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邓铁涛诞辰110周年。邓铁涛(1916~2019年)既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亲历者,更是中医药事业从艰难求存走向振兴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和引领者。他行医 80余载,以精湛医术济世活人,以赤诚之心守护中医;他秉持“生是中医人,死是中医魂”的坚定信念,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多次挺身发声,将个人的医学理想融入民族医药振兴的历史进程。
一代国医大师的精神品格,既是其毕生躬行的真实写照,亦是特定历史与地域文化共同孕育的结果。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邓铁涛,深刻洞察其在时代变革中如何坚守中医根脉、回应现实挑战,又如何将个人的学术追求融入中医药事业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从历史与文化的视角探寻邓铁涛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既是对一位中医大家的深切缅怀,也为今天思考中医药传承创新之路提供了历史参照和时代力量。
广东地域文化孕育其学术品格
广东背靠五岭,面朝南海,有着全国最长的大陆海岸线,在古代被誉为瘴疫之地,生存条件极为艰苦,唯有向海而生,与风浪搏击,才有活路,其沿海地区遂成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中外贸易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门户,由此孕育了“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地域文化精神。
近代以来,广东更成为中西文化交汇、社会思想变革的重要地区。回顾整个中国近代史,诸多影响深远的变革思潮与革命实践在广东萌发。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近代史上那些引领时代的风云人物,很多出自广东。正是因为广东精神的独特性,自20世纪70年代末,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大局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早慧的邓铁涛出生、成长于这样的地域文化环境,亦养成了其“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精神特点。在探求岐黄之路上,面对中西医学的差异,他既坚持中医理论体系,也主张吸收现代医学。1959年邓铁涛围绕脾胃学说开展临床与实验研究,在他看来,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唯有立足临床、相互借鉴,才能拓展对疾病的认识。
这种开放的态度同样体现在他对传统中医理论的研究中。1961年他首次提出“五脏相关学说”。面对传承与创新的关系,他没有把经典视为不可更改的定论,而是坚持从临床出发,辨析传统理论的价值与局限,推动中医理论在实践中发展。
立足中国中医,亦放眼世界。2003年11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中医基础理论构建与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上,邓铁涛提出“向国际接轨”转变为“与世界双向接轨”,展现了对中医的自信。2005年,89岁高龄的邓铁涛出任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专项有关项目首席科学家,继续推动中医理论的继承与创新。可以说,“开放包容,敢为人先”体现在他一生的学术研究中,是成就其大医的重要精神支撑。
家学渊源涵养其医者仁心
家学是邓铁涛走上中医之路的起点,亦是其医德与治学精神的重要源头。1916年,邓铁涛出生于广东开平一个中医世家。祖父邓耀潮经营中药,父亲邓梦觉以医为业。自幼耳濡目染,中医药融入邓铁涛的生活日常。年少时,他常随侍父亲诊病,亲眼看见患者带着病痛而来,又在治疗后重获健康。这些经历使他逐渐认识到,医学不只是一门治病的学问,更是一份关乎生命的重托,唯有高尚的医德才能承载这份责任。
邓梦觉师从岭南伤寒派名医陈庆保,研习《伤寒明理论》,又广泛研读《温病条辨》及王孟英等医家的著作。他虽出于伤寒师门,临证却不拘门户。在邓梦觉看来,经典是行医的根基,而辨证施治、解除患者疾苦,才是学问的落脚点。这种重视经典而不拘于成法、注重疗效而不囿于门户的治学态度,给少年邓铁涛留下了深刻影响。
受家学熏陶,邓铁涛养成了广泛阅读、勤于思考的习惯。他形容自己年轻时课外读书“饥不择食”,既读中医典籍,也广泛涉猎文史哲及自然科学知识;遵循父亲“早临证、重跟师”的教导,向不同学派的医家学习。读书求其理,跟师察其用,临证最终是为了救人。1986年,他主持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带领团队开展重症肌无力临床与实验研究,相关成果于1992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在邓铁涛看来,医者唯有精研医术、审慎临证,才能真正承担患者的生命之托。
