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害承制”析义
《素问·六微旨大论》载：“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五行的意义包含借着阴阳演变过程的五种基本状态。中国古代哲学家用五行理论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体现了原始的系统论。五行中相生、相克关系说明了世界万物之间存在着生化和制约关系，从而维持动态平衡。五行中的任何一行过度亢盛，会破坏平衡，导致危害；通过相克关系形成制约，使过亢之气恢复平衡；制约之后系统恢复协调，促进新机能的生成。全句说明五行生克制化的动态平衡机制。
古代哲学家把五行学说作为宇宙的普遍规律，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循环运动并非杂乱无章，各行其事，而是步调相应，井然有序。而维持这种动态的有序的运动是由于自然界内部有一种生化和制约并存的自稳调节机制，“阴平阳秘”“亢害承制”就是一种“内稳态”现象。
五行学说渗透到中医学领域，成为认识自然和生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构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元末明初医学家王履在《医经溯洄集》中对“亢则害，承乃制”理论作了深刻的阐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亢则害，承乃制”是“造化之枢纽”，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在不断运动和不断变易的，宇宙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东西。“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唯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测，莫测故不息也，可常则息矣”，所以“造化之常，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亦无制焉耳”。
二是天地万物的变化，必须相互协调和平衡，才能维持自然界的正常生化。“尝观夫阴阳五行之在天地间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强者折之，弱者济之，盖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这一调控机制存在于自然界内部。
明代张介宾《类经图翼》记载：“造化之几，不可无生，亦不可无制。无生则发育无由，无制则亢而为害。生克循环，营运不息，而天地之道，斯无穷已。”必须生中有制，制中有生，才能运行不息，相反相成。
两位医家对于“亢害承制”理论的演绎和发挥，可谓鞭辟入里，入木三分。
“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
根据“天人合一”理念，“亢害承制”也是人体的自稳调控机制。王履认为“亢则害，承乃制”不仅是“造化之枢纽”，还可以引申至人体，如“亢而自制”则使“五脏更相平”；“亢而不能自制”则发而为病，故用汤液、针石、导引之法以助之，制其亢，除其害。他在《医经溯洄集》中进一步深化这一理论，建立辨亢盛之所在、察承制之失职、明标本之先后、定补泻之节度的四步分析法，运用于临床实践中，切中辨证论治之肯綮。
国医大师裘沛然认为，人体本身存在一个调控系统，具有自我防御、自我抗病、自我修复、自我调节四大功能，人体依靠这些自稳调节功能维系着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而这些功能的发挥，必须以心境泰然、神志安定、充满乐观和信心为前提，否则反而导致疾病的加速恶化。当今社会存在着过度检查、过度治疗以及滥用药物和来自多方面的心理压力和紧张，是破坏人体自稳调节功能的主要原因。因此，治病必先治神，若病至“神不使”时，必不可治。人要恢复、完善调控机制，必先养神，缓解身心压力，恢复人体“自我调控”功能，“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有研究证明，精神状态可以影响人体免疫力。当人处于长期精神压力、抑郁或焦虑状态时，身体会分泌一种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过量的皮质醇会抑制免疫细胞的活性，降低抗病毒和抗癌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积极情绪有助于促进免疫球蛋白A的分泌，其抗体成为黏膜免疫的重要防线。
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生物体内确实存在着一个奇妙的平衡协调系统，为了达到平衡协调，体内有极复杂精确的物质形态变化的机制。任何方面稍有偏颇不调，就会产生疾病，甚至死亡。体内各器官通过反馈、神经和体液等很多机制来维持平衡协调。科学家称体内平衡协调作用为“内环境稳定”功能。
中医阴阳五行理论可以理解为多层次稳态平衡模型；五行理论可以解读为多系统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调节模型。《黄帝内经》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免疫学认为，人体保持健康的原因来自于我们自身免疫力的保护。但过度免疫反应会导致自身免疫性疾病，免疫不足则容易感染。
“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从免疫学角度理解，“亢”就是过度免疫反应；“制”就是控制过度免疫反应，防止误伤人体器官，这就是“调节性T细胞”的功能；“制则生化”即当制衡成功后，系统重新进入生发化育的正常状态。人体依靠这些自稳调节功能维系着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同时改变人体免疫环境，提高了生命活力。科学家称体内平衡作用为“内环境稳定”功能。
