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是解决医学难题的不二法门。任何一种疾病，除共性外，都有其特殊性，甚至有六经所包含不了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面对现代新发和复杂的疾病，经方必须活用，才能显示出经方恒久的魅力。
•一病有一病之“六经”。对现代疾病，一个病一个病地总结其规律，按其规律和发展阶段，恰当地选择和应用经方，就是对经方最大的活用。
•方证相应，应在病机上。根据证的核心病机使用经方，以应对现代疾病，是谓经方新用。且勿以伤寒外感之条文，套用内伤之杂病。
治病是实战。目的只有一个：治好病。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切忌刻舟求剑、按图索骥、理论脱离实际。疑难病尤其如此，经常会不按套路出牌。笔者的导师、国医大师周仲瑛曾对我说：科学不分国界，医学何分中西！笔者最欣赏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搞空头理论，不搞花拳绣腿。
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实事求是，是解决医学难题的不二法门。中医的多维辨证体系，是经历了痛苦的失败和医学的不断进步才不断发展完善的。任何一种疾病，除共性外，都有其特殊性，甚至有六经所包含不了的发生发展演变过程。面对现代新发和复杂的疾病，经方必须活用，才能显示出经方恒久的魅力。
创新，是突破常规的卓越。如果说“千病一药，千药一量”是群体化治疗，那么，针对患者，实事求是、知行合一制定的个体化治疗方案，就是治疗的艺术。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感谢吴又可、杨栗山、吴宣崇等瘟疫大家？为什么要特别感谢叶桂、吴瑭、薛雪、王士雄等温病大家？是因为他们突破传统、与时俱进、知行合一，解决了临床难题，推动了中医学术的发展。
经方活用
《伤寒论》之“伤寒”本义
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汉长沙太守南阳张机仲景述，桂林罗哲初手抄，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民间手抄本。从它的十六卷排序，可以清晰地看到伤寒与杂病的关系，伤寒与温病、暑病、热病、湿病、伤燥病、伤风病、寒病的关系。对“伤寒是外感病总称”的广义伤寒说，是一个强烈的质疑。桂林古本《伤寒杂病论》卷第三，不但有伤寒例，还有杂病例。仲景以非常清晰的思路，讲述了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的基本方法。
杨麦青先生，是笔者敬重的老前辈，是西医学习中医而能真正登堂入室的中医学家。他接触了除霍乱以外，几乎所有的传染病，提出了《关于伤寒论传经和六经的假说》。他以一生之体会，指出：“不懂传染病，不足以言伤寒。”
《伤寒论》有两大谜团。其一是：伤寒到底是什么病？其二是：《伤寒论》的剂量到底是多大？伤寒本病应当属于一种传染病，而在其发病过程中又与许多传染病及内科杂病发病特征相类似。如《伤寒论》序中所言“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就是说，10年之内，家族200多口，死亡了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而死的，占七成。也就是说，和伤寒同时的还有死于其他疾病的，占三成。