邓铁涛常说:“我的成就中有一半是病人给的。”他把患者视为老师,认为医家的经验来自长期诊疗,也来自患者的信任与配合。把患者的病痛放在心上,认真对待每一次诊察与处方,正是他所理解的“恫瘝在抱”。晚年,他在遗嘱中写下:“我能留给儿孙最大的遗产为仁心仁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份遗产,承接着父辈的医道,也凝结着他一生为医为学的体悟。
从少年时追随父亲行医,到晚年坚持临床诊疗、救治危重患者,邓铁涛始终没有忘记从医的初心。家学传给他的不仅是岐黄之术,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对学问的求索和对患者的责任。他将“厚德博学、精诚济世”的家学精神融入终身实践,以厚德涵养仁心,以博学夯实医术,以精诚之心钻研医学,最终将毕生所学奉献于解除患者疾苦、服务人民健康的伟大事业之中。
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淬炼其家国担当
要理解邓铁涛为何始终把振兴中医药事业视为己任,必须回到他求学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回到近代中医教育在时代变革中艰难自立的历史现场。
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新教育法令将中医排斥在医学教育体系之外,激起全国中医药界抗争。粤港中医药界同仇敌忾,于1924年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现广州中医药大学),谋中医之救亡图存。学校以“上医医国,先觉觉民”为校训,将医学人才培养与民族文化传承、社会发展联系起来。
“上医医国”出自春秋《国语》。在新文化运动否定传统文化、否定中医的思潮下,创院先辈提出上医医国,一方面强调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脉,挽救中医就是挽救传统文化,就是从根和魂上救国。另一方面,正如该校老校长卢乃潼先生在1924年开学典礼上所言,“以养成中医药之人才,而举国皆登仁寿域矣”。
“先觉觉民”化用《孟子》语。创院先辈希望岭南中医学子要做中医药事业振兴发展的先觉者,传统中医药必须与现代文明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通过办学校、办医院、办科研院所才能争取生存和发展的主动。所谓觉民,就是让老百姓觉醒,让老百姓相信中医、使用中医,让中医成为日常生活,成为老百姓的生存系统,即为弘扬中医药文化。
1932年,16岁的邓铁涛进入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在先辈们的言传身教中,“上医医国,先觉觉民”逐渐成为他为之奋斗终生的中医救亡图存之梦,中医复兴之梦。
1937年邓铁涛毕业时,因学校被要求改称“学社”,毕业证书加盖的是“广东中医药学社”印章。邓铁涛拒绝领取,以示抗议。对这位刚刚走出校门的青年而言,这不仅关乎一张文凭,更关乎中医教育能否获得应有的地位。
1938年日军轰炸广州,邓铁涛随家人避难香港,借用药材行会址开办中医夜校,坚持传授中医知识。1941年香港沦陷后,他辗转返回广州,以医生身份为掩护,参与东江纵队驻广州地下交通站工作。战火中坚持办学,是为了延续中医薪火;投身抗日救亡,则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与未来。
新中国成立后,邓铁涛重返中医教育岗位,至1964年一直在广东省中医院开展临床工作。1958年,邓铁涛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更加自觉地将个人医学追求与国家发展、人民健康联系起来。
邓铁涛持续为中医药事业建言献策。1984年,他以一名“中共党员中医”的身份致信徐向前元帅,反映中医药面临的困境,呼吁采取措施推动中医发展。1990年,面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可能被撤销的情况,他联合路志正等七位名老中医上书,提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职能“只能增加,不要削弱”。1998年,针对中西医药院校合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再次联合七位名老中医上书,强调中医药教育与发展必须遵循自身规律。2003年“非典”肆虐,他建议中医药参与抗击“非典”,推动中医药在重大疫情救治中发挥作用。邓老多次上书所涉问题从教育、管理体制到临床救治等各不相同,但他所关切的始终是中医药能否获得发展的条件,能否在人民需要时发挥作用。
求学时,邓铁涛见证前辈为中医教育抗争;走出校门,他在战火与基层生活中拓宽了视野;此后又持续为中医药事业发声。从救治一人之疾,到谋求一业之兴,这份超越个人得失的责任担当,正是“上医医国、先觉觉民”精神在他一生中的深刻体现。
广东省中医院成就其事业理想
广东省中医院与邓铁涛的母校同出一脉,是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附属医院,创建于1926年。1953年前学校与医院实行一体化管理,形成了近代岭南中医药教育、医疗与学术发展的重要根基。邓铁涛实习于广东省中医院,毕业后长期授业于此。
