效;首先提出萎缩性胃炎中医可称“胃痞”,病变中心在“脾胃”,以及“益肾”的治疗作用等,共撰写了29篇文章,分别发表于《中医杂志》《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华消化杂志》等6种刊物,获福建省科技进步奖2项、福建省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3项。
为了提高中医治疗萎缩性胃炎的水平,《中医杂志》编辑部在我的建议下于青岛成功召开了首次全国中医药治疗萎缩性胃炎专家座谈会。进而从文献、理论入手,组织了“脾主运化、肌肉,气血之乡”及“脾胃湿热”等7个专题讨论;综述了《中医脾胃理论的临床应用及其本质的探讨》《当代著名老中医对脾胃学说的贡献》《保养脾胃,防病益寿》等8篇文章。随后开展“脾胃湿热理论及其相关疾病”的研究,总结了“脾胃湿热”理论的发展与形成、临床意义、症候的调查、现代科学的揭示、辨别的标准,以及临床应用、治疗等内容。“脾胃湿热”的研究,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领衔撰写了《福建省中医脾胃学科发展报告》。相关“脾胃”文章,分别被收载于《脾胃学说与临床》《急症胃痛症治》《现代中医消化病学》等书,刊登于《中国中西医结合脾胃杂志》等。
遐龄反思 中医发展
1991年我奉调到福建中医学院附属第二人民医院(57岁)任副院长、院长、名誉院长,国家、省中医脾胃重点专科学术带头人,兼省中医药研究院副院长、临床所所长。并被评为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主任医师。我牵头创建的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脾胃病科(现脾胃肝胆科),如今已发展成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重点专科、国家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福建省卫生健康委中医重点专科、福建省中医脾胃临床医学中心。2000年66岁退休,返聘至今。被选为第八、九届全国人大代表,福建省名中医、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后又被聘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学术组织方面,被选为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消化病专业委员会首届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脾胃病分会及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顾问。
杨春波(二排左九)与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人民医院脾胃病科全体员工合影。
为了振兴中医事业,我在任全国人大代表期间,提出“增加对传统医药的投入”“加强中医中药工作”“在医疗改革中要注意对中医医疗机构的扶持”等议案。并向福建省领导提交了“成立福建省中医药管理局”“建立中医药重点学科”“增拨中医经费”“成立福建省中医药专家委员会”等建议,多得到采纳。
进入21世纪,对中医学术的现状,我进行深思并写了《关于发展中医学术问题》《中医学向何处去?》等文章。其中主要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写作的文章《沿着中医学术的自身规律发展》《依据中医学术特点,努力开展临床研究》中已有表述。时任卫生部副部长佘靖在厦门召开的“发挥中医药特点和优势座谈会”上,谈了“抓中医学术临床基地建设”“中医学术既要继承发扬,更要推进发展,思想方法应多样”“重视中药的毒性试验”等6点意见;时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来院考察时,我与其交谈中提出“通过中医药学会系统组织中医证的人群和临床调查”“以中国中医科学院为首,联合各省市中医药研究单位,有计划地进行中药的安全试验”两点建议;科技部在广州邀7位名老中医座谈“中医药科研问题”时,我提出“必须依据中医学术,开展中医药科学研究,重点在临床”“建立符合中医学术的疗效和评价标准”“在全国范围组织中医的体质、证的症状和病的证型的流行病学调查”3点认识,均得到认可和肯定。创办了“八闽岐黄论坛”,与同仁们共同讨论中医学术的发展,受到有关领导的重视和中医界好评。
由于“证”是中医学术特点和优势在临床的主要体现,因此“证”的研究成为发展中医学的关键之一。除对慢性胃炎的证和脾胃气虚、湿热证作了探讨外,我还写了《中医“证”研究的思考》等文章。以上的思想,主旨是继承、实践、求实、创新。继承是本、实践方知、求实显真、创新发展,就是朝中医药现代化方向,经防治实践、用科学方法(传统和现代)探新的认识,去推进发展。为人类现在的健康、疾病问题,中医学也需作新的探索,才能有中医的认识及其防治方法,这叫与时俱进。可喜的是,中医临床已出现宏观与微观、整体与局部、功能与形态、机体与环境四结合的诊疗思维,从而可选择依证、症、因、理等方面治之,实践证明这种新的中医诊疗模式能明显提高疗效,这就是创新。
2014年以后,我带领团队组建国家级、省级学会的分会5个,创办了“福建岐黄论坛”。2015年,当耄耋之岁,我提出“60岁是中医医师的黄金时期,应该把他们组织起来,研究传承方法、总结临证经验、讨论中医药学术问题,以利后人传承”,于是牵头号召同道们,经过繁杂的筹备工作,于2016年年底在福州成立了福建省中医药学会传承研究分会。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通过学术活动推动名老中医经验的梳理总结,同时组织年轻学生对福建省历代名中医的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进行总结编撰,目前已经整理出版了《福建省名中医学术经验集萃》《福建现代中医医案医话》两本著作。关于第二届福建省名中医的两本著作正在编写中,而对第三批福建省名中医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的编辑工作也已提上日程。
2017年,我有幸获评第三届“国医大师”荣誉称号,2018年荣获“全国中医药杰出贡献奖”,又在2020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届学部委员,由此更感使命在肩。对于中医药学的传承,我始终告诫弟子们要“积极传承、努力实践、科学创新”。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弟子们创建了国医大师杨春波传承工作室,开展了大量学术活动,成功连续举办了多届“春波讲堂”,他们也系统整理了我的学术思想与临证经验,出版了《杨春波教授论医集》《杨春波教授脾胃病十讲》《现代中医消化病学》《脾胃学说与临床》等书籍。
今是甲辰龙年,我已鲐背之岁,回首望去,一路留下无数认真、勤奋、求实、探新的足迹。我对中医药学有较深的理解和体会,主要是在后30年,也就是六甲前后方精悟。基本经验是:读经典,写综述,勤实践,多探研,常交流。路未尽,体尚康,需续建,再前行。做到不忘党恩、牢记使命、传承创新、发展中医。我坚信,在党和政府中医药政策光辉照耀下,中医药学必将更加发扬光大,将为人类的健康、医学科学的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