笔者早年读《素问·热论》，对一日一经不理解，以为是说说而已。但当笔者看到流行性出血热的重症患者，发热、休克、少尿三期重叠，其发展之快，死亡之速，就信了。当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那么强大的西医对症处理，死亡率还在10%以上。要是仲景时代，可想而知。刚发病时，患者发热、恶寒、头痛、身痛、腰痛、骨节疼痛，三痛、三红，一派太阳经证。一两日后，就是一派大热：大热、大渴、大汗、脉洪大而数，一派阳明经证。如果毒血症明显，大便燥结，腹胀如鼓，就是阳明腑证，用承气类方，服一剂药，大便若能通，尚可活。大便若通不下来的，最后都是中毒性肠麻痹，毒血症而死。如果是早期休克，见四肢凉冷，但胸腹灼热，热深厥深也。如果休克发展，胸腹一凉，血压多半很低，甚至测不出来。早期用四逆散，后期用四逆汤类方。而最典型的是膀胱蓄血，有的肾病综合征出血热患者，膀胱蓄血非常常见，肾功能第二天就能迅速恶化。小便被膀胱出血的血块堵住了，水钠潴留，心衰、呼衰、脑衰、胃肠道衰竭，接踵而至，而一旦用桃核承气汤，血块一出，小便如注，各脏器衰竭迅速缓解。而老年高热不退，舌卷萎缩，全身又高度水肿，就是典型的猪苓汤证。
太阳篇为什么占那么大的篇幅？就是发病的前几日，太复杂了！病情变化太快，几日就能死人！泻心汤类方证、栀子豉汤类方证、百合汤类方证等等，都可见到。至于到疾病后期或恢复期，则多见太阴、少阴、厥阴证。所以，若不理解伤寒这个病，怎么可能真正懂《伤寒论》？就像杨麦青先生所说，不懂传染病，就不会懂《伤寒论》。
《伤寒论》，是可以发挥治百病的。所以我说：真懂六经，半部《伤寒》治百病。但前提是：要弄清伤寒其病的本义。
1984年亳州会议期间，笔者曾经向钱超尘和梁俊（时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副所长）先生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通过考据，回答2000年中医界的疑惑：伤寒其病和伤寒其量。但两位先生表示，他们不从事临床工作，有些问题难以定夺，光靠文献考据不够。所以，笔者一直留心这两个问题。没想到，1985年笔者考取了周仲瑛老师的博士生，研究流行性出血热，使第一个问题不攻自破。在那里，实践经方本源剂量，又使笔者对第二个问题有了深刻的感悟。后来，1995年笔者在《中华医史杂志》上发表的《神农秤考》，对本源剂量已经很有底气。再之后2009年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项目，终于有机会在急危重难疾病中，用循证医学证实了张仲景本源剂量的可信性，从临床角度用循证研究，实现了本源剂量研究的历史性突破。发表了专家共识，圆了笔者的剂量梦。但自从笔者发表了《从流行性出血热看“伤寒”其病》以来，始终觉得论说不够圆满，尚未回答《伤寒论》里为什么也有好多一般外感疾病的论述。最近重温桂林古本，终于“前嫌”冰释。
宋本、唐本《伤寒论》，因非仲景原貌，极易产生困惑。困惑就在于：因为是割断本（把《伤寒杂病论》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所以让你看不清《伤寒杂病论》之原貌；因为是残缺本（没有杂病例、没有六气内容），使你会误认为《伤寒论》所治仅有外感病。桂林古本《伤寒论》，即使是伪书，作者亦是深得仲景精髓之高手。明知是伪书，亦足以解吾心中几十年之困惑！其作者足以称仲景之功臣！其著作若叫作《论广伤寒杂病论》，或可成为千古名著矣！评桂林古本《伤寒论》：伪不伪，治病若效伪就伪；效不效，临床验证最干脆。横批：唯效是从。
崇尚经方传一脉，用精时方好气派。问我属于哪一宗，知行合一效方派。
《伤寒论》之活用
不学长沙，医之所病病疾多；不懂经方，患之所苦苦道少。真懂六经，半部伤寒治百病；真懂中医，万千变化总阴阳。中医经典，若把它当成金科玉律，无异于作茧自缚，若把它当成智慧源头，方涌出汩汩活水。
纵览时，六经可统帅百病；横看时，一病有一病之“六经”。什么意思呢？百病均可按六经辨，按经方治，这没有问题，但这是通治法。若具体到每一个病，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有其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只有把每一个病的规律找到了，治疗才更有针对性，疗效会更加提高。所以笔者认为：一病有一病之“六经”。对现代疾病，一个病一个病地总结其规律，按其规律和发展阶段，恰当地选择和应用经方，就是对经方最大的活用。