回顾广东省中医院的百年发展历程,先后经历了“创院立业,救亡图存”的民国时期、“流离赓续,艰难复院”的抗战时期、“国有改制,涅槃重生”的建国初期、“改革开放,中兴崛起”的改革时代、“中西结合,跨越发展”的新世纪初。党的二十大以来,医院迈入“中西融合,引领复兴”的新时代。如今的广东省中医院已成为全国中医药行业的标杆、现代化综合性中医医院的典范,正在建设国家医学中心、贵州、海南、珠海三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在广东中医药强省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中医药高地建设、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建设中发挥着排头兵作用。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时,对广东省中医院作为主要参建单位的中医药广东省实验室(横琴实验室)整合多学科先进技术,助力中医药走向世界的做法表示肯定。 广东省中医院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始终坚守“上医医国,先觉觉民”的创院精神和“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创业精神、始终坚定中医药文化自信、始终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奋进的历史。 在广东省中医院的创新发展历程中,邓铁涛倾注了大量心血。
20世纪末,邓铁涛注意到一些青年中医经典读得少,跟师临证不足,中医思维能力薄弱。如何让青年医生真正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本领,成为他寝食难安的问题。他提出“大温课,拜名师”,主张汇聚全国名老中医资源,建立有组织、有层次、可持续的人才培养机制,他把希望寄托在广东省中医院。时任医院院长吕玉波积极支持这一倡议,推动医院开展名医拜师和人才再教育实践。
1999年,广东省中医院医生杨志敏携带邓铁涛与吕玉波共同签署的邀请函,赴吉林长春邀请全国名老中医南下广东收徒传艺。2001年,广东省中医院启动“名医工程”,首创“跨地区拜师”“集体带、带集体”“一代带二代”“脱产跟师”等师承模式,推动传统师承与现代院校教育有序衔接。2005年,邓铁涛亲笔题词“铁杆中医的黄埔军校”,表达了他对广东省中医院人才培养的肯定和自己期望实现的欣喜。
邓铁涛还强调在全院营造读经典、做临床、跟名师的氛围。在他的建议下,广东省中医院开展“温书工程”,组织医务人员重温中医经典,并通过“中医年”“中医提高年”“中医巩固年”等扎实举措,强化中医理论学习和临床能力训练。邓铁涛本人也拿出积蓄支持人才培养。2006年,霍英东捐赠500万港币,支持广东省中医院“邓铁涛中医药人才培养基金”。由名医倡议到医院实施,再到社会力量参与,中医人才培养逐渐有了持续推进的机制。
与此同时,邓铁涛一直密切关注中医院怎样发展现代诊疗能力。1998年底,广东省中医院引进美国加州大学相关人才,建设心脏外科手术中心,吕玉波专门征询邓铁涛的意见,这位以“铁杆中医”著称的老中医积极支持,还亲自参与围手术期的中医治疗。在他看来,吸收现代医学成果与坚持中医立场并不矛盾,关键是能否发挥各自所长,提高患者的治疗效果。2005年,广东省中医院脑血管病中心成立,邓铁涛题词“中西内外,比翼齐飞”,对广东省中医院走中西医协同融合发展之路给予了坚定支持。
随着医院的发展,在邓铁涛的支持下,广东省中医院成立“传统疗法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杏林寻宝”活动。2010年,医院开设“中医经典病房”,探索用中医药治疗危急重症和复杂疑难疾病,邓铁涛极力支持,医院开展治未病工作时,他专门题词“上工治未病”。
在邓老的鼎力支持下,截至2026年,共有212名老中医在广东省中医院带徒,跟师弟子1352人次,建成123个名医工作室,设立18个流派传承工作室。名医大家的学术思想、临证经验薪火相传,一批批青年医生在读经典、跟名师、做临床中成长成才。邓老用一生见证了广东省中医院的发展,他的理想也在此得以实现。他生前多次指出,中医药起源于黄河流域,发展于长江流域,振兴于珠江流域,原因就是广东省中医院以自身的改革实践持续引领着中医药事业的发展。
回望邓铁涛的百年人生,岭南向海而生、兼收并蓄的地域文化,涵养了其开放包容、敢为人先的学术品格;中医薪火相继、德术并重的家学传统,铸就其厚德博学、精诚济世的医者仁心;近代中医救亡图存的时代境遇,加之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治学熏陶,淬炼其上医医国、先觉觉民的家国担当;而与广东省中医院相交织的事业实践,使其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理想追求得以延续发展。
今天,传承邓铁涛精神就是要继承他对时代的立场与担当。坚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以患者需求为导向、以提高临床疗效为核心,推动中医药与现代医学优势互补、协同发展,让中医药更好融入疾病预防、诊疗、康复和健康促进全过程,为更好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健康福祉贡献力量。
载自《中国中医药报》2026年11月20日