由此可以进一步理解，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肿瘤）的关键不只是精准打击，而更加重要的是调节免疫系统精妙的协调平衡。这一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守中致和”思想不谋而合。因此有人说“免疫之道，在于‘守中致和’”。中医就是通过扶正祛邪方法达到调节人体阴阳和谐平衡的治疗目的。
西医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对抗医学”，“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而中医是“调和医学”，强调“以中和为贵”，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有哲人说，科学的终点是哲学，其实科学与哲学是双向滋养互动关系。自然科学以经验为基础构建理论体系，但需要哲学提供认知框架；哲学通过吸收科学成果实现自身发展，并反哺科学以方法论指导。中医学通过实践经验的积累，同时吸收当时中华哲学思想，从而构建了中医学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体系。
“亢害承制”的临床运用
中医治病的总目标为“致中和”
对中医来说，治疗疾病的目标是采取各种治疗措施，调节因内外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而产生的种种偏盛偏衰，强者折之，弱者济之，抑其亢，扶不足，最终达到“致中和”的目的。何谓“致中和”？《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谓“致中和”，致，达到的意思；中，中正平和、不偏不倚；和，和谐协调的状态或境界。“致中和”，达到天下大道的理想境界。对于治疗疾病来说，就是脏腑气血阴阳恢复“中和”的状态，就恢复了健康，正如张仲景所谓“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
中医治病大法为“调其不调，和其不和”
张介宾《景岳全书》载：“夫百病皆生于气，正以气之为用，无所不至，一有不调，则无所不病。故其在外则有六气之侵，在内则有九气之乱。而凡病之为虚为实，为热为寒，至其变态，莫可名状。欲求其本，则止一气字足以尽之，盖气有不调之处，即病本所在之处也。”又载：“夫所谓调者，调其不调之谓也。凡气有不正，皆赖调和。如邪气在表，散即调也；邪气在里，行即调也；实邪壅滞，泻即调也；虚羸困惫，补即调也，由是类推。”《景岳全书》“和略”记载：“和方之剂，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亦犹土兼四气，其于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即指一切致病因素而导致人体的脏腑气血阴阳失和而采用的“和其不和”的方法。
中医治疗疾病的方法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大方法。其中广义的“和”法，可以概括所有的治法。程钟龄在《医学心悟》中说：“一法（和法）之中八法备也；八法之中百法备也。”他总结治疗法则：“有清而和者，有温而和者，有消而和者，有补而和者，有燥而和者，有润而和者，有兼表而和者，有兼攻而和者。和之义则一，和之法变化无穷焉。”
张仲景“和”思想运用于治疗之例证
和营卫。《伤寒论》第53条：“荣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荣卫和则愈，宜桂枝汤。”桂枝汤乃调和营卫之经典名方，最得和法之机抒。
和胃气。《伤寒论》第70条：“发汗后，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张仲景告诉我们，对于虚实兼夹之证，当以和胃气为治。
和少阳。《伤寒论》第96条：“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胁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胁下痞硬，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小柴胡汤主之。”少阳位于半表半里，非和法不足以祛其邪，和其表里。
和津液。《金匮要略》：“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痰饮者阴邪也，阴病治阳，用温药以利气化，化解饮邪。
和表里。《伤寒论》第93条：“太阳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里未和，然后复下之。”经文提示，针对表里同病采用和解表里的用药法度。
和上下。《伤寒论》第173条：“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黄连汤治疗上热下寒的病证，其中黄连与干姜配伍，相反相成，最得和法之精妙。
《道德经》云“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万物均含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达到“中和”的境界，才有自然界的生生化化。以上所举足见张仲景临证善用和法。和法的本质是损有余、补不足，抑过亢、益羸弱，调不调、和不和，体现了经方运用中的哲学理念。
现代临床运用举例
中医治疗疾病不是直接地单纯地针对实体性病因的，而是综合地针对致病因素作用于机体产生的反应、形成的证候，通过辨证施治，以求恢复机体的协调平衡。例如新冠肺炎是一种新型的病毒造成的疾病，西医的治疗思路是寻找病原体、研发抗病毒药物、创制疫苗。中医的思路是根据新冠病毒所造成的临床表现，采用“审证求因”的方法，探索中医学概念下的病因，然而通过辨证论治手段制定治疗方案。当新冠肺炎发生发展过程中由于免疫过度反应而出现“炎症因子风暴”现象，就是“亢则害”的病机表现，如果不及时“承制”就会出现攻击多脏器功能乃致衰竭危象，治疗必须采用斩关夺隘之法，或抑其过亢，制邪毒鸱张之势，或扶其不足，济羸弱于式微，恢复至“中和”状态，冀入“制则生化”之坦途。
中医理解人的生理病理现象，如果不能调节了，生命也就随之结束；能正常调节的就是健康的；有调节但不完善的叫疾病。中医的原理是调动自我痊愈能力而达到治病的目的。未来，医学应该把注意力、诊疗思想放到自身调节能力、抗病能力，即自我痊愈能力上来。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6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