《伤寒论》之方，本即治百病之方，仲景独取其治伤寒耳。《兰台轨范·凡例》云：“盖《伤寒》诸方，当时本不专治伤寒，南阳取以治伤寒之变证耳。学者当合《金匮》《伤寒》两书相参并观，乃能深通其义，而所投辄效矣。”由是观之，当今之病，依病之规律，抓住病机，精选古方，分期分证而治，即是今之《伤寒论》。何须按图索骥，刻舟求剑，以今之杂病，生套《伤寒论》之经文乎？
以六经辨杂病：原本《伤寒》《金匮》分，奈何六经辨杂病？盖缘《金匮》遗失久，得时《伤寒》已流行。（注：仲景杂病部分久已失传，直至北宋，翰林学士王洙才发现《金匮玉函要略方》。此时，以六经辨杂病已流行甚广。）
方证相应，应在病机上。根据证的核心病机使用经方，以应对现代疾病，是谓经方新用。且勿以伤寒外感之条文，套用内伤之杂病。
盲目崇信独尊经，不知仲景最知行。倘若医圣天有灵，定会劝君与时进（注：明代王守仁，倡知行合一，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和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说教，是实事求是的典范，是务实求效的楷模，值得吾辈恭诚致敬）。
伤寒本一病，辨期分六经。识得个中昧，经方治万病。经方派虽多，总以病机合。不解长沙意，皓首依蹉跎。
古人之病，不似今人庞杂，亦少老年病、慢病。即使急危重症，也绝少杂合干预，故治亦单纯。今之为医，针对庞杂疾病，必以古方为参照，而另辟蹊径，探索新法。
回到经方，是因为要知道中医处方的始点，但一定要把始点当成新的起点。
仲景给了我们两个诊病模式：一是伤寒模式（笔者认为伤寒与流行性出血热极其类似），把疾病发展过程分成六个阶段（笔者称之为态），每一阶段再精细化分型（汤证）。二是金匮模式，对一个主症（如水肿、黄疸、呕吐等）精细化辨病。虽然当时的条件，准确诊断疾病不易，但仲景在尽力分辨，如黄疸、黑疸、谷疸、女劳疸等等。所以，金匮里有很多辨病方。
笔者认为，仲景的贡献不仅仅是有效的方药，还应该包括辨病的思维模式：即对外感病的分期、分证模式和对内伤杂病的抓主症、辨证候模式。六经是仲景用伤寒这种传染病给后世提供了一个研究的范式：即把伤寒病演变的过程概括成6个阶段（分期），然后根据6个阶段的核心病机归纳出纲领证、常见证及变证，再据证立法立方。是集古方、众方于一病治疗的集成创新的典范。温病学家，如叶天士也采用了这种模式，用于其他类型的温病，而总结出卫气营血的规律。所以，对一个疾病，按照疾病的发展过程来分期、分证，是仲景对后世的最大的启发和最大的贡献。硬是以六经统治百病，既不符合仲景原意，思维上也有失偏颇。
一部《伤寒论》，演绎万万千。注释上千部，几人治伤寒？皓首又穷经，伤寒难上难！方证为核心，因机溯源看，结合现代病，找准药靶点。死书活人读，莫被书困翻。
经方之窘境
经方，药少而精，药专力宏，历经千百年而弥新。经方在日本，无须像新药一样，走研发程序，而是视为经典药方，整建制搬到药典里来，应用于临床，销售于世界。而在中国，任何一个经方做成中成药，都要严格走新药研发和审批程序，否则视为违法。这就大大限制了经方的开发和应用。这些年，经方的学习和传播有所进步。但临床应用上，仍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用量的限制。如经方的多数药物剂量范围，远远比现代宽泛，而现代药典中规定的剂量整体偏小且限定严格，严重影响了经方的疗效。特别是经方中有毒药物的使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严格限制，剂量大大减小。如乌头、附子、水蛭等，而有些有毒药物，医院完全没有，如甘遂、大戟、芫花等。这样，虽然说是用经方，但有的只有经方之药，而无经方之量，有的甚至根本就抓不到经方之药，怎么能够谈得上经方之效呢？所以，要想真正发挥经方的神奇功效，服务于中国人民，服务于世界人民，就要重新审视对于经方的政策，就要放开对应用经方的束缚。
当然，从国家的层面，加大研究之投入，加大开发之力度，加快开发之速度，全面考虑、顶层设计、分步实施，是当务之急。时代呼唤经方，医改需要经方，百姓受益经方。经方大发展的时机到了。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4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